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地禀赋与流入地融合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定居意愿是衡量流动人口转向稳定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实则包含了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两方面的内容。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通过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的方法,重点从与制度结构相关的“户籍地禀赋”与“流入地融合”两个维度,分析流动人口“居留-落户”的定居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地禀赋性因素的“回流”效应和流入地融合性因素的“拉动”效应对流动人口不同层面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责任、情感、伦理相关的户籍地禀赋性因素以及与经济融入、社会与文化接纳相关的流入地融合性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与财富价值相关的户籍地禀赋性因素以及与城乡区位相关的流入地融合性因素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制度融入因素、生活融入因素、身份认同因素则对两个维度的定居意愿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对于具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政府应该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激发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建设、增强对流入地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接纳等融合水平;对于没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也需为其“回流”后在户籍地的再次融入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环境。     

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使用嵌套Logit模型,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地域单位,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讨论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且部分相同变量对两者具有不同作用;流动者个体所能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经济回报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地级特征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作用表明地区层级特征对流入地选择机制有异质性影响。结论认为,研究流动人口的不同问题时先要考虑使用流量样本还是存量样本;社会经济"预期回报"而非纯粹的"预期收入"是吸引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流入地选择是流动者基于个体特征、结合流入地特征而做出的综合性的理性决策。     

中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报告——基于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

改革开放30年来,人口流动规模持续增加,对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全面了解我国流动人口生存状况、准确把握流动人口发展规律和趋势,不断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09年7月启动了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本次调查立足流入地,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太原获得21771户流动人口家庭、47461名流动人口的相关信息。本文基于该次调查的原始数据,分析总结了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活居住、劳动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内部生活满意度差异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正逐渐成为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具有较为不同的客观经济社会属性和主观认知特征,而其生活满意度又将影响其未来的市民化决策。本文基于2012年江苏省外出青年农村流动人口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内部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年龄差异。对于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子,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客观属性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而主观认知的不同则更多体现了时代背景的变化。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与差异——基于潜类别分析的方法

文章以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利用潜类别分析(LCA)的方法探索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模式,同时还探究了不同身份认同模式之间的人口学差异.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模式可以划分为拒绝型、一致型和矛盾型三种类型;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之间在身份认同模式上不存在明显差异;一部分流动人口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存在着一种矛盾心理;新生代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对于自身的市民身份是排斥的;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以及所居住的城市类型是影响其身份认同模式的显著因素;在流入地城市长期生活是提高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人际交流互动是促进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与家人同住将改善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     

成年子女的流动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分析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调查"数据,综合其中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流出地及迁移过程的相关信息,对迁移所带来的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行为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流动人口的迁移方式以及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相关社会、经济背景均会对他们的养老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迁移在提高流动人口经济赡养能力与维系其对父母的传统养老责任方面存在冲突—在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获得改善的同时,他们与流入地社会的融合削弱了其原有的养老意愿。研究还指出,就外出者在流出地所处的大家庭而言,他们与父母之间仍旧延续了传统的代际互惠和交换模式,成年子女之间保留了资源分配优化的群体合作分工方式,外出成为调节子女之间养老分工的重要特征。     

“漂老族”与“老漂族”的特征及生活质量

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7年数据,本文根据流动经历将流动老人区分为“漂老族”和“老漂族”,对两类流动老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流动特征及在流入地生活质量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以55岁开始流动作为两类老人的划分标准较为合适,55岁以前开始流动的为“漂老族”,55岁及以后开始流动的“老漂族”。研究发现,不同流动经历的老人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老漂族”,“漂老族”相对年轻、农业户口占比更高、受教育水平较低;流动时间和在本地居住时间更长;在流入地的社会交往和制度性保障稍好;但在流入地的保障水平未见明显优势,且生活困难更多。综合而言,“漂老族”生活质量稍好于“老漂族”,但长期城市生活对其生活质量的积极作用,被相对“底层”社会人口学特征所抵消。“漂老族”和“老漂族”是特征迥异的两类流动老人群体,必须充分认识到流动老人内部的巨大差异性,特别关注“漂老族”的生活状态,同时,应重新认识目前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未来的返乡可能。     

省际与省内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以福建省为例

本文基于福建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社会经济数据,从县市(区)层面分析省际与省内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发现,省际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空间偏好,空间分布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宏观格局,"福厦泉"地区是集聚中心,中西部和北部地区则为边缘区;省内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则相对较为均衡。省际流动人口流入主要取决于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流入地区所能提供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密切相关;而省内流动人口流入则主要取决于流入地区的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呈现出高生活质量驱动,良好个人发展条件驱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职业驱动的特征。同时,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重要的"拉力"条件。     

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15年和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的转变,流动人口家庭化呈现规模扩大化、结构核心化和转化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不断扩大,4人户及以上所占比重有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核心化,即夫妻和子女或未婚子女和父母一起流动成为当前主要的流动模式;三代主干家庭在流入地得以维系,流动人口家庭呈现出分裂而又聚合的多元化态势.同时,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因素复杂多样,个体层面的代际差异和职业类型、家庭层面的收支状况以及社会层面的户籍制度和居留时间等因素均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伴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进程,流动人口家庭对流入地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更为急迫.     

中国两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比较研究

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已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和差异。为探究我国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在子女随迁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差异、差异如何以及具体的差异机制,文章使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八城市"数据以及二分Logit回归模型对我国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代际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比老一代流动人口安排其3-12岁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低,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3-12岁子女随迁决策过程确实存在差异。二者差异主要体现在"子女年龄"、"家庭本地月收入"、"流动范围"以及"流入地社会资本"这四个因素上。分析二者差异机制的交互模型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随着"家庭本地月收入"和"儿童年龄"的增加,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其子女(3-12岁)随迁的可能性均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由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的比例相对降低将会产生更多的留守儿童。因此,新生代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比例降低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深入研究。各流入地城市应准确把握本区域内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了解本区域内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困难和诉求,制定有的放矢、与时俱进的流动人口福利保障政策和制度。此外,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较大的城市应积极增加有关教育设施,制定并完善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