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及话语建构

当代文论经历了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或者说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再到反语言论的流变过程。尤其是文化研究主导下的反本质主义,成为当代文论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的话语表征。可以说,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是基于对“从属论”和“工具论”的反驳而生成的,而“反本质主义”则生成于“文化研究”的话语语境。于是,当代文论的流变过程可具体化为革命话语（外部研究）→本质主义（审美、语言）→反本质主义（文化、媒介、意义）的流变过程。具有悖论性意味的是,当代学界诸多争议性的话题,如文学研究的空洞化、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以及用理论强制阐释文学等,使得文学研究领域有一种重新回归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研究的理论诉求。不仅如此,要研究当代文论的流变及未来发展的话语逻辑,进而搞清楚当代文论发展的来龙去脉与历史轨迹,就有必要回到曾经的“历史现场”——以“主体性”和“本体论”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过程之中,并将本质主义视为新时期文论研究的知识起点和参照系。这些都是研究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的触发点和价值所在。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话语研究之我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理论总体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圭臬,中国文论话语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应理清中国文化与文论之间的关系,把握中国文化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站在21世纪的理论前沿,中国文论话语建设观念进一步明了,这就是：古今通变,融汇中西。而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变异学”理论已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创新与重大突破,对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发现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西方汉学家重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结构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浦安迪等一批西方汉学家,打破了此前数十年中外学者共同的“以西律中”思维模式和“中国长篇小说缺乏结构”的“定论”,从中国的《易》学文化、古文章法、小说评点等古典文论中汲取理论资源,揭示中国小说“结构”的独特方式及其文化意蕴,为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名.这一学术“新潮”证明了中国文论家探讨多年的命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也启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不能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用现代话语阐释古代文论的转换方式,更需要发现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文化蕴涵、共通的“文心”,并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更紧密地相结合.     

老、庄消解性话语解读模式及其“无中生有”的意义建构方式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当代中国文论界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工程。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我们能否克服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建立一套自己的（而非从西方借用的）文论话语系统,是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然而,要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则必须首先清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的老、庄首先创造了一种消解（或曰解构）性话语系统;老、庄在对语言文字（或曰文本）的消解性解读中,建立起了“得意忘言”的话语模式;在对自我（人类）的消解性解读（或曰阐释）中,形成了“忘物”“忘己”、超越生命羁绊的诗意人生境界。消解性解读,正是道家思想的意义生长点,也正是这种消解（或曰解构）,形成了道家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的最基本特征,这种话语特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跨文化身份意识与重建当代文论本土化路径

对文论本土化问题的辨析,要厘清讨论该问题时容易陷入的理论误区,找到进入本土化问题的有效切入点。跨文化身份意识既是解决文论本土化问题的核心,又是总结当代文论本土化经验的前提。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在中西文论的“关系体”中,当代文论本土化经历了身份意识的萌芽、觉醒与自觉三个阶段。自觉地建立跨文化的文化身份意识,立足当代文论的“现实性”与“当代性”,是重构当代文论的理论话语和文论身份、重建当代文论本土化的路径。     

新时期文论界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反思

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长期以上层建筑性和意识形态性作为对文学的本质规定,与此相适应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政治型文论话语和认识型文论话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新时期以来,以朱光潜先生在1979年发表的《西方美学史·序言》为开端,在文艺理论领域内,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断地展开反思。伴随着这种反思的不断深入,各种审美型文论话语开始确立,长期占据学术舞台的政治型文论话语和认识型文论话语发生转型。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各种文化研究理论的大量引入,在新的语境下,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又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     

当前我国文学理论创新的话语策略

长期以来 ,我们是用西方文论话语言说中国文学问题 ,而没有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西化恐惧症”和“西化崇拜症”的认识都是错误的 ,我国文学理论创新的话语策略应是 :第一 ,调整中西文论话语的错位现象 ;第二 ,实现传统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 ;第三 ,创造新的文论话语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理论研究史述评

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的演进紧密关联。在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其主体性已初步建立。面对着主流诗学的不重视,少数民族口头文论有着“失语症”的趋向。打破“少数民族VS汉族”“书面文论VS口头文论”“主流VS边缘”等二元对立思维习惯,以中国多民族文化互动交融为视野,展开少数民族口头文论相关研究,是建构中国文论话语实践之重要表征。     

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

国传统文论的诗性言说,可以归纳为“以诗言诗”——以诗的语言、诗的思维、诗的情感来讨论文学对象。在具体的文论话语中,则主要体现为文论范畴的经验性,以及言说话语的文学性。     

原始思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兼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一个民族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是深耕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即是深耕于中华民族的原始思维。“原始思维”作为古人重要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方式由品评“人”与“物”向品评“艺”过渡。“艺”的评价术语与标准都是从对“人”与“物”的评价中移用而来。特有的思维方式只能运用于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不可移用于其他的文化语言环境中,所以,有必要探讨现代文论界的理论热点:中国文论失语的原因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     

