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初认为上层资本家不都是民主革命绊脚石

丁日初在《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前十几年,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二十世纪初年,资本家阶级在上海开始形成,其中一小部份人成为这个阶级的上层。这个阶层的一个特点是:有的人,如祝大椿和朱葆三,原是民族资本家,后兼任买办;朱志尧、虞洽卿、王一亭则由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后,仍不放弃买办职务。但经营独立的企业,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占主要地位,因此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他们是民族资本家阶级的上层。     

从事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的作用

知识分子尽管有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但是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都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由于长期受“重理轻文”倾向的影响,所以有些人在强调知识分子作用的时候,往往忘记了从事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因此,我们应当纠正这种偏见。 在阶级社会里,从属于先进阶级的从事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往往成为革命的促进派以至领袖。这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利益和历史发展相一致,敢于追求真理,所以比较容易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能够顺应历史前进的趋势,站在革命潮流的前头,为推翻反动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建立革命的、先进的社会制     

善恶的标准是什么?

一善恶的标准既是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据,又是建立道德规范体系的基础。因此,确定善恶的标准,就成了伦理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善恶标准究竟是什么?这还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善恶标准问题应从两方面或两个层次进行探讨。一方面是确定或描述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阶级的善恶标准。这些不同的标准,有的是由各个不同时代、民族、阶级的思想家、伦理学家明确宣布过的,有的则是从他们的道德规范和对道德行为的评价中分析归纳出来的。不管怎样,确定或描述这些具体的、个别的善恶标准,相对来说不太复杂,也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的看法。另一方     

我国南方民族的原始宗教

我国南方的三十多个少数民族,解放前夕虽然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对原始宗教的信奉以及原始宗教对这些民族的影响,却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本文运用民族学调查材料,对原始宗教的发生、发展、表现及其形式、外来宗教的影响渗透等作了分析。本文认为,南方民族的宗教活动内容多与他们从事的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原始宗教尽管还存在着,但已渗进了不少阶级内容,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宗教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从抗日战争看爱国主义的全民性本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具有全民性本质，这一时期不存在某某阶级的爱国主义。至于抗战中代表不同阶级的政党、团体对抗日所持态度、政策的差异，这不说明他们的爱国主义有阶级的差别，而是说明他们在处理民族国家利益和党派利益关系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古代蒙古生态保护法规

古代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 ,他们利用草原饲草资源从事畜牧业生产 ;冬春季节 ,他们又以狩猎业为辅作食物补充。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 ,早在习惯法时代 ,他们就非常重视草原的生态保护。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蒙古族奴隶主贵族和后来的封建统治者 ,继承、增补和发展了古代蒙古族的“约孙”(yusun习惯法 ) ,把草原生态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古代蒙古族生态保护的法律规定给我们极大启示 ,蒙古民族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谈谈干部的选拔

干部问题,是国家政权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一定阶级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实现本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的统治。政权机构是由具体的人所组成的,它由什么人掌握,关系到政权的阶级性质.因此,任何阶级都需要选出本阶级的代表来管理国家,保持自己政权的阶级属性。都要有一批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为巩固政权而运筹帷幄制订政策和策略;需要一批集天下之才的组织家,为政权进行组织管理;需要一批英勇善战的军事家掌握政权的核心——军队;需要一批从事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理论家、艺术家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制造舆论准备;还要有一批科学技术方面的管理骨干从事建设。这一批人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干部,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和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干部就象     

逻辑限定与语法修饰

(一) 逻辑限定和语法修饰属于不同的范畴:前者是逻辑概念,后者是语法概念。所谓逻辑限定(有的书上称作“限制”),指增加概念的内涵以缩小概念的外延。例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战争的分析: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     

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早期中国化

以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留学生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早期中国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促成中国人形成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意识;二是揭示了民族的本质和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阐述了在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近代中国里,强调阶级利益的时候要注意民族利益;三是论述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两个原则--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他们的探索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启示.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

1 民族心理是民族群体活动在意识中的反映,阶级心理是阶级群体活动在意识中的反映。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区别,从客观方面来说,其根源在于民族和阶级不同的社会存在条件和不同的活动规律。首先,民族和阶级形成的条件不同。民族形成的主要条件是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联系和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阶级产生必须具备的条件则是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和私有制的产生。阶级是在民族(氏族、部落)形成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以后才出现的。其次,划分民族和划分阶级的标准不同。划分民族的标准,虽然一般说就是民族形成的四个基本条件,但是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有些民族前三个条件的一个、两个、甚至全部消失了,但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仍然可以维持民族共同体的存在。所以,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不但是划分民族的重要标准,而且有时可以成为唯一的标准。而在划分阶级的标准中,对生产的资料的占有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这种不同说明,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心理素质     

