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试才”深层内涵探赜

“大观园试才”是贾宝玉第一次在包括贾政在内的公众面前展示自己才情 ,长期以来 ,这次试才常被误解为作者要借此机会展现宝玉的文学才能 ,其实“大观园试才”运用了三组对照关系刻画贾宝玉的思想性格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曹雪芹人才观的客观性和进步性。     

“小姐”的变迁

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欧洲,小姐被视为上层贵族特有的雅号;而在古代中国,小姐又被视为金枝玉叶、千金及大家闺秀,像《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红娘》中的崔莺莺……小姐就是小姐,丫环就是丫环,小姐是上人,丫环是下人,这是不能含糊的。解放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小姐”称呼曾一度消失,妇女翻身,男女平等,女人是半边天,人们争相称呼“同志”、“师傅”,这时“同志”包含了一切称谓,自然就取代丁“小姐”。“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     

大观园中的丫环们──从袭人晴雯紫鹃谈起

《红楼梦》大观园中的丫环袭人、晴雯、紫鹃这三个人物中,袭人有一般意义上忠心耿耿的一面,但在忠心之中又包含自私、冷酷和虚伪的因素。晴雯则热情、泼辣、爽直,最后只有在抗争中死去。紫鹃天真无邪、光明磊落、侠骨柔肠,在宝黛爱情的发展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这三个女奴形象反映了大观园中众多女性的悲剧命运。     

大观园是黑暗的贾府中光明的一角

大观园,以它“永久的魅力”,吸引着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物一样,成为千古不朽的艺术形象。但这并非大观园“光明”之所在。 大观园是元妃的省亲别墅,“天上人间诸景备”,建筑设计精奇妙美,莫说刘姥姥进园,眼花缭乱,连贾政等人“都迷了旧路”,元春也“叹息奢华过费”。但这更不能说明大观园之“光明”。 人们往往把大观园与贾府等同,诚然,大观园的豪华富丽景象,是贾府“烈     

“曲解”大观园四女子

“曲解”大观园四女子王玉彪未读《红楼梦》，倒先看了几位红学家的评论文章，于是先人为主，戴着有色眼镜打开了这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通读一遍下来，对某些人物的理解怎么也跟评论家对不上号。隐约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红楼梦》须读五遍后，方有发言权。诚然...     

曹雪芹对“世外桃源”思想的批判——《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之三）兼与“大观园是世外桃源”说商榷

大观园同伊甸园和桃花源“形似”而“神异”。它是贾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也是真、美、善和假、丑、恶的统一体。作者“创造”一个大观园并通过对大观园兴衰的描写,旨在告诉人们,世界本无桃花源,委婉地批判陶渊明的“遁世思想”,表达了作者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漫说小红

怡红院的三等丫环林红玉 ,不仅其名字与林黛玉仅一字之差 ,其口才、处境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更可谓是林黛玉的影子。小红是个伶俐世故、自尊自立又极具叛逆性的丫环 ;其对贾宝玉和王熙凤的救助又显出她的不凡人格。丰富的人格内涵使她成为《红楼梦》众多丫环中重要的“这一个”。     

黛玉与妙玉

怡红院里有个“容长脸面,细挑身材,却十分俏丽甜净”的机伶丫环,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本名“红玉”,因“玉”字犯了宝玉、黛玉的名,便改唤她做“小红”,可见这个“玉”字非同一般,并非人人都可以用它来作名字的。可是在大观园里除了小红的名字本有一个“玉”字外,却还有一个人的名字中有“玉”字,成为全园中与宝、黛鼎足而三的以“玉”字命名的人,她就是妙玉。大家知道,曹雪芹给许多人物起的名字往往是含有用意的,特别是金陵十二钗可以说是个个不例外。本来通过小红的名字作者是有意告诉大家此“玉”字是不可随意使用的,在此情况下,作者偏偏还要让一个人也名叫“玉”,不仅“玉”之,还冠之以“妙”,它究竟“妙”在何处呢?这就值得点作一     

试论紫鹃

紫鹃是黛玉的贴身奴婢 ,是“红楼”众丫环中的“这一个” ,本文从善良纯真、侠肝义胆两方面对紫鹃这一人物作了探讨。     

大观园中的旅游美学

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曹雪芹以笔墨文字构筑的旷世奇园─—大观园历来为人所乐道。本文从旅游美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大观园的山水美、花木美、建筑美和文学美,揭示了有关的旅游观赏原理。     

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

研究中国文学,首先要追问的是何为“中国文学”？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及其“观念”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学界关于中国文学观念的争论,长期滞留于“纯文学”还是“杂文学”、文学史上何时或有无“文学自觉”或“文学独立”等老问题。时至今日,老问题尚未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如何应对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浸入”、如何甄别文学关键词之中大量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等等,则已然出现。刘勰讲“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故只有找到中国文学观念自身的关键性特征,才能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学的神理与诗心。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中国文学滥觞期的《诗经》和“诗言志”,以诗学与经学的兼合在源头上铸成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兼”者,通也;“兼性”者,兼通、兼融、兼包、兼怀、兼成、兼和是也。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表现于价值论是仲尼式“吾道一以贯之”,表现于方法论是彦和式“唯务折衷”,表现于文体论则是四库全书式“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由价值论的“天行一道”,生成为方法论的“兼和两端”,坐实为文体论的“体备四部”,中国文学观念完成了自身的兼性建构,在世界...     

