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式始于1990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中国译界在认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只是从西方译界的理论入手,而忽视了文化研究这一根本。因此,文章从文化研究这一本源出发,高度概括了文化研究的特点。而后,梳理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史,并总结二者的关系。最后,通过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展望,为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翻译研究与文化转向

本文认同语言是建构的,译入语是对译出语之“再”建构。在译文里,没有原本的文化世界,一切意义都是行动者(译者)通过主体间共有意义的解释构成的。这一观念变化应该成为我们反思在翻译研究中左右着我们思维的传统翻译话语本身。     

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比较文学向翻译研究转向是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最新趋势,同时也将是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本文指出,当代比较文学发生的文化转向呈现出三个新的发展趋势,即对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运用,对影视、动漫作品的研究,以及对翻译进行的研究。而其中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为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同时也将为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展示广阔的发展前景。     

翻译规范研究的文化社会转向:阐发与思考

西方翻译规范理论历经了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其研究范式由规定走向描述,理论视角由语言学转向文化继而转向社会学,研究范围也由语言文本扩大到文学、文化再延伸至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社会因素,极大地深化了学界对翻译活动的理解。然而,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和学术创新的需要,从事翻译规范研究的西方学者们回避前人研究领域,并使用不同术语来描述类似事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热点轮换和术语滥觞的局面,妨碍了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引起学术界的反思。社会转向标志着翻译规范的研究范围走向最大化,因此必然是规范研究的终极转向。今后的翻译规范研究不必疲于转换研究视角,而是强调在社会这一最大载体里综合、系统地研究翻译活动中的各种制约因素。     

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科学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方向。翻译研究必须与文化研究、文化转向相互结合,形成互动。只有让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走出各自的象牙塔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挖掘文字背后的文化渊源、发挥翻译的强大功能并形成指导翻译实践的宏观理论体系。     

中国语境下的翻译学文化转向解读——以后殖民翻译学派为例

本文梳理了翻译之文化转向的产生和发展脉络,指出将翻译研究置身于文化语境加以研究,跳出单纯的语言层面的微观研究,将有助于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和纽带的翻译活动发挥更强大的沟通交流功能。在文化学派已是西方翻译理论主流学派的今天,本文以后殖民翻译学派为例,分析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对于中国翻译学研究的积极影响,也期望通过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及其多样性的探讨,对目前中国译界有争议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建设＂课题的讨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社会科学研究的翻译转向

社会科学研究倡导跨学科研究之外,还应该具有世界眼光,提倡社会科学研究的翻译转向.不仅要把世界上最新的社会科学成果翻译过来,而且要着力把我们的社会科学重大成果翻译出去,让世界更了解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构建强有力的中国社会科学.     

对文化转向背景下翻译诗学的思考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诗学的研究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即加入了新的文化层面这一外部因素的思考。对于这一演变,我们应持辩证的态度,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其自身的不足,同时还要警惕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译者的主体性

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处于＂忠实＂与＂背叛＂的两难境地,译者主体性被长期遮蔽与边缘化,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为翻译理论开辟了新视角,翻译的主体性问题逐渐成为翻译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翻译实现了由对文本的关注到对译者的关注的转折。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后殖民批评

通过对翻译研究历程的回顾,进而从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入手,探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出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同历史、权力、意识形态等社会实践活动的外部因素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的强烈的政治性,也使翻译具有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全球文化既有着趋同性,同时也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只有通过对话,多元文化才能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从科学话语到文化话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和中国的翻译研究领域发生的文化转向，其原因是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迟迟不能建立科学的范式，对翻译实践又缺乏指导作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翻译的文化观应当与翻译的语言观相结合，才能最终促成翻译研究领域的突破。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的推进

对于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所起到的推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本雅明和德里达的重大影响更是愈益明显。本雅明的翻译理论特色体现在对原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的解构,并有力地颠覆了原作与译作的等级关系,为译者的地位和译作的"来世生命"价值做了有力的辩护。德里达的翻译理论则围绕词语的差异和延续之特征,强调原作的确定性和终极性是不可能在译作中得到绝对忠实的表达的,所谓原作的本真性是绝对不存在的,译者通过对原作的翻译而使得原作的价值得以延续和存活,因此译者的重要性应当与作者的重要性相当。但德里达的翻译理论仅做描述,而不做规定,从而给译者留下了充分展现其创造性才能的开放性空间。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家没有虚无地对待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他们不断地对既定的传统成规和翻译原则提出质疑甚至解构,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诸如忠实、标准、原作、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等核心原则都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从而在解构的过程中又重新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成规和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原作本真性的不可再现性和译作的不可终极性或未完成性。     

“文化转向”：视角转换还是视角拓展

翻译界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进行反思,但是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我国的进程进行反思的则很少.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得与失入手,反思我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背后隐藏的原因,认为我国翻译研究需要的是扩大文化视角的维度,而不是进行"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视角转换还是视角拓展

翻译界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进行反思，但是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我国的进程进行反思的则很少。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得与失入手，反思我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背后隐藏的原因，认为我国翻译研究需要的是扩大文化视角的维度，而不是进行“文化转向”。     

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作为人类对待多样性文明的理性态度,是跨文化交际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文化自觉是跨文化交际的新境界,体现了文化的平等意识、反思意识、互补意识和发展意识。文化自觉能力是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形成的。     

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语境因素分析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一种动态的活动,受到不同文化的历史、习俗、思维方式等文化语境的制约。因此,译者要把翻译过程放在宏观的文化语境中去考虑,才能避免翻译中出现文化信息传递障碍,达到语用等值的翻译目标。     

顺应视角下的文化语境与翻译

顺应理论对翻译具有解释作用。在顺应理论框架内,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一种动态的活动。要把翻译过程放在宏观的文化语境中去考虑,动态地顺应不同的文化语境,避免出现文化信息的传递障碍,达到语用等值的翻译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