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的哲学视角:从整体主义到半整体半个体主义

以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这两个政治哲学概念作为视角来看中国社会,可发现中国社会从古代、近现代到当代,发生了转型:古代中国社会、近代中国社会和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属于整体主义社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属于半整体半个体主义社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将保持是半整体半个体主义社会,而不会变成纯粹的个体主义社会。     

中国模式与社会工程研究的兴起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质内容的中国模式的初步形成,不仅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而且提出了社会工程这一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国模式提出了区分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模式、区分社会规律与社会政策、社会政策设计综合集成等一系列社会工程问题;自觉的社会工程研究为中国模式的继续探索和完善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问题与建议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组织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化进程,更多地参与到全球社会治理之中,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与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遇,对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期待。本文基于对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调研,发现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存在缺乏社会支持、法律保障、统筹机制、专业人才与资金等问题,提出应从加强政府支持与组织能力建设、完善外部法律环境、整体有序地推进社会组织国际化四方面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     

宗教发展及其社会救助模式

社会慈善或社会救助,是中国宗教发展和进入社会的唯一路径;而中国宗教最能实践的,就是灾难时期的社会救助及其公益慈善事业。在此路径之中,中国宗教亦获得了它们应有的变迁与发展,同时也相应地构成了中国宗教进入社会服务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若干模式：救助式社会救助、指令式社会救助、交换式社会救助和特殊式社会救助。这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宗教的社会救助功能。所以,中国宗教虽然能够适时地进入社会,以其独特地意义系统、服务方式和民间组织,进而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社会自我服务,发挥出它们应有的社会协调功能。但是,如何把当代中国宗教的社会服务模式,建构为一种＂社会建设的行动单位＂,而不把中国宗教的社会救助与社会公益服务,局限于精神和心灵的安慰与咨询,或者是局限于一些财物的捐助。就此而言,中国宗教的社会服务功能,应当是把财物的捐助行动与社会的重建整合起来,最终建构一种新的慈善理念——＂社会慈善＂,以真实服务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     

中国社会法治化的文化分析

本文通过剖析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社会治理方式、文化特征和思想传统的非法治倾向 ,分析了中国社会法治化的文化障碍 ,根据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推行、理性文化形成和社会成员更新对中国社会法治化的意义 ,对中国法治文化培育提出设想。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中国社会管理改革探索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管理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从国家治理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管理是国家在面对利益格局的复杂化、社会成员权利意识提升和各种社会组织的成长等一系列挑战下不断改革的产物。因此,中国社会管理必须进行相应的社会管理改革,中国社会管理的改革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赋权,这也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重要特征。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著述特点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成书于抗战时期,该书较为全面地总结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各派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积极准备抗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与民初社会变迁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三次历史性巨变的第一次,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推行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使民国初年在社会结构、社会观念和社会生活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     

社会风险对中国公共政策系统的影响与对策

社会风险是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议题。就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频发的社会风险使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从公共政策学科视野来看,社会风险对中国公共政策系统的治理能力、议题范围、议程边界、思维范式等构成了直接影响。为此,要有效应对和治理社会风险,中国公共政策主体需要强化风险意识、拓展治理思维、实施追踪决策。     

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及化解对策

当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信任危机,其已影响到社会和谐乃至社会发展。借助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可以发现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出现的原因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网络、规范和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社会网络及社会规范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发生。基于此,可通过拓展社会网络、构筑社会规范、倡导普遍信任等来培育社会资本,以化解中国社会信任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调查的进展

1979年中国恢复社会学研究以来,社会学研究者面对中国社会的巨变,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试图通过调查探寻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事实,从而分析社会的运行机制,甚至参与社会的建构。这些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社会学恢复以来重要的学术积累,是社会学"中国经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调查进行一些回溯,反思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调查所走过的道路,探讨社会调查在中国发展的特点、问题与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费孝通《乡土中国》内蕴及价值的再探讨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认识与分析是解读和把握中国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学派长久以来以文化自觉的态度理解中国民族文化、关注中国社会的最根本问题、致力于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这些都体现了这位伟大的学者对于中国社会深切的人文关怀之情。     

马克思、毛泽东关于阶级观点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早在160年前,马克思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并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特点、目的和任务等。而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国情,就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动力、前途,区分了敌、我、友,树立了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解决中国现实社会实践问题的光辉典范。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分析比较马克思、毛泽东关于阶级学说的思想,无疑对我们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处理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社会文化价值因素和社会结构看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李约瑟难题再探

半个世纪以来 ,李约瑟博士提出的难题 ,引起了我国学者的热烈讨论。本文仅从中国社会文化价值因素和社会结构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进行再探讨。中国近代社会是封建专制、封闭禁锢的社会结构 ,其特征是高度集权、封闭禁锢、以人治代替法制 ,这种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内向的、稳定的、隔绝的文化机制。因此 ,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     

窘境与出路——略论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的基本问题

近20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得到了一定发展,尤其是在社会学学会下设中国社会思想史分会,推动了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的进步,每年都有数十篇相关学术论文发表.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的边缘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该领域的著作、教材仍未脱离中国思想史之窠臼,甚至就是中国思想史的翻版,对此种现象,分别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摆脱“虽为历史学出身却未能融入社会学家族”的窘境,分析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之所以能够独秀于学术之林,在于其具有独自的概念、范畴、命题、体系、话语,以及思维模式、研究对象.这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至今不能独立发展仍处于困境的主要原因,从而提出了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获得健康发展的路径.     

关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几个问题

本文重点探讨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几个重大问题。当代社会文化已历 5 0余年 ,其间变化剧烈 ,波澜壮阔 ,显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壮观景象。文章从如何理解当代社会文化、当代社会文化的特点、当代社会文化的阶段划分、当代社会文化的地位等 4个方面进行探讨 ,系统分析了当代社会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并对变迁阶段进行了学术划分 ,指出了当代社会文化与近现代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延续关系以及相互区别 ,进而从整体上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进行了创新性描述     

民法与我国市民社会的构建

阐述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理论,对黑格尔、马克思的市民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强调构建中国市民社会将有利于加强民主建设,加速和谐社会的发展步伐,指出民法是构建中国市民社会的法律基础.强调了民法在构建中国市民社会中的作用.     

中国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特点分析

从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维度、制度规范维度、社会组织维度和价值观念维度四个方面详细探讨了转型期中国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特点,得出了弱势群体的这四种社会资本类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有效提升转型期中国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实现路径.     

邓小平理论对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创新

邓小平理论包含着深刻的科学方法论思想。邓小平理论注重研究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属性和一般规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开创性的社会系统论、社会信息论、社会改革论、社会开放论、社会协同论和社会控制论。     

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治理的目标定位与路径探析——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时代特征的认知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社会治理共同体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彰显着中国特色的人民性、共享性、包容性和系统性。明确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特色内涵与时代特征,可更加包容系统地整合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社会治理共同体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主线,秉承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科学规范,践行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方式优化,从贴近群众、扎根人民、回应基层的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治理的稳固根基与人民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