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本研究利用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教育获得、家庭责任（婚姻和子女）和家庭经济状况三项个人或家庭因素对女性就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在1995年至2002年间,教育的正面效应变小,即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下降,但婚姻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上升。对照1995年, 2002年时家庭收入高的已婚妇女更有可能不工作,表明这是城镇女性就业决策走向理性化的一个过程。另外,作者并不认同“沮丧的工人”观点,认为失去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因生活所迫更可能进入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而不是对再就业失去信心而永久退出劳动。     

收入不平等与个体健康——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与县级社会统计资料,通过拟合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系统检验了绝对收入理论和收入不平等理论。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个体收入对健康的凹陷效应之后,县级收入不平等程度仍对个体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心理机制仅能部分解释不平等对健康的负面效应,而新唯物主义机制未能得到经验支持。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分析当前常态化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并揭示其内部形成机理，可以为土地流转政策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内生Probit模型、T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促进了土地流转，且结果稳健。对家庭生命周期不同的农户，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促进土地流转这一现象在抚养期、赡养期和稳定期的农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与留守农户相比，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历有助于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非农就业在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促进土地流转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回流的农业转移劳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吸引外出务工群体回乡发展的同时，促进他们在本地非农就业是加速土地流转的重要途径。     

差序格局下的宗教信仰和信任——基于中国十城市的经验数据

目前学界对宗教与信任关系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基于中国1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分析了宗教信仰对社会化信任、一般化信任和差序格局结构中不同半径群体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宗教对信任尤其是社会化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宗教对信任的影响随着差序格局半径的增加而增加;3.宗教对信任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信仰效应而非组织效应,此发现部分解释了宗教与信任关系研究结论的矛盾性。     

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及影响因素——监管权威的视角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09年的测试调查数据，分析了目前中国工作权威层性别差距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体制外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要大于体制内；在控制人力资本变量的情况下，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提升；承担家庭责任是影响女性拥有工作权威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年7省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既表现出对城市定居的向往,又呈现出一种矛盾和模糊性的心理状态。相对于人力资本而言,家庭因素、社会支持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加明显。农民工的定居决策主要受市场性、文化心理性和制度性三类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性因素正在成为显在的主因,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已经有所下降,但市场因素的根源仍然来自于制度性因素。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曾经作为个体或集体认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已构不成为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和公民权的牢固基础。因此,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深入理解涂尔干有关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思考尤为必要。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蕴含着两大基本主题即“社会如何可能”和“社会学如何可能”,它们又融入于其一生所专注的“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之研究中。从整体上观照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并基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神圣性的社会事实,能够从方法论和实质性问题思考的交汇层面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按照涂尔干的思想,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团和公民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阐明有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关系的问题。     

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

本文基于SS事件的田野调查资料,从微观层面考察参与主体的行为互动及其逻辑演进,剖析利益与价值因素的交替主导效应,进而解释聚集者何时、因何、如何参与和退出集体行动,并以此回应海内外学者的观察。本文的结论主要有：直接利益受损者行动目标由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的转变,为聚集者提供了参与契机;价值因素是聚集者参与集体行为的核心动力;直接利益受损者在面对社会价值诉求与个体自身利益选择时,后者的作用凸显,聚集者也随之选择退出,集体行动终结;当前,“价值-利益回归效应”在处理由偶然事件引发的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具有有效性,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并不完全与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相契合。     

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及其社会网络——强弱关系假设的再探讨

关于社会网络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有两个假设：弱关系假设和强关系假设。本研究通过对30名留美中国科学家的深入访谈发现,是社会网络中人际强弱关系的互相协调、共同发挥作用,才成功促成了双方的跨国合作。强关系的作用是作为关系节点,将双方连接起来,提供沟通平台和信誉保证;而弱关系的作用是互通信息,为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提供体制资源支持。强弱关系在求职网络中的优势互补是本研究的重要发现,充实了强弱关系假设的理论内涵,丰富了求职网络的研究传统,对人才的跨国参与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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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就业问题（英文）

一般认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就业增长,但乡镇层面的城镇化会对就业产生怎样影响,仍是一个待澄清的问题。与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不同,乡镇城镇化并不是静态地影响就业,它除了从需求角度影响存量劳动力的就业外,还会从多个维度冲击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意愿,并改变劳动力蓄水池的容量。这些新增劳动力大多只能通过本地非农部门的发展来消化,如果城镇化推进方式不当,不能有力反推非农部门的发展,就可能会加剧非自愿型失业。基于河南、湖南等五省的调查数据,我们验证了上述判断并发现,在那些依托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来推动城镇发展的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推进,非自愿型失业明显减少;相反,在那些脱离周边城市的协同效应而孤立推动城镇化的地区,非农部门的发展比较滞后,非自愿型失业现象更为普遍。本文的结论提醒我们,在乡镇层面推动城镇化将面临更迫切的产业协同问题,这需要对城镇化的推进模式进行更系统的设计。     

