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乙酉年间“海防筹议”述论

光绪乙酉年间“海防筹议”述论季云飞光绪乙酉年间（公元１８８５年），清廷内部进行了一次“海防筹议”。（下文简称“乙酉筹议”）这是继同光之交“海防筹议”后的又一次大“筹议”。近年来，史学界对同光之交“海防筹议”评述较多，而对“乙酉筹议”并没有引起重视，至...     

湘军军纪蜕变析论

本文围绕湘军的军纪问题,从湘军以理学治军与制造三次屠城事件这一矛盾入手,深入解析湘军军纪蜕变的内在原因。除了消灭太平军中坚力量、缺饷、主将泄愤等原因外,湘军屠城的关键在于理学治军难以维系。以理学治军根基在于湘军组建之初以诸生讨训山农的人员结构,但是,随着战争日趋残酷,湘军伤亡惨烈。兵员需求的迫切,迫使湘军的招募更为简化,招募对象则更为拓宽。咸丰七年以后,湘军主要招募老勇,甚至包括绿营兵和太平军的降兵。当老勇成为湘军主干,用诸生讨训山农的人员结构无法维持时,以理学治军的意识形态教化自然成为空论。此时的湘军与其他清军兵勇并无本质区别,缺饷少食时,官长只能以利驱之,以致出现屠城暴行。一支失去基本军纪约束的军队,走向末路实属必然,曾国藩主动将其裁撤反而是最好的选择。     

从湖湘文化视角看民歌湘军的崛起

民歌湘军的崛起,是音乐界的“湖南现象”,是湖南人才群体现象的又一突出表现。民歌湘军的崛起与发展,离不开湖湘文化的推动与促进。湘籍民歌人才辈出,民歌湘军独领风骚,正是得益于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本文在阐述湖湘文化基本内涵与核心精神的基础上,论述了湖湘文化影响下湘军精神与湘军现象,介绍了民歌湘军的崛起及其代表人物,从多个方面剖析了湖湘文化对民歌湘军崛起并走向辉煌的深刻影响。     

“湘军”概念的演变——以《湘军志》《湘军记》为中心

本文认为湘军定义的演变,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指代曾国藩以湘乡勇为基础创立的新军,湘军(或湘勇)中的湘是湘乡的简称。第二,经过《湘军志》的书写,湘军定义扩大为出身湘中的将领以曾国藩所创营制,招募湘中官勇成立的新军的总称。第三,经过《湘军记》的书写,湘军成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南籍军官率领的军队的统称。     

书生立武勋——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湘军和太平军都以农民为主体,而且相对来说后者号称百万,人多势众,也更勇猛善战、意志坚定,可为什么最终是前者取得了胜利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般侧重于检讨太平天国方面的失误与不足以及抨击清政府的"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的无理干涉等,而很少从湘军入手,探求其究竟是如何战胜太平军的。其实湘军功成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本文仅就湘军领导层的认识和作为来作番探讨,以从一个侧面探讨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试论湘军人物对传统友道之践履——以刘蓉与曾国藩、郭嵩焘的友谊为例

儒家传统友道是维系湘军集团的一个重要纽带。湘军元老刘蓉与曾国藩、郭嵩焘三人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将这一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湘军集团能够在错综复杂的近代史上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湘军发祥的社会土壤

湘乡的文化底蕴包括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和社会的等诸多方面,湘乡是湘军的发祥地,对湘军建设具有重大贡献。     

关于“重振文学湘军”问题的综述

“重振文学湘军”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文坛大讨论,讨论既对“文学湘军”的症候进行了多方面分析,又对如何“重振文学湘军”作出了全方位探讨。     

论湘军初期曾国藩战略思想演变

湘军是太平天国的主要敌手。曾国藩则为湘军的灵魂人物。因而,探讨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对于深入开展太平天国史、军事思想史研究无疑大有裨益。但过去,史学界对湘军战略,尤其是湘军军兴初期曾国藩战略思想缺乏全面、系统研究,本文拟从曾国藩思想产生的背景着手,探讨其演变的动态进程,并揭示演变之原因。     