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综述

汉字自汉末传入朝鲜半岛,直至19世纪末,一直是朝鲜半岛官方使用的正式文字。俗字是汉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汉字产生发展传播过程的始终,而韩国俗字亦是汉字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变异形体之一。通过对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现状的介绍,可知其在整理及研究方面存在着四个问题：缺乏对韩国历史汉字和俗字材料的系统整理;当前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存在着不平衡性;缺乏在文字学理论基础之上对汉字域外传播途径及规律的探讨;缺乏对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充分运用。这些问题的梳理,将会为当前的韩国汉字研究和域外汉字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漫谈“族”尾词

近年来,汉语中出现了一大批新型的“族”尾词,以指称“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类人”。列述此类“族”尾词的结构和意义类型,并对其产生的社会动因进行简要分析,可以发现此类“族”尾词还存在诸多有待规范的地方。     

论明代戏曲的文人化特征(下)

宋元时期的戏曲作家多为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自元末高 明作《琵琶记》始，文人学士、官僚士夫逐渐取代民间艺人成为戏曲作家的主体。而随着戏 曲作家的文人化，也使得明代的戏曲呈现出与宋元时期戏曲不同的特征。一是出现了具有 不同艺术风格的戏曲作家流派，如五伦派、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等；二是在戏曲的题材 、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呈现出典雅化的特征。明代戏曲的文人化既提高了戏曲的 文学品位，使得戏曲与诗文一样，具有了经典性，同时也由于其精致典雅后脱离了舞台，异 化为一种案头文学。     

中国宪法审查若干问题分析

现行中国宪法存在着审查,它表现为多种主体和多种形式,但并不令人满意。因此,一方面必须借鉴西方宪法审查模式的经验,另一方面必须洞悉中国现有宪法审查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宪法才会在宪法审查的角色、体制和实施等方面寻找到出路。但是,我们不可过分迷信宪法审查,它不过是要告诉人民:当宪法正确的时候,我们应该维护和尊重它;当宪法出错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崇拜和捍卫它。宪法必须成为共和国的“国王”。      

二百年来《红楼梦》“一从二令三人木”众解平论

《红楼梦》王熙凤判词中“一从二令三人木”到底为何意 ,是红学二百多年来的一大未解之谜。通观二百多年来出现的 2 8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 ,可知大多虽用功甚勤 ,却流于附会 ,繁琐考证 ,索隐猜谜 ,意欲字字坐实 ,反而愈失其真。根据《红楼梦》文本和脂批 ,可以断定 :正是已有诸说中那些看似简单浅白之“解” ,恰可符合作者原意———句中“一”“二”“三”只是序数词 ,“从”、“令”、“人木”预示凤姐人生命运的三大阶段 ,即三大转折 ;其中“人木”用的是“拆字法” ,合起来为“休” ,此与“判词”首句“凡鸟”合为“凤”一样 ,既符合谶语特点 ,得朦胧之美 ,又让人一猜即可意会。《红楼梦》毕竟是小说 ,不是谶纬猜谜之书。而既是“判词” ,则只会言之大概 ,不会指一言一事     

一种模式匹配和统计学习相结合的文本情感分类方法

摘要：为了提高Web评论文本情感分类的性能,通过分析评论文本中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式匹配和统计学习相结合的文本情感分类方法,即将N—gram方法与情感词语搭配模式相结合,从评论文本提取特征,再利用机器学＊-2方法实现文本情感分类。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机器学习方法相比,该方法能显著提高文本情感分类的性能。     

浅谈文艺学、美学理论研究中的“发现”与“创新”

文艺学、美学理论研究是多层次、多方法的,但其研究价值在于"发现"与"创新".可以对现有理论的新阐释;也可对理论质疑,修正或否定;还可以就丰富多变的文学实践及审美现象,总结规律从而上升为理论,即采用新材料论证新论题.文学评论作为文艺学、美学实践理论的应用其方法是多元的,而文化心理学的批评方法是当前主要的批评方法.     

康拉德《黑暗的心》研究述评

国内外诸多评论家用不同的理论和视角对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进行了解读，当代文学批评的各种声音似乎都在《黑暗的心》这部作品中得以回应，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极佳注脚，并引发了一次次争论，因此，对国内研究《黑暗的心》的成果进行述评是必要的。对中国学者而言，众多的研究视角中，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现代主义这一视角。     

从王梵志诗和寒山诗看助词“了”、“着”,“得”的虚化

本文通过对王梵志诗和寒山诗及部分唐诗的研究,具体分析了“了”、“着”、“得”3个虚词各自的演变阶段和年代,试图描述其轨迹,寻找其规律,以补充和修正前人说法之不足。     

普希金"初临中土"的向导--戢翼翚与普希金

普希金的第一部汉译作品是《上尉的女儿》,译本题作《俄国情史》,系据日文转译,译者为戢翼翚。这是一部归化式译作,书名、人名、人称、体裁、字数均与原作有较大的出入。不过,责任主要不在中译者,而在日译者。日译本本身就是一个缩写本,上述问题都是目译本所存在的。戢译《俄国情史》虽是一部很不完善的译作,但它开了翻译普希金作品和俄国文学名著的先河,因而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