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之辨:理学的一个向度

儒佛之辨：理学的一个向度陈贝斌一、绪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但推动了组织性道教的成立,而且导致了主流文化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的形态变迁：由先秦以来的非宗教人文向宗教人文的演进。佛教与本土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一方面是中国伦理人文...     

简论《金瓶梅》宗教描写中的新形态

宗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世界上有佛教、基督教、伊斯主教三大宗教,也相应地形成了三大宗教文化区。中国古代也有三大宗教,即佛教、道教,儒教,前者由外来传入,后两者为中国本土所生长,但三教并没有形成各自的文化区。儒、道、佛三教由于教义、修行方法上的不同,在广泛的流行中互相对立、排斥,但三者都是宗教,其思想体系基本上均属于唯心主义范畴,都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因而在发展中又能互相渗透和融合。三教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统摄性的影响作用,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说,中国古代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精神产品都难以超脱于儒、道、佛三教的影响之外。古代小说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与三教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充满着儒、道、佛三教的思想意     

从忠孝之辩看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作为外来宗教和文化,佛教进入中国后,必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而建构起与印度佛教相异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伦体系。本文将以三国两晋至唐代为时间域,通过忠孝之辩,分析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对话、争辩和契合,进而阐释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和佛教的发展。     

论妈祖信俗的性质及中国学术与宗教的多元互化发展

一、路评有关妈祖信俗的性质的歧见论争关于妈祖信俗的宗教属性及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分歧较多、争论较大。例如：李四思《妈祖信仰》说：妈祖是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海神，也是万能之神。但是，她属于什么宗教？具有什么性质呢？目前学术界有几种观点，一种认为属于佛教，一种认为属于道教，一种认为是佛教、道教和儒教的合一。从某些现象上看，三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她又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民间信仰，但她深受佛教、道教、巫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①其实，上述观点包括李露露的看法，都未能正确全面地…     

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与选择——戊戌时期士大夫“保教”主张及中西宗教文化认同论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危机,其主要体现就是西方宗教文化的大举进入,极大地动摇了儒教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围绕如何处理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儒教的关系问题,戊戌前后中国士大夫提出了取代论、融合论和并存论等应对方案,特别是提出了"保教"主张。"保教"主张的提出虽有其深刻的原因并被很多士大夫认同,但由于存在诸多局限,很快衰微,进入20世纪初年被佛教复兴和"存学"主张逐渐取而代之,文化民族主义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     

正统与外来的冲突——近代儒教对洋教的抵制

近代西方宗教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特性的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价值体系,而在鸦片战争后的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的文化主流仍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具有封建社会特质的文化价值体系,近代西方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就造成中国伦理道德上的危机并危及传统文化价值现的地位,从而不可避免的要与中国的精神文化发生冲突。     

儒释道精神与中国人的宗教心理

以儒释道精神为背景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理生活和行为方式;而儒教、道教、佛教作为宗教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影响尤其体现为对其天命观、鬼神崇拜意识等宗教心理的塑造.在儒释道教化大背景下阐释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意义的.     

中国宗教的巫术孑遗——韦伯论中国宗教与巫术的“亲和”关系

在马克斯·韦伯有关中国宗教的论述里,宗教或信仰与巫术的关系是一个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他认为:(1)中国宗教信仰中有着大量原始巫术的孑遗,或者说,原始巫术在以后的宗教信仰中被充分地保存和延续下来;(2)道教与巫术的关系至为密切,道教是完全彻底"传统主义"的,本质上说,道教就是一个"巫术组织";(3)一般认为,儒家或儒教是非常理性的,但我们也应看到,儒家或儒教同样有自己的巫术传统;(4)佛教的出身是理性的,但大乘佛教已经初步或部分改变了佛教的理性传统,入中国以后,受中国宗教和信仰的影响,佛教同样也变成了一个巫术类型的宗教。实际上,原始信仰和巫术崇拜的遗存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宗教,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和文化。因此,尽管韦伯有关中国宗教与巫术关系的看法难免一隅之见,但其对中国宗教问题以及背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洞察力还是令人叹服的。     

《中国回族金石录》碑刻资料所见伊斯兰教对儒道佛的评骘

该文以《中国回族金石录》中的碑刻资料为中心,分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对佛道儒的五种态度.比较来说,对佛教既有反对,也有认同;对道教着墨相对最少,仅仅一笔带过;对儒教着墨最多,认同儒教,并且用伊斯兰教教义比附儒家思想.以儒释伊、援儒释伊正是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模仿佛教所用的办法,不过托大其教而已.     