事实真相与史识倾向——以《湘军志》、《湘军志平议》、《湘军记》为中心的考察之一

以《湘军志》、《湘军志平议》、《湘军记》中的《湖南防守篇》里对于湖南以及早期湘军的两个史实：湖南是否“纵寇”和江忠源“蓑衣度之战”是应当记其“为保全湖南首功”还是应当“直没其战迹”的对照研究表明．对微观史事倾向性认知会导致史识的重大倾向性差异。这在地方历史的书写中尤其普遍存在和值得注意。     

论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

绅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湘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应运产生的。短短数十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官职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但是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其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官职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导致了咸、同时期湖南绅权势力的极度膨胀。绅士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     

太平天国时期的曾国藩家族

太平天国崇拜上帝,反对儒、释、道,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激烈对抗。曾国蒋家族信奉儒、释、道,起而抵抗,父死子继,弟死兄继,直至太平天国失败。有大量的曾国藩之类的家族与太平天国对抗,应该也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平天国起义当然是一次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它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中西文化冲突的色彩．     

曾国藩对后世深远影响之论析

曾国藩为政上被誉为“成同中兴第一臣”,为文上被称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曾氏去世后,清廷以国葬之礼厚待,当朝权贵文士撰文盛赞其不朽功业。清末反满革命浪潮迭起,曾氏受到革命党人斥责在所难免,但文学成就仍受后人称颂,再传弟子林纾光复湘乡文派。曾国藩的丰功伟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毛泽东救国救民伟大抱负,蒋介石也以之为效法榜样来治理国家。     

曾国藩、左宗棠关系中的性格影响因素论析

同作为晚清湘系集团要员的曾国藩、左宗棠,虽说在关乎派系大局的事情上不乏同心协力之时,但亦多有个人嫌怨,甚至不止一度地明显交恶。这与两人的性格因素密切关联,曾国藩内里强毅而又外表谦谨,左宗棠生性率直而又不掩狂傲,尽管在特定情况下,能通过双方的克制、容让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矛盾,但总不免要对其关系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论近代湖南军功绅士的社会影响——以长沙、湘乡的绅士为例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军功绅士势力的膨胀,给湖南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它导致了绅士队伍整体素质的下降、社会风气的恶化、顽固守旧习气的滋长和官绅矛盾的加剧,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的政局。     

曾国藩“治家八宝”对梅山家庭文化的影响——兼议我国当代农村家庭道德建设

曾国藩的家训内涵丰富,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由于曾国藩及其统领湘军的特定因素,使它对梅山文化影响深远．可以借鉴它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家庭服务。     

宋元时期生券军与熟券军考

生券军、熟券军都是活跃于宋末及元代的军事组织。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形成于南宋,是以会子支付军饷、从外地抽调兵士镇戍边境的军事组织,属于镇戍部队,后者则定居于当地;前者多承担战斗任务而后者主要负责屯田。元代,生券军有征伐、镇戍、屯田和侍卫职能,熟券军的职能同生券军接近;二者都属于新附军,政府对其秉持着非兵即农、不为兵则屯田的管理原则。     

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

晚清幕府是指鸦片战争至清朝灭亡期间的幕府,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大幕府最为典型。晚清幕府系由明清时期的传统幕府发展而来,是中国幕府制度发展的极盛和走向衰亡的时期。晚清幕府在入幕人员的选择、幕务及所起的作用方面,继承了传统幕府的一些特色,成为国家政治人事制度的重要补充。但是,它与传统的幕府相比,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幕府机构的扩充和幕府人员职能的变化、入幕方式的变化、幕主与幕员主从关系的确立和经济关系的分离等。     

外内不相及与内外相冥

称郭象把庄子的“外内不相及”改造成“内外相冥”是对庄子思想的重大修正,是不成立的。外内指方外方内,方内是礼法的世界,方外是不由礼教束缚的大方世界。庄子批判礼法,方内与方外本来就无法统一,也没必要统一。郭象据以发挥的游外冥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而这本来就是庄子已有的思想框架。庄子与郭象都反对刻意伏于山林,都主张游外冥内,但所要与之冥合的“内”在庄子是民间,在郭象是庙堂,指的都不是礼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郭象改造了庄子的游外冥内,但不能说他把“外内不相及”改造成了内外相冥．否则就是混同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外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