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的探索

理论上终身生育率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理想指标,但由于时滞问题而难以运用;实践中采用的总和生育率用不同年龄妇女生育率加总进行替代,虽然简便易行,却存在一定偏差。与现有的利用总和生育率推算终身生育率的研究有别,本文尝试利用真实育龄妇女队列的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依据1950²011年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发现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这表明,应用初育年龄可以及时提供妇女终身生育率的可靠信息。     

中国生育水平的空间与社会趋同研究——基于“五普”和“六普”微观数据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以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采用35岁妇女平均曾生子女数作为终生生育率的估计指标对当前中国的生育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妇女的终生生育率为1.52,通过教育部9岁学龄儿童人数估算的妇女终生生育率也介于1.5¹.6之间,因此,当前中国已经处于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族、文化教育程度、职业、城乡、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有趋同的发展态势。     

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变动及预测

人口出生水平取决于生育水平、 生育模式以及育龄妇女比重.文章利用1980—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的初育年龄对其终身生育率进行预测,并据此测算1990年、2000年以及2010年三个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口出生率,结果表明,这三个年份的出生率估计值均能够以较小的误差接近由总和生育率计算得到的人口出生率真实值.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解释了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持续下降以及近十年来始终处于低水平的现象,是由30岁以下的年轻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 生育模式(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和占总人口比重共同下降所致.考虑到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文章还模拟了高、 中、 低三种预测情景下2011—2050年中国人口出生规模的变化,指出即使在文章设定的高生育水平方案下,人口出生规模也只能在短期内实现回升.因此,为促进未来人口出生数量渐进增加,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目标仍须适当提高.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与应用研究

本文以时期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为基础,提出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并通过1950～1981年全国妇女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数据验证其可行性和可靠性。在实际应用中,可用该估算方法研究递进生育模式及其相关问题,尤其是在调整生育政策的时间窗口,估算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以及符合生育政策但尚未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为政府制定生育政策和人口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调研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湖北鄂州、黄石、仙桃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人口年龄构成对生育指标的影响

生育指标与人口年龄构成有关。作生育指标的动态分析或者比较不同地方的生育指标时要考虑人口年龄构成的影响。 一、人口年龄结构对出生率的影响 出生率说明人口出生水平,结合死亡率可分析人口自然变动情况,但用出生率说明生育水平时要考虑年龄结构的影响。出生率=育龄妇女(普通)生育率×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出生率受普通生育率和育龄妇女比例两个因素的影响。因此用出生率分析生育水平时要考虑人口年龄构成的影响。以上海市卢湾区资料为例,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例1960年最低(21.37％),1980年高达29.76％。用1951年人口构成算得的1960年校正出生率为28.63‰,比1960年实际出生率高     

中国双生子出生的人口学特征研究

双生子出生是普遍存在的小概率生育事件,双生子研究逐步受到人口学界的重视。本文利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的生育数据分析双生子出生的人口学特征,并与单胎生育特点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989年中国育龄妇女的一般生育率为78.83‰,双胎出生率为7.81‰。虽然生育率和双胎出生率都与女性生育年龄和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但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随年龄变化模式,属于两种不同的生育事件,双胎出生率在妇女30³4岁以前随着生育年龄的升高而上升,并且主要是由增加异性双生子对与同性双生子对的比例贡献的。     

中国双生子出生的人口学特征研究

双生子出生是普遍存在的小概率生育事件,双生子研究逐步受到人口学界的重视。本文利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的生育数据分析双生子出生的人口学特征,并与单胎生育特点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989年中国育龄妇女的一般生育率为78.83‰,双胎出生率为7.81‰。虽然生育率和双胎出生率都与女性生育年龄和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但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随年龄变化模式,属于两种不同的生育事件,双胎出生率在妇女30~34岁以前随着生育年龄的升高而上升,并且主要是由增加异性双生子对与同性双生子对的比例贡献的。     

2000-2010年中国育龄妇女生育完成度变化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不论在社会活动领域还是家庭领域的地位都有了质的变化。妇女可以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活动,有的妇女在家庭领域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丈夫。尽管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了,但与男性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水平呈负相关,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影响更显著。由于教育的影响,妇女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时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章利用最近两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研究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的完成度变化情况,并对中国目前TFR很低的现象做了解释,据此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升到更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