以儒为主，多元整合——对秋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文的商榷

儒家之道是文武之道,文武兼备之教。在儒家影响下,中国文化形成了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基本精神。儒家的"教"包含教育、教化、宗教三重含义。儒家或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通过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体现出来。以三祭之礼为代表的"神道设教"是一种典型的儒教形态。以人文理性为主、宗教为辅是儒家的本质特征。今天,儒家的更新发展应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重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儒教与中国政治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按照现代学术的划分标准,其中既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宗法性伦理宗教",也包括哲学性的"儒学"。在官方文化系统中,宗法性伦理宗教发挥了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两方面的功能,成为历代政府政治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而儒家的哲学思想,则成为历代政府制定宗教管理政策的指导原则。正确解读儒教的超验性,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教关系的关键。     

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孔教的兴起

印尼孔教源于中国儒学,是印尼一部分土生华人特有的宗教形式与文化认同标志。中国儒学在印尼的传播,伴随着印尼华人社会形成的过程,起初是通过华人家庭、庙堂、宗祠的祭祀和家庭、私塾、书院的文化教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印尼华人民族意识觉醒,开始自觉地维护华人文化传统,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孔教组织——巴达维亚中华会馆,明确宣布孔教为印尼华人的宗教,确立了孔教的基本教义;泗水文庙则开始实施每星期做礼拜的孔教仪式。     

儒学关联于民众生活的现实载体

儒家思想的核心 ,是一种具有教化意义的文化理念。它因任社会生活和民众生活的样态、形式而始终与之保持着一种相切互成的关系。现代以来 ,儒学与现实政治制度的解构 ,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现代儒学和传统研究完全被纳入西方式知识化、专业化的教育体系 ,退居学院化知识性一极 ;而以经典诵习为内容 ,以立志成德、敦民化俗为目的的儒学教育 ,已丧失其寄身之所 ;作为中国社会民众生活样态的传统礼仪礼俗 ,遭到严重破坏 ,不再具有它在自然历史因革连续性中承载完整文化信息的作用。儒学失去了它与社会民众生活之关联的载体。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民众生活“无靠”而理论“游谈无根”的状态。重建文化理念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 ,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 ,传统儒学之关联于民众生活的方式 ,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及其倡立孔教的活动

清末民初 ,康有为出于保国、保教的现实需要 ,根据自己独特的宗教观 ,利用儒学与宗教的某些相通之处 ,进行了儒学宗教化的探索 :他“援西入中”——实现儒学的近代化 ;“纳儒入教”——实现儒学的宗教化 ,其所设计的大同世界 ,堪称为孔教的彼岸 ,这使儒学发生了质变 ,一定程度地适应了近代社会。甲午战后 ,为实现立孔教为国教的理想 ,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均告失败。其倡立孔教活动失败的必然性值得深究 ,孔教设想的思想价值不可抹杀     

从太虚佛教改革看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之制度建构

从历史的角度言之,中国佛教是在印度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方才较大规模地传入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面对中土以儒家为本位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只能采取渐近的逐步渗透的方式传播。这就导致在事实层面,首先引起中土士人兴趣的并非佛教的制度,而是其思想,而且由于中印文化的固有差别,印度佛教的制度并非完全适合中土。由于前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由于后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中国特色,而并不完全与印度相同。然而,佛教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在义理层面进行的,制度层面的中国化实际上更为重要。因为制度建设本身是思想义理的“凝固化”与“物质化”,而思想义理只有达至制度化的层面其影响才有可能持久。当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佛教的改革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事情。然而由于近代中国之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由太虚等人发起的救亡图存之佛教复兴运动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其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反思

儒学宗教性问题关涉到如何认识儒学的特质,如何界定与评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未来走势等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中举足轻重而又意见纷纭、争而未决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宗教"、"儒教"含义的界定,儒学创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或理论基础,汉代儒学的神学化、谶纬化及经今古文学派的异同,宋明理学的性质及"三教合一",以及中国传统的宗教鬼神信仰与儒学或儒家传统的宗教观的关系等多个层面,对这一议题提出几点反思,将有助于拓宽该议题的研究视阈,促进该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论许地山的儒教观

许地山是20世纪初期较早从现代意义上对"儒"及儒教进行宏观审视的学者之一。依许地山,儒在源起上不应止于所谓的"殷民宗教者"而应推设到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原初的儒,本身具有进一步转化成教门的潜能,社会的光景、师儒之职、加之"《书》的理想"促使儒的名号自孔子之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而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神学化儒教的生成也有其自身的情势和客观的缘由;作为"伦教运动"的儒教比作为"神教运动"的儒教更合乎情理,故儒教在未来若欲成为一"新宗教",必定要有"社会灵魂",能切实抓住生活的根源,也还要在人群上寻求"更高的联络";现代儒家若能"谋诸宗教的沟通",用"宋儒的精神"以整理儒教的旧教义,就能使之成为一"高尚的宗教"。许地山的儒教观是其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儒学的现代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提示意义。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     

清末民初孔教会实践与儒家现代转化的困境

以西方宗教的模式建立孔教会并试图立孔教为国教是康有为面对儒家现代转化的困境而作出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事件。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反思,可以使我们深刻地领会儒家在现代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