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中的顾客导向与人口导入——以上海市松江新城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期,但是由于城市建设与管理的行政导向和“政绩导向”,城市建设规模大大超前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形成“空城”和“死城”,导致城市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人口导入是城镇化的主要表现,也是增强城市活力、提升城市能级、繁荣城市面貌的主要途径。因此地方政府应当通过顾客导向的城市管理,为城市顾客提供高质量的城市产品,以吸引人口进入城市居住、旅游和投资。本文以上海市松江新城为例,针对不同的城市顾客提出了一系列人口导入的政策建议。     

大型保障房社区建设对区域人口发展的影响——以上海市为例

通过对上海具有代表性的保障房建设基地的实地调研,分析目前上海市保障房的选址特征、居住区人口构成及其对区域人口发展影响。分析发现,上海市保障房选址主要集中在近郊区,对人口产生了较强的导入作用,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人口压力,但也造成了人口在近郊区过度集聚,且住房郊区化快于产业郊区化,对区域内人口合理分布、公共资源配置和人口管理等方面带来不良影响。据此提出,应通过优化保障房的选址及合理的规划建设,完善服务体系等,实现人口与区域的协调发展。     

小区域人口预测模型及其应用——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参考已有人口预测理论,针对大城市各个区县流动人口较多、人户分离、人口增长较快的特殊情况,构建了小区域人口预测模型,并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对2011—2020年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转型期单位社区组织研究——湖南航天社区个案调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单位体制的改革和“企业办社会”已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单位社区仍然在我国城市社区中仍占据主体地位。而社区组织作为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基础，可以说是社区建设的任务和目标的重中之重。因此，在选取湖南航天社区为个案来研究单位社区基础上，分析其社区组织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探索重构航天社区的组织。     

转型期单位社区组织研究——湖南航天社区个案调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单位体制的改革和企业办社会已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单位社区仍然在我国城市社区中仍占据主体地位。而社区组织作为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基础,可以说是社区建设的任务和目标的重中之重。因此,在选取湖南航天社区为个案来研究单位社区基础上,分析其社区组织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探索重构航天社区的组织。     

社会组织发展 带动北川社区重建

经历了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新建的北川县城备受瞩目。目前,北川新县城所在地永昌镇辖区新建6个城市社区,毗邻的安昌镇辖4个城市社区,其他各乡镇共建有23个街道社区。曲山镇、漩坪乡、禹里乡、陈家坝乡还分别建有20个跨村集中安置点(农村社区)。如何搞好北川社区(含农村社区)     

巨灾后人口重建的路径分析——以汶川大地震重灾区为例

巨灾导致人口数量、质量与结构失衡,应根据巨灾的性质和破坏情况,因地制宜,选择人口外迁、迁入或出生人口以进行人口数量重建。人口质量重建则主要借助于以下四条路径:通过全面康复提高残疾人口的社会参与能力,通过孕前、孕期医疗支持减少先天缺陷新生儿的出生,通过心理援助、恢复和扩展社会支持网络缓解受灾人口的心理压力,通过重建校舍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人口结构重建则在改善灾民可持续生计的前提下,依赖政府的政策与规划,实现人口结构的优化调整。     

社区自组织视野下的社区调解能力提升

当前社区调解制度面临着诸多困境,现有的制度改进思路未充分意识到原有解决机制衰弱的深层原因,在具体措施上必然流于泛泛,不但不能提高调解的能力与效率,反而使调解失去非正式、灵活机动的民间特征.社区调解制度能力的提升有赖于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实现,应在社区自组织的理论视野下进行基础性的制度创新.首先,应大力加强社区自组织建设,构建和谐社区.比如调整现有的社区发展思路,通过政策来引导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培养;从法律上确保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以形成自组织的结构体系;加强社区居民的互动、交流与协商,以培养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以及减少社区居民间的关系距离,积极发挥小区作为集居地的作用,引导创建新的"城市村落".其次,完善调解的立法,尊重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教育与自我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社区的自治力.应该考虑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系统规定有关调解的事项,并承认社区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尽快建立社区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协调机制,同时立法将社区调解协议与法院强制执行结合起来,使社区调解得到国家公权的有力支撑.最后,要真正落实社区的自组织机制,大力实现社区公开、平等、民主的选举,让居委会及社区调解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有群众性、有代表性的自治组织.     

