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音通假的条例以及通假字的读音问题

语言里的词,本是音义的结合体;所以古人在记录语言里的词的时候,也就常常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书写,形成一种字形字音属于甲字,而意义实属于乙字的通假现象。因此,我们在阅读古书的时候,若不明瞭古音通假的原则,就难免望文生训,误解古人的原意。为了帮助人们正确地理解古书的词义,现将古音通假的原则概括为四条,并逐条举例说明如下:     

从联绵词看汉字与汉语词的关系

汉语中字和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字是音形结合的书写符号,词是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就联绵词而言,承认它是由字构成的词,但它的字形又与词义无关,而是"因声表义",可以说,联绵词的形音义关系集中反映了汉语字词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     

论"以义考字"

关于考字方法,清代学者曾提出"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的学说,这种方法并不过时.但是,由于疑难字在字书中保存下来的形音义信息并不平衡,加上音义信息由于传抄失误或编纂失误而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具体考释疑难字时,往往要倚重一头而兼顾其他.以字书保存的字义信息为突破口,参考字形、字音信息从事疑难字的考释,本文称作"以义考字".     

论"以音考字"

历代字书存留下来了成千上万的疑难字,为了大型字典的编纂、大型字库的建设、汉字字种数的统计、汉字谱系的建立以及全汉字的规范与整理,这些疑难字亟须作出考释.考释疑难字需要多方面的知识,需要科学的方法.关于考字方法,清代学者曾提出"形音义三者互相求"及"以经考字"的学说,应该说这些考字方法并不过时.但是,由于疑难字在字书中保存下来的形音义信息并不平衡,加上音义信息由于传抄失误或编纂失误而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具体考释疑难字时,往往要倚重一头而兼顾其它.主要利用字书保存的字音信息并参考字形、字义信息从事疑难字的考释,本文称作"以音考字".     

方言训释二则

从方言语词音义的发展分化的角度，对西南官话方言词“搞”和“垮”的音义源流作了训释，并对它们进入普通话的途径和作用作了考察。本文认为，“搞”是因“搅”字文白异读而且意义有分化而造的方言字，“垮”是因“剐”字音义发展分化而造的方言字     

玄应《一切经音义》注释指瑕

玄应《一切经音义》虽是佛经音义的典范之作,然其注释校勘中也存在一些疏误之处.由于玄应所用藏经底本存在许多讹俗字,而玄应承用误本,疏于校勘;或者以不狂为狂,妄作改易,导致了一些注释错误.如误将“娑卸”作“娑郵”,误将“(舒)贡(赉)”作“锡贡(赉)”,误将“捩身”作“拔身”,误将“区款”作“区疑”,误将“枕((煩))骨”作“亢(颃)骨”,这些都是失查、失校所致.     

试析汉魏六朝石刻中的同形字

同形字是指汉字字库中字形相同,音义不同的字,即一个字符记录了几个音义之间互无联系的词。系统、全面研究同形字,对于文字训诂、汉字发展史的研究,对于文献的识读与整理、字词典的编纂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以汉魏六朝石刻中的同形字为基本材料,就其出现的时间、类型、产生原因、发展趋向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音义匹配的方法——以《经典释文》为例

正确的音义匹配必须满足甲字音配甲字义,乙字音配乙字义的条件.音义匹配的方法主要有:以义定音,据如字定音,据注音字的音定被注字的音.     

“壬”、“■”字义考辨及字形规范——兼谈“任”与“仼”、“呈”与“■”的字形字义关系

从"壬、■"字形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当前的应用层面提出字形规范统一的设想,以期为当前的汉字字形规范提供参考。从字源看,"壬"应写为"■",但历代字书中写为"壬",是为与"王"加大区别度;"壬、■"是形音义完全不同的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形很早就混同,字形本身已不具备区别字义的作用;在海峡两岸现行汉字的实际运用中,都出现"壬、■"混同的现象。从文字部件简化优化的角度出发,建议将"壬"确立为标准字形,将字源含有"■"的字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与"壬"同形,一部分与"王"同形。同时,也梳理了"任"与"仼"、"呈"与"■"的字形字义关系。     

独体字是记号吗?

从字符功能而论,今独体字不是记号--不表音义的符号;从字形不象形而言,今独体字是记号--不象形的符号.不象形的记号并非不表音义,只是所表音义不是显性的即字形本身象形而显示出来的,而是隐性的即社会约定俗成的.按字符功能划分,今汉字的构字单位有四种:音符、义符、标符、词符.音符、义符、标符是合体字的构字单位,词符是独体字的构字单位.     