再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关系

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既是有区别的,又是有联系的,那么,它们在这种既区别又联系中形成的具体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按照唯物辩证法原理,人们的物质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都是被物质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但是,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又不是平列的关系,对确定人的本质不具有同等的意义。在阶级社会,人们的物质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直接地集中地表现为阶级关系,阶级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关系。所以,在宏观社会环境这个层次上,在民族和阶级的联系中,阶级关系决定和制约着民族关系。在对抗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和     

情感与历史评价

历史科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历史评价是人们对历史内容经过思维活动作出的判断,而人类之高度思维是极其发达的、活跃的、灵敏的,所以,必有情感影响于历史评价,这是理所当然的.对历史评价产生影响的诸多情感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阶级情感.自有文字的历史以来,人类便进入了阶级社会,各阶级在对历史评价时,无不受阶级情感的支配,打上阶级的烙印.阶级情感的源出,一是本阶级自身所具有的观点与立场,可谓自随因素;二是前一个阶级社会中相应的阶级的观点与立场的变异,可谓继承因素.阶级情感有时会因阶级利益的需要,阶级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第二,民族情感.在国家消亡之前,这种情感将一直成为影响人们评价历史的重要因素.当富有民族情感的历史画卷由史学工作者展现于国民面前的时候,就会激起广泛的爱国情绪,并转而进一步引发历史评价中的民族情感.第三,政治情感.这种情感往往是适应某种政治需要而产生的,且容易卷入一场特定的政治运动.比起阶级情感与民族情感,某些政治情感会更加呈现出短暂性、速转性,比较缺乏长期的稳定性.第四,时代情感.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人类的思维活动不断踏入一个又一个新的境界,具有了相应的时代特征.时代的特征塑铸了时代的情感,时代的情感作用于     

试论会计电算化的内部控制

传统的会计核算工作已经被会计电算化所代替,为会计人员从事经营管理创造了条件,使他们有精力、有条件去关注履行会计原本就有的职能,即会计控制.     

元杂剧中反掠夺婚姻的思潮——兼及《西厢记》的“寺警”和“争换”

反掠夺婚姻的呼声,是元代妇女发出的最痛苦的呼声,并响彻于许多杰出的元杂剧中.这是有时代原因的.在阶级社会中,掠夺婚姻常常是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文化落后的民族中,掠夺婚姻又往往是一种民族风习.元代统治者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以及他们保留的落后风习,使得凭借暴力、权力、财力掠夺婚姻,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在蒙古灭金、灭南宋的过程中,掳掠妇女、强迫婚姻,曾酿成了无数的人间悲剧.例如,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伐金,"凡破金九十余郡,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羊畜牛马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又如     

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民族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把民族主义与阶级问题、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及殖民地民族解放问题联系起来,阐述其阶级属性与从属性,批判其狭隘性与破坏性,并基于殖民地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现实,提出"民族国家过渡"思想和无产阶级对待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策略原则,初步形成了民族主义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理论虽不成熟,但他们考察民族主义的社会历史视角、唯物辩证方法以及他们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都为我们深入理解民族主义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谈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一个新课题,对这个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给予科学的论证和说明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实,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早在建国之后就已经出现,后来经过各民族内部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就随之基本上形成了.只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把本来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民族关系仍然看作是阶级关系,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探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在民族问题上所拨乱反正,清理了“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的错误指导思想之后,才把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突出地提到人们的面前.     

论我党在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原则过程中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不仅广大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行动起来,坚决要求抗日,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甚至国民党营垒也发生了分化,有的中立动摇,有的同情抗日反蒋,更有些爱国将领纷纷起来抗日。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表明中日矛盾正上升为主要矛盾,客观上已经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但当时在主观上却不具备建立抗日民族     

论社会发展的二律背反

历史的辩证法不断地向历史的主人昭示:发展不是绝对的进步,而是曲折的前行,是前进与代价之间的矛盾运动.恩格斯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发展往往通过付出代价的方式来运作,并通过扬弃代价的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马克思说:“在人类,也象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5-126页)社会发展充满了前进与倒退、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欢乐与痛苦、自由与必然的激烈斗争和矛盾冲突.历史的事实竟是这样的悖理:社会发展造就了高度繁荣的现代文明,可是人类在享受自己的现代文明时却不得不面对它的孪生产物——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激化、主体自身异化,并且社会愈发展,似乎主体的发展愈受阻隔和压抑,社会发展和主体发展的对抗性愈加重.也许是出于对理想社会的美好向往,人们习惯于把社会发展描     

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剖析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作为一定阶级的成员而存在的.他们都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去观察事物、认识世界,他们的"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们都以自己的世界观作为指导,去具体的对待各种具体问题.世界规、立场和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对待问题的态度.世界观和立场是错误的,对待问题的态度、观点和方法也必然都是错误的.我们就是要用上述这种统一的观点,来分析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出产生根源、它的错误实质,以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严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