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组织与任务型组织资源获取的比较

常规组织与任务型组织在资源获取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常规组织往往有着较为稳定的和确定性的资源获取途径和方式,而任务型组织由于所承担任务的特殊性和一次性特征,决定了它在资源获取上也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常规组织获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会存在保有和控制资源的目的,而任务型组织获取资源是出于直接使用的目的,是从属于任务得以完成的需要。常规组织往往通过竞争的方式争夺资源,而任务型组织则通过信任与合作的方式获取资源。     

论任务型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

任务型组织的人力资源获取与管理同常规组织相比有着根本性不同。常规组织的人力资源获取与管理是以职位为中心的,而任务型组织则是以任务为中心的。任务型组织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也有着不同于常规组织的标准。任务型组织在人力资源获取中,需要在合作与信任的基础上处理好与常规组织的关系。同时,也需要通过合作和信任来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并从社会中获取人力资源。     

论任务型组织及其主动性

近代以来,常规组织是得到充分发展的组织形式,但是,常规组织仅仅在承担常规任务方面表现出优势,对于非常规任务,它是无力解决的,因而需要设立任务型组织去专门应对非常规任务。非常规任务的出现是任务型组织设立的基础性根据,而它的具体依据则是多样的。比如,政治命令、行政授权、法律法规、政策以及行业标准等,都可以成为任务型组织设立和运行的依据。在资源获取上,任务型组织也与常规组织有着很大的不同。任务型组织最主要的特征反映在它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组织形式。     

组织的舆论资源及其获取

组织的运营与发展是需要在环境中获取资源的,在组织的各种资源中,舆论资源是其重要的软性资源之一。舆论资源在内容上其实是社会心理支持因素,可以分为认知资源、信任资源和注意力资源;而在实质上则是组织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信任关系。在组织的运营中,需要自觉地通过交往模式和交往方式的建构去营建舆论资源,在批评性的舆论中去发现认知资源,在肯定的舆论中去进一步建构信任关系,去凝聚公众对组织的注意力。     

论任务型组织的解散及其动力

任务型组织的任务导向决定了其在任务完成之后就必然会被解散.任务型组织的解散与常规组织的解体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差别,它的解散是一个自觉的、主动的过程,是在其设立时就已经包含于其中的一项内容.在任务型组织的解散过程中,社会以及组织成员的心理资源的衰减是基本的促动因素.任务的消解是任务型组织解散的根本原因,而在具体的解散过程中,组织成员的心理和环境的变动构成了任务型组织解散的主观动力和客观动力.     

社会资本对非政府组织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以艾滋病防治领域为例

非政府组织社会资本由结构、认知、关系三维度构成。在防艾领域,较高水平的关系维度社会资本是推动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构维度和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不仅是组织的外部资源获取的渠道,而且会推动关系维度社会资本的产生。应当综合开发和利用三维度社会资本,形成社会资本的内在良性互动,强化非政府组织成员间以及组织与外部网络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达成集体行动,促进防艾非政府组织的可持续成长和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发展。     

政府高效治理组织体制研究

在当前内外环境日益复杂且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情势下,传统的官僚组织模式制约着政府治理能力的发挥。政府要实现高效治理,必须创新行政组织体制,促进任务性组织与常规组织合作。任务型组织与常规组织合作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政府要支持任务型组织参与管理公共事务,构建促进任务型组织与常规组织合作的平台,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发展目标。     

合作经济组织法人的规范解释、发展境况与法律续造

合作经济组织属于互益法人,其设立目的具有同业互助性质;在内部组织上遵循人合性,亦体现适度、有限的资合性;在政策待遇上具有公共性与扶持性。我国主流的合作经济组织类型主要有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三类,改革开放以来三类合作社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境况。制约我国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作经济组织经常遭遇政府不当干预和市场优胜劣汰的双重挤压;二是对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回应不足,使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制度建设长期落后于现实需求。为保障我国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应进行法律续造:一方面,要以合作经济组织统一立法取代合作社单项立法,制定完备的“合作经济组织法”;另一方面,着手构建起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性政策法规体系,主要包括合作经济组织的身份识别监管机制、系列政策支持系统、农产品流通渠道培育制度与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地位等。     

任务型组织设立中的任务分析

任务分析是任务型组织设立的前提，但是，这项工作必须是在常规组织中进行的。因为在常规组织的运行中，当出现了非常规任务的时候，才会通过设立任务型组织去解决这类任务。所以，常规组织必须拥有一种任务分析机制，去自觉地识别非常规任务。这一机制的存在，对于常规组织承担常规任务也是积极的。任务型组织设立的方式有回应性设立和前瞻性设立2种，从现实需求看，前瞻性设立将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两种民间金融互助组织的文化分析

