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制度下的“三棒鼓”研究

"三棒鼓"是土家族一种古老的民族艺术形式,流行于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地区,具有独特的表演风格和技法。明清时期是土家族土司统治兴盛时期,在土司制度下,"三棒鼓"在表演、内容、结构、音乐以及唱腔等方面都保持了土家族传统特色,后来又融合了土家族戏曲、民歌等素材,逐渐形成具有土家特色的说唱艺术。明清土司统治时期的文化制度为土家族"三棒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对土家族"三棒鼓"的革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库恩

依据劳斯、库恩等人的文献,讨论了科学实践哲学中库恩的地位、作用影响。指出劳斯引用和根据库恩提出了科学实践哲学的主要观点,特别是库恩关于作为范例的范式的观点,以及在范例中强调工具等具有地方性知识特性的观点,对于科学实践哲学的主要观点——科学实践优位和地方性知识的科学观的确立有明显的直接作用;比较了库恩1与库恩2,库恩1是劳斯备受推崇的提倡科学实践观的库恩,而库恩2是还带有表象主义色彩的库恩。     

洛伦·艾斯利的生态诗学

洛伦·艾斯利是当今生态诗歌的早期实践者,他将科学语汇和观念融入抒情载体,这种形式目前被博德曼称为"恰如其分地拟人"。艾斯利试图建立一种读者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鼓励、倡导他们同情并认同时至今日日渐式微的自然秩序,力图用有限的语言介质描述深层的时空意象。他全部的诗歌和散文都立足于对一切生物进化的赞赏,其重点在于,并未将人类从这一进化整体中剥离开来。因此,他的诗歌强调的是生物中心意识,而非人类中心观。艾斯利对进化历程的认识并非出于简单的理性判断,而是准确把握了其本质,正如感同身受一般。     

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反映,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以及未成年人尽早复归社会。但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仍旧存在诸如适用的罪名类型过窄、刑罚条件苛刻、所附条件无针对性、被害人保护不够等缺陷。因此,有必要在具体操作层面从取消罪名类型的限制、适当放宽刑罚条件、完善所附条件、加强被害人保护等诸多方面来完善这一制度。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增设为立法目的,同时也将我国检察机关试行多年的附条件不起诉规定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将附条件不起诉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契合了未成年人福利下对未成年人案件的非公开性、非正式性、迅速处理性和个别化处理的要求,但却有悖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由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未成年人最大人权,因此,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促进未成年人福利方面所带来的人权保障要大于在正当程序层面上人权的消减,这是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得以确立的正当化根基。     

饶宗颐的民间信仰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关注到饶宗颐先生及其学术著作的重要,并从不同的学术领域从事专门性的研究,如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藏学、琴学等,为饶学的发展和研究开启了新的门径。涉及饶宗颐先生宗教学的民间信仰之评述,则仍未见。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其研究古代神明、信仰、思想等论述文字,越发体现出饶宗颐先生学识之渊博、征引之繁富、论述之详明,于古代性别信仰、地域文化、思想,养生与巫文化等,都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学术意义、价值与贡献。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所得税的创办

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所得税的创办即为其中之一。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所得税创办的经过、成功的原因、意义等进行了初步探讨。     

简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国内学界对人道主义的界定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价值观与历史观。1845年前,马克思基于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双重层面承接了传统人道主义,1845年后马克思彻底认识到历史观层面人道主义的局限性,对之否定且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经过了中学和大学初期、黑格尔主义时期、"费尔巴哈派"时期、历史唯物主义时期,其人道主义价值观与传统人道主义具有根本区别:在理论上,表现为研究对象的具体性、理论基础的历史性和价值目标的全面性;在实践上,表现为马克思坚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人的价值的物质基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重要环节,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的自由实现的理想境界。一句话,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就集中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之中。     

生态文明建设三题

今天,人与环境之间已基本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生态关系,它们一般以国家的形式体现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人—境生态系统。生态文明建设,一是要把人与环境作为一种人—境生态系统进行建设;二是要进行人—境生态系统的五层次生态文明建设:即生态—技术文明、物质—财富文明、制度—权力文明、精神—规范文明和生活—行为文明建设;三是要建设生态型政府,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阈转换

