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人格精神与中国古代艺术美追求

一 隐士的大量出现及稳逸行为的几度普遍,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特有现象,这在别国文化发展中是难以看见的。也许我们能够说,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之所以独具特色,隐逸文化的存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制约因素。隐逸文化的勃兴及传承,在客观上刺激了古代审美文化的发展。而在隐逸文化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隐逸人格精神的实践与建构。这种实践与建构是在隐士们艺术化、审美化的隐逸生活中最终完成的。马尔库塞认为:“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依此逻辑,则隐逸人格精神之于隐逸文化,甚至相对于古代审美文化都很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承担者”。 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历史上,如果将儒家文化看作中国自孔夫子以来的主流文化的话,那么隐逸文化则是非主流文化。它处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既同主流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来与之相抗衡。隐逸文化基本上是一种道家文化,在隐逸文化氛围中     

试论李白的隐逸

试论李白的隐逸孙波一、中国古代的隐逸原型隐逸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李白的隐逸只不过是这现象中的一角风景。因此，只有把李白的隐逸投放在中国古代的隐逸现象的大背景中，才能正确把握李白的隐逸。中国有记载的比较早的隐士是尧时代的许由。据载，尧想把天下...     

网络、关系与中国的社会地位获得模式

20世纪 70年代以后 ,网络结构观成为社会分层研究的新视角。中国转型转轨时期的社会分层中的非制度安排机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对网络结构观指导下的系列研究的比较与回顾 ,指出作为文化意义上的静态的“关系”是中国社会特有 ,但作为“资本”意义上的动态的“关系”则是中国特定的转型转轨时期特殊制度背景中的产物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试论魏晋朝隐之风与山水诗的兴起

促使山水诗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很复杂的。本文则拟着重讨论魏晋以来盛行的隐逸之风是如何直接推动了山水诗的兴起。一魏晋时期流行的隐逸和传统的隐逸相比,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其独特之处使它能以传统隐逸远不能及的魔力,吸引了整个统治阶级而风靡一时。它是在尖锐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魏晋士大夫们独特的处世哲学及生活方式的表现,是统     

先秦隐逸群体浅论

《后汉书·岑彭传》云;“招聘隐逸,与参政事.”后《晋书》设《隐逸传》,隐逸这一名词遂被广泛使用,成为隐居之人的通称.事实上,隐逸作为“中国社会的特产”,在先秦时期即以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群体之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时人谓之:“隐者”、“逸民”等.早有学者明确指出:隐逸的出现有着君主政治的独特背景和农村社会的坚实基础.先秦时期由“君臣父子”的严密秩序到“天下无道”的“季世”,君主政治的专制成份日渐加强,而这恰又是隐逸产生和得以发展的背景.也就是说,君主政治的专制因素在走上成熟的历程中,与之相应的那套统治结构,显然无法容忍和吸纳在思想主张和生活情趣上迥异于世俗之众的隐逸群体;而所在皆是的个     

隐士和隐逸文化初探

隐士和隐逸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化形态,它出现于文明社会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道家正是在汲取了隐士和隐逸文化的思想营养才得以产生、生长起来的。但是,由于中国隐逸文化历史悠久,史料、传说记述颇丰,使得隐士和隐逸文化具有相当的模糊、矛盾和神秘色彩。用发展的眼光去探究产生隐逸文化模糊及矛盾的根源,发现隐逸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嬗变过程。     

儒道“隐逸”思想之比较研究

"隐逸"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理论现象。其中,尤以道家和儒家的"隐逸"理论影响最为深远。二者因为出发点的不同,体现在其"隐逸"理论中各有特点。道家"隐逸"思想是建立在其"无为而治"、"齐物"、"逍遥"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儒家"隐逸"思想是建立在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理论基础之上的。道隐与儒隐虽殊途,但都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陶渊明的隐士精神

隐士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众多的隐士中间,陶渊明可称得上一个独出众类之人.他的归隐不但是勘破世事,不计荣利,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自己所特有的士人身份,由士入农,躬耕田野,以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敏感来体验农民的社会生活,并且构筑了一个理想的农业社会模型--桃花源世界.实际上,在陶渊明隐逸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     

略论中国古代隐逸风气的文化内涵

所谓“隐逸”，即是隐居避世，不肯为官之义。并不是所有躲进深山老林的人都可以许以“隐逸”二字的，它只能用来称那些具有做官的资格和能力，但又不肯做官而隐居进山林的士人。倘若本来就只是一个农夫樵子，无论他躲进怎样幽深的山林，怎样的不与世人往来，恐怕直到老死也不会被人们称为“隐逸”的。所以，隐逸行为只是我国古代士人阶层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在我国古代一直绵延不绝，而以魏晋六朝时期尤为兴盛，蔚为一代风气。例如生活在东晋末的大诗人陶渊明，他抛弃了彭泽县令的官职，跑到乡下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其间写下不少描写…     

