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从人员流动或管理过程的角度看,对国家公务员的管理主要包括“进”、“管”、“出”三个前后相续的环节,公务员制度的主要内容相应包括“进口”、“楼梯口”、“出口”三个主要方面。站在这个角度,一个科学合理的公务员制度的“进口”应能真正选贤任能,“楼梯口”应确...     

公务员角色悖论与政府权力的双重性

公务员是政府的人格化代表。目前对公务员的角色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公共人”、“理性人”的角色认同,一种是“经济人”、“权利人”的角色认定。这两种角色集中于公务员角色中,发生角色冲突,称之为“角色悖论”。角色悖论其实是对公务员角色期待的应然与实然的冲突,焦点在于对公务员个人权利的不同认识。本文对公务员角色悖论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角色冲突的原因在于不同的背景定位,应该在国家与政府的背景中定位公务员的角色。角色悖论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根源在于政府权力的双重性。     

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的“公务员热”现象分析

“公务员热”是对近年来数量不断攀升的择业者通过参加国家考试的形式优先选择公共部门就业现象的一种指称.“公务员热”现象的存在不仅事关个人的职业选择,而且关系到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关系到公共权力的边界确定及如何行使的问题.以交易成本理论为视角和分析框架,对择业者因公私部门的选择不同而导致的交易成本差异入手,对形成“公务员热”的内在机理进行解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个人的选择理性应当受到尊重,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公务员热”是否得到消解,而在于公共权力是否能够得到实质性的约束.     

绩效管理视角下的公务员职位职责治理框架研究

政府绩效评估及管理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政府治理方式.绩效管理的对象是“事”和“组织”,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管理.公务员是治国理政的主体,对公务员履职行为进行评估与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由事到人”的逻辑延伸.对此,应避免政府绩效管理“重事轻人”的倾向,根据我国国情,将政府绩效管理与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公务员法定职责紧密结合,构建以“公务员职位职责规范”为基础的治理框架.     

论我国公务员流动中市场配置机制的完善

公务员流动中的市场配置机制是指以市场价值规律为调节机制影响和推动公务员流动,从而实现政府人才的获得以市场配置和市场调节为主的机制。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政府人才的优化配置,公务员的价值追求都对公务员流动的市场化提出了要求。因此,分析我国公务员流动中的市场配置机制的价值,研究其运行状态和探求其完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析我国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

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是提升公务员能力素质、有助于公务员职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人力资源管理。加强我国公务员的职业生涯管理,要积极营造“人本主义”的行政环境,提高公务员加强自身职业生涯管理的能力,积极拓宽公务员职业发展通道,构建科学有效的公务员培育体系等。     

国际公务员跨文化领导力研究——基于联合国司局级以上中国籍职员的案例分析

随着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推送工作受到重视,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的任职能力、填补中国的国际组织人才缺口,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结合25个联合国司局级以上中国籍职员的案例,运用扎根理论对国际公务员跨文化领导力进行了探索性的案例研究,构建出一套“广度×深度”跨文化领导力模型。“跨文化自我管理”“跨文化业务管理”“跨文化人际和团队管理”的概念范畴代表国际公务员在横向维度上三个方面的领导力,此即领导力“广度”;“观念认知”“情感态度”“行为技能”的概念范畴即国际公务员在纵向维度上三个方面的领导力,此即领导力“深度”。从隐性领导力到显性领导力、从自我管理和业务管理到人际和团队管理,本研究为中国培养推送国际化人才的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公务员非领导职务制度演变分析

非领导职务序列与领导职务序列构成公务员职务晋升的“双通道”，是公务员职业发展激励的重要内容。本文对公务员非领导职务制度演变进行分析，认为公务员非领导职务历经不同时期的发展，制度从无到有，功能不断强化；在职务与职级并行导向下，公务员非领导职务管理面临逻辑困境与挑战，需要做好新制度设计并与原有制度有效衔接。一方面需要科学研究和制定非领导职务管理的应对性措施，另一方面需要构建并逐步完善职务与职级并行的相关制度。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流动党员管理的新途径

流动党员党建工作,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新事物。针对流动党员“分散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努力探索对流动党员管理与教育的新途径,充分发挥流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公务员的多源流激励模型——心理契约角度的分析

心理契约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发展至今,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很少有人从心理契约视角来研究公务员激励机制。文章通过对心理契约理论的梳理,分析了心理契约对公务员激励的重要影响,在分析总结中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现状和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心理契约理论的公务员“多源流激励”模型。文章认为通过战略激励与共同愿景、全面激励与职业规划、透明激励与信息分享、公平激励与文化再造四个源流,可以更好地构建公务员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从而提升公务员对组织的忠诚度、满意度和责任感,实现预期的激励效果,提高工作绩效,更好地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     