马克思哲学是关于历史发展的哲学,历史发展的双重动力是阶级革命与生产力发展。当马克思哲学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与发展"两大视阈应运而生。随着现实背景发生变换,马克思主义哲学两大视阈实现了从革命到发展的历史转换并在中国产生巨大的时代回响。     

论伊德的科学技术文化观

梳理伊德的科学技术文化观,将有利于目前国内日渐兴起的科学技术文化哲学研究。在伊德看来,科学、技术都是扎根文化的产物,文化具有"土壤"的根本性。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文艺复兴前的技术性文化背景是重要条件之一,以往文化中的视觉主义偏好是重要条件之二,而西方扩张性的文化气质是重要的条件之三。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它们势必又将汇入文化的洪流,相互影响,形成多元互渗的文化发展模式。考古学证明,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正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欧洲中心论其实只是欧洲人一厢情愿的幻想,任何迷恋欧洲中心论的想法和做法都将是狭隘、短视和固步自封的。     

红学学科之三大特征

作为一门专业学问,红学之学科特征,可从独立性、系统性与综合性三个方面进行概括。其中独立性是学科成立的内在依据;系统性是学科成熟的逻辑体现;综合性是学科格局的整体反映。三个方面相互依托、互为补充,共同彰显着这门中华专学的特殊风貌。     

论哲夫的生态文学创作

哲夫作为新时期以来生态文学领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其创作包括两类,一类是虚构体的黑色生态小说,另一类是纪实体的生态报告文学。前者以批判人类三大欲望为思想线索和总的主题,后者则体现出以下四个特点: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冷峻的写实主义笔法、可贵的人文情怀及突出的新闻文体特征。     

市场、社会与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的概念在我国很晚才被提出来,这意味着社会被重新发现和理解。明确社会在哪里,这是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伴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社会问题和矛盾大量涌现,这为社会建设提供了一种理解思路。社会建设何以可能,不仅要以公平为原则,建立广覆盖、适度保障、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网络,更应当重建以家庭、职业、社区为单位,形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共同体。     

外宣翻译:意识形态的较量

外宣翻译是以中国的事情为信息源,以外语(主要是英语)为传播工具,以外国受众为信息宿或传播对象,以向外国宣传中国为目的的一种翻译实践,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别,外宣翻译有其特性,也有其独特的内涵和意义。本文拟从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媒介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等五个方面探讨翻译中原语意识形态和译语意识形态的较量,以期对外宣翻译的发展提供一点参考。作者认为,外宣翻译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其结果是要么倾向于原语意识形态,要么倾向于译语意识形态。     

朱熹《周礼》学研究

朱熹是南宋儒之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在很多领域对后之学者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朱熹的《周礼》观,对理解朱熹的礼学思想颇有参考价值,对学界关于《周礼》的争论也是种推动。     

系统论视域中的生态文明探析

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并作为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建设要求。十八大将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五位一体中的一维,这充分彰显了生态文明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从系统论视域思考生态文明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一方面有助于人们对生态文明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上建设生态文明更为自觉。     

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时代精神的建构

以解释学的视角考察学术思潮的兴起,不难发现:一个学术局面的形成是与其所处时代和自身理论的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宋明理学也值得在这一理论维度中探究。唐宋之际社会急遽变化,儒学作为一种具有担当意识的思想形态,自觉地探寻时代精神,至宋而兴,形成了颇具自身理论特点和时代特点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学的复兴,是在疑经精神和学术多元趋势下的儒学再造。在从儒学至理学转换过程中表现出了其自身的兼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以及儒学在学术思潮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其自身的规律性以及与其所处时代的协调性。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适度保障水平研究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旨在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但经初步估算,农民养老保险替代率较低,年缴费100元和300元所能领取的养老金甚至低于低保水平。为了保障老年农民的基本生活,农村养老保险的最低标准可以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一做法可以确保地区间相对公平。为了保持新农保的适度保障水平,政府还须大幅增加财政投入,提高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如何解读“打破银行垄断”

"打破银行垄断"旨在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银行业的经营与发展需要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银行业利用规模经济降低经营成本,借助范围经济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反垄断法》不反对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结构,但禁止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的垄断行为。因此,"打破银行垄断"是清除银行业的垄断行为,而不是纯粹的垄断结构。针对社会公众对收费的项目、标准、服务的质量存在质疑和不满,建立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金融服务价格与质量相匹配的价格体系,是"打破银行垄断"的当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