试论隐逸文化成熟的显性标志及其他

在极度重“史”的文化传统中 ,隐逸文化最后成熟的显性标志乃在于 ,隐逸作为一个阶层被纳入到了这一传统当中。从正史、私史两方面进行考察 :二者互为补充地体现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上到下的整个社会对隐逸阶层的全面肯定 ,而显示出隐逸文化的最终成熟来。其成熟还表现在对“隐逸”研究的日益深入细致方面。     

甘肃省天祝县汉、藏民族杂居村落的社会民俗

当今中国 ,民族关系依然是个大问题。本文通过对天祝县汉、藏民族杂居村落的社会民俗进行客观而真实的描述 ,试图为“大杂居、小聚居”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切片 ,并说明民族的民俗文化作为各民族间的文化纽带在民族关系中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古代山水隐逸文学中“渔”的意蕴

渔,本是人们普通生产劳动的一大内容.但在中国隐逸史上,以渔为隐成为一种隐于水的方式.“古来贤哲,多隐于渔”(刘克庄《木兰花慢·渔父词》),由于中国士人对隐逸的崇尚,历史地赋予了“渔”以深厚的内涵,而历代诗人作家把这种深厚的内涵转移给文学,在山水隐逸文学作品中对“渔”歌吟不绝.因此“渔”遂成为传统的文学题材,并且为古代山水隐逸文学蓄积了一般题材所难以具备的丰厚底蕴,创造出一般题材所不能替代的意象和意境.     

中国古代隐逸文化之和谐内蕴

道家代表的中国古代隐逸文化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整个流变过程中,和谐乃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它蕴涵着天和、人和、政和、境和等多层文化要义.天和是融于宇宙的至情;人和是修治本性的本情流露;政和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境和则是虽自人为却无人为的自然天成.     

论儒道的隐逸观与隐士形象

隐逸作为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现象对古代文人在人格建构、生命价值、生活方式、行为特征以及心理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根源则在于儒道两家对隐逸观念的建构,儒家以积极入世为思想根本,主张隐逸是隐以待命,是复出前的准备;道家以“无为”为宗旨,重视生命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基于这种隐逸观念,儒道分别对隐士形象作了不同的处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隐逸派”

“隐逸派”是“五四”落潮后,在周作人退隐实践的引领下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以周作人为主将的“隐逸派”文人都经历了由“入世”到“出世”的心理转变,他们在隐逸道路和隐逸人格上的相似性促使他们创作出了具有隐逸味的文学作品.     

藏剧概述

藏剧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戏剧之一。它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浓厚的地方色彩,它和全国的戏曲艺术一样,不论是戏剧文学,还是演出形式,既有着共同的艺术特征,又有它自己独特的民族特点,它不仅是藏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也是祖国文艺百花园中一朵古朴的高原奇葩。藏剧极大地丰富了西藏的民族文化,在祖国琳琅满目的戏剧艺术中独树一帜,显示了藏族文化特有的光辉,它在我国的民族文化史上,在我国戏剧史,其地位是不可低估的,早为我国文化界和戏剧界承认和重视,夏衍同志曾高度地评价了藏剧的独特艺术,赞誉他是“雪山上的红牡丹”。藏剧渊源流长,艺术形式比较完整,为了更好地继承、发展和研究藏剧,为了比较系统地了解藏剧,本文仅对藏剧进行初步的概述。     

释“和实生物”——兼论当代中国社会理念的转型

中国文化传统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其核心理念则可以一个“和”字来表示。“和”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乃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共识,“和实生物”则是其理论总结。“和实生物”的要点有三:在“和”的体性问题上,必须树立“不同而和”的观念;其运作方式,或可概括为“和而不同”;“和”的功能,则是“和故能生”。“和实生物”作为传统文化的精义,自近代以来却因为“竞争”与“革命”等观念的发扬而受到冷落,这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密切相关,也同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分不开。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是在一个较为狭窄也较为紧迫的时空范围内展开的,面临的矛盾与冲突亦更为复杂多样,它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力争将各种对立的因素和斗争的力量消纳、化解到一体化建构的良性互动中去,这就需要重新启动古老的“和”的智慧,让“和实生物”一语再度焕发光彩。     

"秦学"研究的地缘文化学基础--兼论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东西"、"南北"模式

过份凸现阶级斗争的侧度 ,完全否定地缘因素在人类社会和地域文化发展中的地位 ,并非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明确承认地缘因素在地域社会及文化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中西文化差异的重要远因 ,陕西岐周与古希腊爱琴海岸地缘条件十分不同 ,堪为一例。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东西”、“南北”模式 ,也根源于中国特有的地缘条件 ,它是中国任何地域文化研究都不能不注目的两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