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文化

大凡称得上文人的都是有文化之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者为文人,晓古通今、博学多识者为文人,著书立说、吟诗赋词者为文人。世上想成文人者多,成了文人的少,成了大文人的更少,看来做个文人确实是不容易的。据说执鞭立教、伏案爬格者也属文人之列,大概属小文人吧。鄙人专门“执”过几年,业余“伏”过几年,且仍在伏着,虽算不上什么大小文人,起码也算有点文化的人,不管怎么说,总也入文人之围了,为此使自己不知高兴了多少年。 文化这东西本属高雅之列,其内涵之丰富浑厚不可一言以尽之,就其自身     

宋代文人竹枝词的变迁

本文深入研究了宋代文人竹枝词的变迁。在题材内容方面，宋文人竹枝词于风土民情之中，反映民生疾苦，揭露封建社会不平等现象，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宋文人竹枝词借当地古迹来咏史抒怀。“竹枝”的爱情之音是唐文人的主旋律，宋人绝少涉及，其原因与宋词兴盛有关。在艺术风格方面，宋代竹枝词颇多议论，有似宋诗风格，具有鲜明的诗人个体风格。唐文人竹枝有七言四句与七言二句体并存，宋文人竹枝只作四句体形式，二句体形式不再被采用。宋文人创作竹技词的主观性增强。宋文人竹枝词在唐人以“苦怨”为基调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一些诙谐风趣之作，成为后世文人竹枝词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篇文章是作者竹枝词新论系列论文之三。     

文人话本的衰微过程与原因

文人话本在明代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大约四十年间出现繁荣局面,到清代康熙年间已经衰微。其主要原因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严厉禁毁“小说淫词”,对话本创作以致命打击。清中叶以后的话本作家,热衷于宣传封建礼教,其作品为读者所唾弃。作家缺乏创新精神与才能,一味地“效颦剽窃”,使话本失去了独创性与生命力。清代中叶以后的话本,只在文人生活圈子里打转转,对市民读者缺乏吸引力。     

清代散文“经世”论

清朝以满族入主中原,统治汉族,其政治控制和文网之严是很突出的,但就在这样的时代里,以文章“经世”的风气,即作者积极介入社会,文章切合时事的传统却不绝如缕。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清代散文的发展与成就,做一番历史的考察。以文章经世,是我国文人的代良传统。远的且不说,就以文运衰微的明代来说,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其艺术观念是守旧的,但其文章创作中仍有不少褒贬时政、一针见血的好作品。特别是到了明季,农民义军风起云涌,明皇朝山崩川溃,关外满清     

御选唐诗与清代文治

“御选”是清代独有的诗文选现象,御选唐诗与清廷的文治思想以及尊唐思潮密切相关。它以清真雅正的诗风、温柔敦厚的诗教引导社会文化的方向,以唐诗的盛世之音渲染清代治世的清明景象,逐渐消解了文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较好地实现了文治。上有所倡,下必从之,御选唐诗所倡导的诗风也就成为诗坛普遍的崇尚。     

南社虎丘雅集为什么能在晚清顺利举行？

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柳亚子、陈去病等十七个文人在一起雅集，饮酒作诗，抨击时弊，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化团体——南社。当时，正值清朝末年，文人聚集或结社，是被当权者严格禁止的事情。其实，早在清朝立国之初，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特别是为了防止知识分子进行反清活动，清政府就严禁文人结社。“顺治九年，礼部颁天下学校卧碑第八条云‘禁立盟结社’。”（俞正燮《癸巳存稿》）雍正时期，凡结社者要被“定例拿究”。     

元代中晚期文人论“气”的内涵演变

元代中期文人论“气”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坚持“以理论气”;二是以把“气”之盛衰与国运之盛衰、诗文之盛衰三者绑定起来论述。但元中期文人始终未能对政权有家国一体的感觉,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旁观者心态”,故而元代中期文坛始终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到了晚期,文人以“气”论文有了新的变化,表现有二：一是“气”论的向下转,即“台阁气”向“山林气”的转变;二是“气”论的向内转,即“以理论气”和“气运说”向以情性论“气”的转变。这种转变又昭示着文坛格局与走向的新变。     

论清代满蒙联姻对喀喇沁地区的影响

满蒙联姻是清朝统治者怀柔蒙古、巩固自身统治的重要边疆民族政策之一,其目的在于以联姻促进满蒙联盟,用“姻好”巩固“盟好”,使蒙古王公成为为清朝直接服务的力量,这对清朝统一全国、巩固政权及治理边疆都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赤峰的喀喇沁旗在清代既是关内通向关外的交通要道之一,又是满蒙交界的军政要地,故清朝对之非常重视。清代满蒙...     