The effects of age structure on the labor force and retirement in China

What are the current and future trends in age structure in China as it relates to labor force and retirement? And, what is the impact of the one-child policy on these trends? A trend analysis identifies that as the parents of the one-child family age, China will have an older population, proportionately, with a smaller middle-aged population to support them in the traditional manner, unlike previous generations. A burden will be placed on the working age population as the one-child generation will have to help support two parents if single, and four parents if married, particularly in urban areas. This will also impact rural areas where formal systems of elderly support are not yet fully developed. In terms of labor resources, the elderly may be better supported in old age if they stay in the labor force for a longer period. However, younger workers need employment, while the old must work to offset the lack of formal support, and the potential decline in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support due to the changing age-structure. The challenge facing policy-makers is to bring about a balance between employment patterns and support between generations.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

各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随着各国人均GDP增长呈现先加速下降而后减速下降的趋势,分界点就是刘易斯转折点。跨国平行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在人均GDP为3,000—4,000美元（购买力平价2000年国际美元）之间出现。中国的人均GDP超越了这一水平,但农业劳动力比重远高于该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世界平均水平,这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有较大潜力。     

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动机研究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延庆县的五个村庄进行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动机可分为四种类型:收入导向型、工作导向型、家庭导向型和发展导向型。选择人力资本、家庭人口结构、家庭耕地占有、家庭年总收入、居住地区位五类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动机的因素,着重分析它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动机影响的差异。     

Ha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rrived in China?—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各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随着各国人均GDP增长呈现先加速下降而后减 速下降的趋势, 分界点就是刘易斯转折点。跨国平行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 刘易斯转 折点在人均GDP为3,000-4,000美元 (购买力平价2000年国际美元) 之间出现。中国的 人均GDP超越了这一水平, 但农业劳动力比重远高于该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世界平均水 平, 这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有较大潜力。

关键词: 刘易斯转折点 劳动力转移 跨国平行数据

Using World Bank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to estim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we find that as GDP per capita increases, the share of rural labor in the total labor force tends to decrease first at an accelerated rate and then, after passing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t a reduced rat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ross- country panel data shows that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s reached when GDP per capita reaches somewhere between US$3,000 and US$4,000 dollars (PPP, constant international US dollars for the year 2000). GDP per capita in China has exceeded this level, but the proportion of rural labor in the total labor force remains much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for countries at the sam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may imply that there is still considerable potential for rural labor transfer in China.     

充分就业: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我国人口基数大,新增劳动力、国企下岗分流人员增加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象并存,呈现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就业压力长期存在的局面。同时,存在多种影响充分就业的客观因素,使得就业的数量与就业质量受到严峻的挑战。因此,实行"经济发展与充分就业并重、效率与公平均衡"的方针,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技术创新,鼓励非公经济、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我国劳动力就业压力的根本途径

加入WTO ,会对我国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冲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会更加严峻。只有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才能有更多的农民进得了城。也只有这样 ,才能提升我国的企业素质 ,提升我国的城镇素质。因此 ,提高农民素质 ,解决农民再就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关键。而提高农民素质的关键又在于加大农村教育的力度 ,搞好农民教育。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 general survey

本文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疏理,从农民工总量规模、结构分布、对输出地贡献和对输入地影响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在总量规模的分析中,我们需要注意各调查的统计口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新发布的农普调查数据,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已达1．3亿,此处数据不含随外出从业劳动力外出的非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经商者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行业分布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长距离迁移占很高比例。农民工跨区域转移这种就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已有研究估计对GDP增量贡献在20％左右。从输出地来看,总的影响是积极的,特别是收入状况的改善,但也留下了数量庞大的留守族。     

中日韩三国劳动力结构比较分析及启示

日本、韩国与我国是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在互相交流的同时,三国之间又相互产生影响.通过比较分析可知,日本、韩国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就业结构、行业结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与我国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日韩两国针对各自国家劳动力结构问题采取了相应措施,特别是在雇佣外国劳动力、加强教育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经验、对策对我国改善劳动力就业结构具有借鉴意义.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odes of transference of surplus labor in China's countryside

The problems posed by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a surplus labor force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are examined. Separate consideration is given to ways to absorb this surplu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gricultural labor migration to other rural area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The implications for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policy are review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