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义形式选择

我国修辞学界讨论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就如何看待“同义形式”及其在修辞研究中的地位问题展开过争论。讨论和研究同义形式选择问题对于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主要讨论以下同题:关于“同义形式”的概念;汉语修辞中的同义关系;进行同义形式选择的原则。     

论同义形式选择

我国修辞学界讨论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就如何看待“同义形式”及其在修辞研究中的地位问题展开过争论。讨论和研究同义形式选择问题对于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主要讨论以下同题:关于“同义形式”的概念;汉语修辞中的同义关系;进行同义形式选择的原则。     

修辞学理论的现代化进程--从宗廷虎、李金苓先生的学术贡献看修辞学的发展

从当代修辞学家宗廷虎、李金苓等的学术研究的发展与深化研讨汉语修辞学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确定了修辞学的学科性质.修辞学属于言语语言学,又具有多边性.第二,辩证地对待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和修辞的最高原则的确定都源自对形式、内容的科学思考.第三,修辞学史的系统研究.包括系统发掘修辞学史,系统把握历代修辞理论,系统发展学科本身等.     

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引领中国修辞学新开拓

2007年是陈望道先生(1891——1977)逝世30周年。陈望道先生被公认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他在充分继承古今中外修辞学遗产的基础上,创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修辞学思想,几十年来,它一直引领着中国修辞学创新的历程。表现在:第一,陈望道创建的修辞学基本理论,指引着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性质、范围等方面的新开拓。第二,关于中国修辞学史的论述,引领修辞学史研究走向新境界。第三,关于中国修辞史的论述,引领修辞史研究取得新突破。     

中华元典修辞学思想文质观探微

文化源头总是决定着文化的个性,我国文化元典的修辞学思想形成了我国修辞学根深蒂固的传统:内容本位轻视形式,这与导源于亚里斯多德《修辞学》注重语言形式的学科传统判然有别;修辞学思想立足于伦理学、政治学立场,强调修辞立其诚,注重修辞道德,这与古希腊、古罗马传统中有时仅强调修辞的工具性,把修辞纯作为论辩致胜手段的功利主义传统判然有别;修辞学学科不独立,始依附于伦理、政治学说,后依附于文论、诗话,这与亚里斯多德著作以《修辞学》名篇,将修辞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传统判然有别。现代修辞学应发扬我国古典修辞学注重内容、注重修辞道德的优良传统,同时吸取他人之长,在形式探讨和理论深化、系统化方面进一步作出努力。     

革新:修辞学完成科学化的必由之路

0.1 陈望道先生所著的,标志着“中国化的科学的现代修辞学”诞生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甲子了。回顾60年来修辞学研究走过的道路,我们确确实实为陈望道的高瞻远瞩、博大精深所叹服。他的许多修辞观点,如“修辞的两大分野”、“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等,至今仍让众多的研究者反复咀嚼、磨研不已。可以这么说,《修辞学发凡》不愧为“现代     

《变异修辞学》序言

修辞学除语体、风格之外,包括规范性修辞和艺术性修辞两大部分,而艺术性修辞又分常规性修辞和变异性修辞两大内容。我国以往对规范性修辞和艺术性修辞中的常规性修辞研究较多,而对变异性修辞则缺乏系统的研究。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中谈“拈连”时的引例“吹起旧时悲”、“敲碎离愁”,以及“移就”中所引“快乐的绿林翠     

修辞学研究范式的重构和工具性范畴的建设——首届望道修辞学论坛述评

复旦是中国修辞学的重镇,陈望道先生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泰斗,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修辞学习>杂志、上海市语文学会联合举办的"首届望道修辞学论坛"(2008年1月5日至6日)便显示出特别的意义.     

历史赋予的责任——谈《中国修辞学通史》的撰写

复旦大学有着优良的修辞学术传统。复旦创始人马相伯所开设的课程中就有修辞学。后来李登辉校长也执教修辞学课程。可以说,复旦大学的课堂上一直开设着修辞这门课。郑权中(业建)、赵景深、郭绍虞等多位教授都有修辞学专著,吴文祺、张世禄教授对于文学语言和诗律修辞的研究也颇具学术影响。至于陈望道先生,从1920年任教复旦起就开修辞学课,经过十多年勤求探讨写成《修辞学发凡》这部专著,为建立中国现代修辞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而,复旦大学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修辞学一个主要的发祥地。继陈望道先生之后,他的学生又在修辞学研究的各个方…     

《修辞学发凡》的术语修辞实践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术语修辞实践表明,术语修辞的话语符号建构有其认知和审美动因。在此基础上,往往形成种种适应与和谐的领域生态。领域生态的适应与和谐,常常诉诸规范和变异的运作。运作的结果符号化并成熟稳定后形成特定的言语风格,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术语修辞的风格要素主要为简括与平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