宋代晁氏文人作品混淆辨正

历来文献和研究成果对宋代晁氏文人及其作品的记载存在不少混淆和失误。晁载之不是晁遘后人,他与晁冲之同属晁迥直系子孙,晁遘一支在宋代不称“西眷”;晁说之、晁咏之兄弟常被彼此混淆;“进道四弟”为晁损之,并非行第相同的晁说之;晁氏家族分支系排行,而非举族统一排行;在晁氏文人之间有十余篇作品混淆了作者。     

碑贴兼收 清楷称首 鉴赏慧眼——试述祁隽藻的书法艺术及其成因

祁隽藻为清朝体仁阁大学士 ,首席军机大臣 ,是晋人中在清朝居官最高最久者。世人称“三代 (道、咸、同 )帝师”、“寿阳相国”。他的书法师承“二王” ,碑帖兼融 ,出颜柳 ,参以山谷 ,深厚遵健 ,自成一格 ,有“一时之最 ,人共宝之”、“楷书称首”的赞誉 ,并精于鉴赏 ,博得士几推崇。其因有三 :家严教 ;自努力 ;尊儒学。     

元代文人优伶意识论

元代下层文人因为时代的原因被迫以“移宫换羽”为业。清初署名“于陵孟公”者在跋宋徵璧散曲时云:“今乐府不作,古诗不歌,欲人时时传咏,必出于元人优伶之调。”这“优伶之调”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明,在元代,广大下层文人确实与优伶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文化同构感———即元代文人的优伶意识。这种意识通过元代文人的自贱的身份潜认、戏谑的文化本性、狷介的角色仿形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浅论陆游的"诗人之文"

陆游不仅是一代诗豪 ,其词、文亦卓然成家 ,尤其是他的散文 ,在当时就曾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作为敢以“放翁”自号的文人陆游 ,其诗性思维却更能突破传统保守文人在文体上的故步自封 ,在诗和其散文中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和谐、一致。本文从陆游散文的诗人情调、诗性思维两个方面 ,探寻诗人身份对他散文创作的影响 ,及其“诗人之文”所呈现出的主要审美品格     

论于豹文的诗歌创作

于豹文是天津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他一生中既领略过中进士的喜悦，又品尝过“归班”不仕的痛苦，其宏图不得施展，壮志难以实现，内心遂郁结着一股复杂而又千回百转的情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当于豹文内心的情志被抒发出来以后，便有了一部《南冈诗草》，这既是于豹文一己之感怀，又是清朝中期某些文人心态的一个缩影，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另外，于豹文是沈德潜的朋友，他的诗歌创作受到了沈德潜“格调说”的一些影-向，但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见，其艺术成就值得肯定。     

帝王眼中的华夷之分与君臣之伦——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政治思想

本文以《大义觉迷录》为依据，详细论述了雍正帝的政治思想：当“天下一统”之时，”君臣之伦”占据上风，“华夷之分”已无实质上的意义，“君臣之伦”突显，即所谓君要行君之德，臣要行臣之德，而清朝的皇帝都是有德之君，施行德政，因此天下之人理应臣服于清朝。     

文人之侠的崛起对中晚明文学的影响

中晚明是文人之侠日渐崛起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文人尚侠的数量与规模,还是文人交往中对“侠”精神的认同,都显示了较之以往更为集中和典型的态势。“侠”成为文人一种颇有影响力与认可度的品质,进入文人的精神内核。中晚明文人之侠的崛起,推进了明代求“真”尚“情”文学思想的演进,成为多元思想并存中重要的一极。     

谈苏舜钦《水调歌头·沧浪亭》

在北宋古文运动中,苏舜钦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主张“为文章”要“报柢于道”,诗歌创作必须“原于古,致于用”。在庆历新政的改革中,他的这些主张付诸实践,其诗文创作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清人徐惇复曾很有见地的指出:“夫子美抱经世之学,怀忠君之心,观其所为诗文及论时事札子,虽未见诸实事,然其议论,侃侃慷慨切直,皆有关于杜稷生民之故,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不可以区区文人才士目之矣。”苏舜钦不只是一个文学家,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力主改革的政治家,其慷慨大志、抱负理想溢为诗文:诗歌则“磊落自喜”、“其体豪放”;文章则“雄健负奇气,如其为     

1849年越南如清使臣与清朝伴送官唱和诗刍议

1849年越南使团如清岁贡,成员中有越南世称“超神适圣（阮文超和高伯适两位顶级文人）”组合中的神,即名人阮文超,此使团却常被忽略。沿途他和另外两位使臣与中国清朝伴送官员之间频频用要求最严格的步韵方法进行诗歌唱和,至今很多唱和诗已失佚,目前只收集到二十七首,但谨借此略陈管窥之议,反映中越两国诗歌唱和传统和越南文人的汉诗水平。     

宝砚遭毁缘无知

古时,文人非常重视砚,有“文人之有砚,如美人之有镜”之说。砚中以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最为有名,被称之为四大名砚,其中有的或为名人所使用,或造型独特,质量上乘,巧夺天工,稀世罕见,为历代文人所乐于收藏,有的已成为砚中之宝,甚至列为国宝。这些宝物有的     

论宋代词人的忧世情怀

宋代文人士大夫大都以名节自砺 ,以道义相期 ,以开济自任 ,有强烈的经世思想、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 ,正因如此 ,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势 ,他们的忧世意识也特别强烈。即使在一向被视作花间尊前聊佐清欢的工具的“小词”中 ,也充满了文人士大夫浓郁的忧世情怀。具体而言 ,北宋词中“多北风雨雪之感” ,而南宋词中 ,“多黍离麦秀之悲”。     

出处之念的起因及主要意旨──“朝隐”与中国古代出处文学主题

朝隐,是古代文人在恶劣人文环境下保护自己又不枉道变节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其萌于《庄子》。“陆沉”、“市隐”,直接开启了东方朔身在朝而明哲保身的“朝隐”。而对于西汉宫廷文人亦官亦隐传统的继承,以晋宋文人最为典型。出处意念往往与文人“饰美”心理传统有关。特定官僚体制、社会形态决定了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与普遍,出处之叹成为古代文人抒情诗惯常主题。晋宋文人“朝隐”作为出处两端的折中与变通,是整个主题价值流向和主要表现程式、意象趋于定型化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