台湾文学的源头与两岸文学互动——读台湾学者杨若萍博士《台湾与大陆文学关系简史》

台湾文学的源头在祖国大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晚明至清代中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通过文人游宦等方式传播到台湾,并且培养了当地的作家。清后期,两岸文学相互促进,台湾文学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台湾文学的发展出路,当今重要的是揭穿所谓“本土化”的面目,坚定地反对“去中国化”和反对“台独”。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

中国文学的“显在的样式”包括各民族文学不同的表达形式、语种、文学样式、不同的传播介质。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特征表现出“独享”向“群体共享”的发展趋向和复杂的“独享”、“群体共享”与“部分共享”并存的多重特性。中国文学的“隐性式样”则是制约和影响中国文学精神形成与文学发展历史轨迹的各民族复杂的文化形态和关系。传统文学史写作中线性的历史时序,忽视了共时性的历史空间各民族文学间的影响和融通。文化、语种、文学形态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民族文学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并整体推进的特征,是中国文学史结构中四个基本要素。     

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

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应以欧美文学概念的变迁为参照。在研究方法上,不宜将概念的演变简化为名词的演变,用文献的胪列取代意义的剖析,而应当着重考察中国文学概念变迁中的衔接点（往往也意味着转折点）,并注意其在语境中的涵义。从魏晋到中唐,文学概念中的核心问题是区分“文”与“非文”,判断标准落实在“为文法式”,集中在“声”与“形”,即声律和对偶。自中唐到南宋,问题的重心转移到区分伟大的文学和一般的文学,也就是从“文学是什么”转移到“文学应是什么”,具体落实在“文道合一”,此关乎文学的崇高。元代以下,又析出“诗”与“文”的区别,形成中国的“纯文学”概念。17世纪欧洲传教士首先将“文学”对译“literature”,影响到日本以“文学”对译19世纪中叶以下的“literature”概念,反过来又在中国广泛传播。值得重视的是,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具有两大“异彩”。通过对旧有理论命题的“激活”,进一步重新思考应当“如何研究文学”,是更为重要和现实的问题。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再论台湾文学“乡愁”的叙事类型

台湾20世纪50年代后,文学“乡愁”强烈地显现出“遗民”内生性“故乡原型”的原始驱动力和顽强的中国民族意识。台湾文学的“乡愁”演绎着对中国文化之“根”的追寻和民族国家认同之思。分析台湾“乡愁文学”中的遗民情结,并由此影响两蒋时期在台湾岛内外社会政治因素关照下的“故乡原型”意象在文学“乡愁”中的独特存在,揭示台湾“乡愁文学”叙事中,“战斗文学”面具下“怀乡”的“乡愁”叙事、“女性文学”凄美牵魂的“乡愁”叙事和“无根”文学在原乡时空叙事下“乡愁”的国家认同。     

《红楼梦》里飘酒香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著作中的佳作,是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它内容博大精深,文备众体,是震撼世界文学之林的“百科全书”。翻开这部罕世佳作,我们不但可以欣赏到婀娜多姿的服装世界、风光迤逦的大观园的奇特园林、美味的“红楼”佳肴,而且可以闻到“红楼”里里外外都飘溢着的、芳气袭人的酒香。小说开卷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境,警幻仙姑以“自来仙茗一盏,亲酿美酒一瓮”相迎接,赞此酒清香甘冽,异乎寻常,乃是以百花之蕊,万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凤乳之麸酿成,故名为“万艳同杯”。好一个“万艳同杯…     

神游大观园

三种不同的大观园外地来京的朋友,都希望到北京有名的大观园游览一番,我自然要满足他们的要求。虽然他们大多是读过《红楼梦》的人,但却缺乏对大观园的具体了解。于是在他们游览之前,我对他们说:被人们常常提起的“大观园”至少已经有了三种。一种是《红楼梦》中描写的那个大观     

“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

历史使我们背靠着“五四”。命运注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的血缘联系。我们很难摆脱“五四”文学的诱惑。尽管我们知道那里已是融汇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精神海洋,然而,我们依然看重“五四”文学内涵。因为,“五四”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方式的确证,它敏感、真实而丰富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本真情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包蕴量已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五四”文学的精神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显示它的意义功能。惟其如此,“五四”文学精神的变质及其复归这一文学演变的轨迹,才成为我们思考“五四”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逻辑线索。     

“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溯源考简

中国形象的想象是“五四”后中国文学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文章即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文学书写主题之间存在的关联影响切入,论说“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源头,进而揭示这一文学书写主题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建构这一社会意义;以及说明只要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还未完全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就不会在文学创作中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