论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萌芽——先秦之“舞”、“巫”、“优”

包括元杂剧在内的中国戏曲是最具有全面性的综合艺术,其构成至少包括歌舞、科白及代言体的故事扮演这几个主要方面。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指出＂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语言、歌唱三者而成＂。这句话概括出了歌舞与动作表演在中国戏曲构成中的重要地位,而先秦时期的乐舞、巫觋歌舞以及优的表演则孕育了后世戏曲表演艺术的因子。因此,研究中国戏曲的发展,可以从先秦＂乐舞＂、＂巫＂及宫廷＂优＂的表演中寻得其发端。     

《中州集》作家小传的书目文献价值——小传中所记录的诗文著作可补金朝一代之《艺文志》

《中州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金代诗词集，是研究金代文学极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其编纂者为金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元好问。其体例是为每位作家都写有小传，而且小传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但包括作家的姓名字号、籍贯里居、科第仕历、生平事迹等内容，而且还记载了许多金代文人的诗文著作。给我们了解金代文坛实际情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后人补撰的几种金代《艺文志》，都是以《中州集》作家小传为基本材料来源的。     

《（康熙）宛平县志》价值初探

康熙二十二年,宛平知县王养濂主持修纂《宛平县志》,开创了北京地区官方为附郭县修志的先例。在此之前,专门记载宛平县事迹的有沈榜的《宛署杂记》,同时在张吉午的《(康熙)顺天府志》和缪荃孙的《(光绪)顺天府志》中也涉及宛平县情况。与此三书比对,《宛平县志》在"人物"和"艺文"内容上优于沈书;在资料详实上富于张书;在史源和校勘上助益缪书,具有较高的文献、文化价值。     

《词谱》误收之元曲考辨

宋词的词乐在元代逐渐散佚,元曲取代了宋词。二者同属于音乐文学,亦同为古典格律诗体的长短句形式,因而词与曲自元代以来在文体上出现混淆的现象。这种混淆主要源自词学内部,在词选集里混入了不少的元曲作品。清初王奕清等奉旨编纂的《词谱》一直成为词体格律的标准,编者们为备体而误收了元曲十七调。兹以曲调产生的时代、作品的文献来源、声韵的音系和体制特征作为区分词与曲的标准,对《词谱》误收之元曲进行考辨,以证实其非词调。这有助于重新编订词谱,亦有助于对词与曲体裁的区别的进一步认识。     

高丽对蒙古文化的“受容”与排斥——以“蒙古风”在高丽兴衰为例

所谓“蒙古风”,指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随着高丽后期与元朝在人力、物力及文化交流的活跃,引入高丽并传承流行的一些蒙古风俗.大体上是从第24代元宗(公元1259年至公元1274年)开始,到第30代忠定王(公元1348年至公元1351年)的90多年时间,主要流行于王室和官吏等上层社会,以胡服和辫发最具代表性.“蒙古风”的...     

《贞陵遗事》、《续贞陵遗事》辑考

令狐澄编撰的《贞陵遗事》和柳砒编撰的《续贞陵遗事》均记载唐宣宗轶事,是唐代两部具有小说性质的杂史,在《资治通鉴》中曾被采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惜均已亡佚。详考相关文献可知,令狐澄是令狐楚之子,曾为浙江西道观察使、中书舍人。柳砒是柳仲郢之子,曾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后贬为泸州刺史,卒于北归‘途中。二书佚文在《太平广记》、《资治通鉴考异》、《唐语林》等宋代书籍中有所保留,钩稽考订,前者可得佚文17条,后者5条,前书已为全璧,后者亦过三分之一。     

论《资治通鉴》的人才观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择用人才问题,作了不少记载和论述.宋末元初,浙江宁海胡三省对<资治通鉴>作了<音注>.他在<音注>中对择用人才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这些记载、论述和意见,对于今天,乃至未来,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语》释名辨正及《学而篇》校释考异

古今《论语》释名之分歧主要在“论”字上,对“论”的解释达八种之多,其中唯章太炎的“论”作“仑”说合乎历史实际。古今对《学而篇》的校勘、解释亦不乏分歧,故略作考察辨正：对“学而”章应作整体性、连贯性解释;“为仁之本与”之“仁”作“人”;“传不习乎”之“传”的本字为“专”;“贤贤易色”句意即“贤贤”“修然”;“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句意即君子忠信,不与不忠不信的人交朋友。     

南阳大调曲《李豁子离婚》用韵考

结合宋代早期诸宫调以及元代《中原音韵》等历史文献,对南阳大调曲《李豁子离婚》用韵进行研究,揭示了该曲在用韵上具有通语和方音两个不同层面的特征。     

论元代前期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元代在唐诗接受史上上承宋金，下启明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王维作为盛唐诗歌大家，在元代的研究接受是很有限 的，主要集中在《瀛奎律髓》及《唐音》等选本著作之中，元代对王维诗的接受从初期到中期再到后期，呈现出一个递进发展的过 程。研究元代前期的王维接受情况，对于明确元代在整个王维接受史上的地位，以及唐诗在元代的接受情况，推动王维研究与 唐诗研究的向前迈进，都是有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