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

以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中国超大城市的代表,探讨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要高于常住户籍人口,且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错位形态存在差异。分行业来看,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公共服务业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而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由计量分析发现,住房价格水平、就业集聚规模、高端产业比重和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差异均产生相似的影响;而租赁户数比重和低端产业比重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则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广州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变化分析

广州市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也是“珠三角”外来人口的主要流入地。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州市的非户籍常住人口规模高达476．0万人,占广州市人口总量的37．47％。而且,通过与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的对比发现,广州市非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地区分布、家庭户比重、行业及职业构成等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非户籍常住人口构成的这些变化,对广州市的外来人口管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人口的户籍现状与分区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文章描述分析了2000年人口普查所反映出的户籍的基本状况和地区差异,指出东南沿海地区与北京等特大城市是户籍状况最复杂的地区。文章介绍了各地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取向的空间差异,认为目前可以分成基本开放户籍、降低入户“门槛”与没有实质开放三种类型。指出在户籍状态不太复杂的地区应抓紧户籍制度改革,及时采用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在户籍状态复杂、外来人口聚集的地区应采取稳妥的政策,分人群、小区域、分阶段逐渐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两种户籍身份外来人口及其社会医疗保障获得

本文通过对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身份的外来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医疗保险获得的比较发现,代表着城乡分割体制因素的户籍差异已不是影响他们获得社会医疗保险的决定性因素,另一个制度变量——合同的签订,正在取代户籍制度发生着作用。这也意味着城乡分割的分析框架开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外来人口社会保障获得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寻找一些城乡分割因素之外的原因。     

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运用多层次Logit模型分析影响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的个体因素和迁入地因素。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迁移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城城迁移所占比重的上升导致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户口类型等因素对迁移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迁移更多地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由于外来人口在就业和工资收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加之迁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并且其预期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脱离;城市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对非正规部门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减小了潜在迁移者的迁移概率。     

日本户籍制度与居民基本台账制度及其对完善我国户籍制度的启示

由于世界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理念等方面的原因,户籍制度并不是所有国家掌握人口情况、有效实施社会管理的唯一模式,而日本是实行户籍制度模式的发达国家之一,其户籍登记制度的历史背景及实施的模式与我国有许多近似之处。因此,对日本户籍制度作一深入、全面了解,并与中国户籍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在对日本相关法律文献分析研究基础上,对包括户籍制度和居民基本台账制度的日本户籍体系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述,通过与中国现行户籍制度比较,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实践,对我国实行户籍制度的合理性、户籍体系的构建、户籍编制单位、户籍登记事项的确定、违反户籍制度的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     

地区收入差距、人口流动与刑事犯罪率

本文将地区收入差距、人口流动分为省内与省际收入差距、省内与省际人口流动，分析了它们对省级层面刑事犯罪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随着省内和省际收入差距扩大、省内和省际人口流动规模扩张，刑事犯罪率会显著上升，且省内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对刑事犯罪率的影响分别比省际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大。（2）失业率、离婚率、城镇化水平、人口性别比、房价的提高会显著推升刑事犯罪率，受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刑事犯罪率，司法支出和人口密度对刑事犯罪率没有实质性影响。（3）人口流动对刑事犯罪率的作用机制会受到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一系列降低刑事犯罪率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的微观健康效应——户籍转变对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的影响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Order Pr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考察户籍转变对18～59岁农业转移人口超重肥胖、抑郁倾向和自评健康的影响,利用倾向值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户籍转变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BMI偏瘦和正常的概率,提高了其BMI超重和肥胖的概率;户籍转变在10%的显著水平上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抑郁倾向的概率,对自评健康无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显示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户籍转变对高年龄、低受教育程度和低收入农业转移人口超重肥胖的正向效应更强,对低受教育程度人口抑郁倾向的负向效应更强。影响机制初步分析发现户籍转变会通过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和收入提高其超重肥胖风险,会通过提高其收入降低抑郁风险。基于此,政府推动城镇化过程中应当注重户籍转变带来的健康负面影响,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素养,加强健康教育,缩小城乡居民的健康差距。     

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性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合的主要制度性障碍。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所造成的歧视性排斥．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与探索,并对推动城市户籍改革、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提出四个基本的思路,包括：第一,使户籍制度逐步与相关福利制度脱钩;第二,对外来人口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实行渐进性的增量改革;第三,扩大从外来移民到本地户籍人口的制度通道;第四,推动城市户籍改革和区域户籍改革的联动。     

广州市外来白领群体现状分析

文章根据历次人口调查资料,描述了外来人口当中的白领群体的基本特征,指出他们是介于本地人与外来蓝领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导致他们虽然长期生活在大都市,并且非常可能长期居住下去,但又不容易完全融入居住地的困境.文章指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给长期居留的外来白领城市户籍,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