云南丽江古城纳西人的“化从”与汉族地区崇川镇人的“标会”都是建立在熟人关系和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民间金融互助组织。然而“标会”发展到当下,被视为单一的经济资本获得的方式,最终导致信任纽带的消失进而崩会;而纳西人将“化从”视为获得社会资本及实现人生理想的一种途径,使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再生性资源。两者相较,对于当前如何使传统文化成为有效的再生性文化资源及对于理解社会转型期其他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农村灾难救援中社工跨部门合作困境及其治理——以“5.12”汶川地震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为例

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介入"5.12"汶川震灾的实践表明:农村灾难救援社会工作中存在非政府组织身份缺失、责信机制不健全以及主体间信任流失等跨部门合作困境,其根源在于实质性授权不足、主体间目标不一致、组织间沟通不畅等。因此可从构建以授权为核心的制度化参与机制、达成平等合作的共识以及建立多元化的合作模式三方面着手,实现农村灾难救援中跨部门的良性合作。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发展我国社会中介组织

现阶段，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得到迅速发展，但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促进社会中介组织健康发展的有益经验，从发展多层次的中介组织、完善法规与管理、提高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着手，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中介组织有着重要的作用。     

农民合作社与关联组织纵向协作的影响因素

从农民合作社的外部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角度分析其与关联组织纵向协作的影响因素,并基于381份合作社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和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多数合作社与上下游关联组织存在非正式、松散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订立正式的书面契约、开展紧密型纵向协作的比例仍然偏低。整体而言,关联环节的交易费用、农产品产业链结构、合作社负责人能力及合作社的其他个体特征是合作社与关联组织开展纵向协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具体到解释变量则因上下游关联环节、纵向协作形式的不同而存在统计显著性上的差异。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法治化的制度建构--基于社会组织功能定位的分析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对社会组织认识的偏差,致使相关权责规定的缺失和司法介入的困难。要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推进社会组织管理的法治化,需要从构建以保障公民结社权为目标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入手,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完善责任制度,实现社会组织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转向。     

政治文明视阈下中国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

伴随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民间组织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载体，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资金、自主性、人力资源、社会声誉是制约中国民间组织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为进一步促进民间组织政治参与，政府必须转变观念，调整职能，健全法律法规，民间组织必须加强自身管理，勇于创新。     

关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的思考

民间组织已成为中国社会和政府转型期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虽然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当前也面临一定的困境。就其与政府关系而言,近些年来,面对民间组织的迅速崛起,政府对民间组织采取过于强化控制管理政策,使得民间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障碍。因此,完善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是解决民间组织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西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政策法规比较研究———以英国、德国、美国为例

高职学生在校期间将课堂上的学习与工作中的学习结合起来,将理论知识和工作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被称作工学结合。高职教育的工学结合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政府、企业（产业界）、行业、学校、学生诸多方面。其中,政府的政策和法规的推动是很重要的动因。文章通过比较英国的“三明治”模式、德国的“双元制”、美国的“合作教育”和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这四个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政策法规的异同,指出政府可以从政策引导、组织机构协调和财政经费投入三方面,对工学结合的运行进行引导和监督。     

重新审视我国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地位与作用

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成功经验证明,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即各种农业合作社,在引导农民走向市场,促进农业产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农业专业组织发展迅速,但受内部体制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这种组织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并针对现有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成效与问题评析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内生性农村合作金融组织。2006年农村金融新政策实施以来,农村资金互助社从无到有,数量缓慢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模式多样化,互助社信息、效率、成本优势明显。但在发展过程中农村资金互助社也逐步暴露出诸多问题,包括：社会认同度不高,影响发展速度;缺乏专业人员,管理不健全;成员间沟通和协调难度大;资金缺乏,难以满足社员信贷需求等。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造血”机制,缓解农户及农村小企业融资难题,需要从加大宣传力度,明确法律地位,规范管理制度,提高管理人员素质,壮大资金实力等多方面来加快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     

转型期中介组织对社会信任建构的功能反思

社会信任成为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性因素,而产生在社会转型中的中介组织对于社会信任的建构有着特殊意义。阐述了中介组织对于社会信任建构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并提出了如何克服其局限性,发挥中介组织建构社会信任的优势,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