从官员“下海”看公务员退出机制的完善

公务员退出机制是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是公务员队伍保持活力的重要保障。“下海”是公务员退出的重要通道和途径。官员“下海”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务员退出机制的缺陷和漏洞是 ,中国现存的公务员退出机制中缺乏对公务员退出后的行为进行限制的法律制度。为此 ,我们应借鉴美国的做法 ,完善这方面法律制度     

国家公务员必须接受培训

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 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按照工作职位的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公务员进行以马列主义理论和专业技术技能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培养和训练,是公务员管理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基础工作。一方面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准备和起步,包括过渡和试点,离不开培训工作,另一方面公务员制度的具体实施,包括入门和晋升(通称“大门口”和“楼梯口”),也都离不开培训工作。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公务员管理的诸多环节,要求公务员必须接受培训。     

数字时代个人数据产权体系研究——基于全生命周期的个人数据分类视角

个人数据确权是构建有效个人数据市场、释放个人数据要素价值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由于个人数据兼具公用和私用的双重属性,纯粹私有产权会减损个人数据的公共价值,纯粹公有产权无法保护数据主体的数据权利和数据业者的数据权益。因此,兼顾数据主体、数据业者、社会公共多层次利益的协调平衡,在个人数据产权体系构建中至关重要。研究根据数据生成方式,将全生命周期的个人数据划分为直供数据、行为数据和衍生数据,借助“半公地产权”理论构建多层次的个人数据产权体系：直供数据的准财产权赋予数据主体,数据业者只能授权使用;行为数据产权分割为数据所有权和数据用益权,数据所有权保留在公共领域,数据用益权赋予数据业者;衍生数据的知识财产权赋予数据业者,数据主体仅享有特定权利。如此,才能在保护个人数据权利和企业数据权益的同时,促进个人数据要素充分流动,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养成

公共精神是公务员精神的精髓,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培育与完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养成,引领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公务员公共精神养成的基本价值向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一心为公”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根本要求,“公平正义”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基本准则,“廉洁奉公”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前提条件,“公共服务”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基本内涵。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养成路径,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     

履行岗位职责与人的全面发展

公务员“职责意识”淡薄从而限制了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是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软肋”。从法治社会的政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看,“责任”意识的生成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性元素;责任”意识的内化和践行是人的发展程度的重要显示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是民主社会个体成员成就自我的根本途径;从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来说,加强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建设是提高执法能力,从而提高政府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提高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就应当加强学习,将自己培养成学习型公务员。     

面试考官评价的有效性探讨

考官是面试中的灵魂,对整个面试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考官评价有效性是指考官评价质量的高低,是对考官工作质量的评价.考官评价有效性存在着个体间差异,根据信息加工理论将影响考官评价有效性的因素归纳个人背景因素、认知因素、情感因素以及面试情景因素.联系我国公务员考录面试考官的实际情况,在以后的研究中将重点构建考官评价有效性影响因素模型;探索影响因素与评价有效性间的作用机制;考察考官经验与评价有效性间的作用机制;提高面试形式与评价有效性间的融合度;提升考官配置的科学性以提高评价有效性等方面.     

论中西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异同

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推行公务员制度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和加快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有人认为,公务员制度始于西方国家,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就是对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     

治理视野中我国公务员政治素质的提高

治国重在治吏 ,善治来于“善吏”。能否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是现代治理的关键之一。公务员的政治素质 ,在诸项素质中 ,处于主导和统帅地位。目前 ,我国公务员的政治素质现状不容乐观 ,与善治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应在加强公务员自身建设的同时 ,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 ,达到善治目标。     

公务员薪酬、腐败与经济增长--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公务员薪酬、腐败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进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薪养廉”在我国并不成立,公务员薪酬的提升不但不能遏制腐败,反而会使腐败更为严重;腐败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且这种影响在短期内更为严重;虽然公务员薪酬通过腐败作为中介变量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抑制,但从净效应看我国公务员薪酬提升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的结论为我国反腐败工作提供了经济层面的依据。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反腐败不能夸大公务员薪酬的作用,而应形成制度反腐、法律反腐和组织反腐的有机结合。     

略论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与职业道德行为规范

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保持长期稳定 ,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则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对公务员的政治行为和职业道德行为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加以规范。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内容广泛 ,而且在不同性质的国家之间这些行为规范的内容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我国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的建设刚刚起步 ,我们必须不断地作出努力 ,才能更好地贯彻“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根本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