组织视角下城市社区建设居民参与状况分析——以广东汕头市D社区为个案

城市社区建设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总体水平偏低,如何提高居民参与水平,成为社区建设的一道难题。从组织视角剖析社区居委会在居民参与中的作用,研究其如何影响居民参与水平,优化居民参与的组织平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组织发展带动北川社区重建

经历了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新建的北川县城备受瞩目。目前,北川新县城所在地永昌镇辖区新建6个城市社区,毗邻的安昌镇辖4个城市社区,其他各乡镇共建有23个街道社区。曲山镇、漩坪乡、禹里乡、陈家坝乡还分别建有20个跨村集中安置点（农村社区）。如何搞好北川社区（含农村社区）建设,提高北川社会管理服务水平,是北川县目前面临的,也必须解决好的一个社会管理课题。     

上海大型居住社区居民自治研究——以松江新凯家园社区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城市居民当家作主,推动城市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根据上海郊区大型居住社区居民自治的现状和特殊情况,当前,要在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提升社区自治组织治理能力的同时,加强各类社区组织的建设,继续加深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促进社区融合,从而更好地推动社区自治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论推动城市社区中介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关系的和谐发展

完善社区居民自治,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实行社区自治,必须实现社区管理体制构建上的突破,给予社区组织以明确的定位,形成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体系。其中,社区中介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理顺是尤为关键的问题,本文着重从社区中介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关系的现状及问题、社区中介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推动社区中介组织和自治组织关系和谐发展的措施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角色冲突与公关体系的建构--以广州市S社区居委会为研究个案

居委会自治是当前我国社区改革的重点.以公关体系的建构为路向,以化解居委会角色冲突为切入点,可以对社区居委会自治改革进行对策性研究,建构一套全新的居委会自主公关管理体系.     

转型期村庄权力结构中的组织构成和权力分割--以江西刘下村为个案

分析中国村庄权力结构进而对乡村社会性质进行研究,一直是中外学者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刘下村的个案分析,剖析了当前中部地区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社区转变为以打工经济为主的新村庄社区后的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分析了现阶段村庄权力如何在乡政--村两委会--自然村委--村民四级利益主体间,以及民间组织间进行分割,并提出了从体制上提高村干部待遇,即在"乡政村治"中把"村治"权下沉到自然村,现有行政村则变为"乡政"的代理人的改革思路.     

灾后重建中社区建设新路径探索——基于Q安置社区中的“巷巷会”运作经验

灾后重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过渡性安置社区成员来源的广泛性和问题的多向性使重建工作呈现复杂性特征.要加快灾后以社区为本的重建进程,就必须在关注公共设施建设的同时,引导社区自治.在政府、各级管理部门、社会工作者各方共同作用下,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共建,建立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机制,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形成新的社会支持网络和社区归属感,培育新的社区共同体,探索灾后重建中社区自治建设的新路径.     

民族地区传统社区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研究——基于广西瑶族石牌组织的个案

历史上民族地区传统社区组织对于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传统石牌组织与现代石牌组织存在不同的政治取向、民主取向、职能取向和管理取向,其参与社区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也有所不同。现代石牌组织是以国家法律政策为依据治理社区,是对国家法律的一种完善和补充,是全体村民共同管理社区的一种体现,以实现社区治理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对于农村社区治理和村民自治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中国农村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为视角

市民社会是社区矫正制度的逻辑起点和赖以形成的社会基础,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是社区矫正制度的本质特征,基于此,市民社会基础的有无就成为一个国家社区矫正工作模式的分水岭.中国农村社会还处于由依附型社会向自治型社会的转型期,远不具有市民社会的风貌,这决定了中国农村社区矫正只能采取“以政府为主导,以村民自治为依托”的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中国农村社区矫正应当坚持走群众路线,因此,要顺利推进中国农村社区矫正,不仅要坚持政府主导,在具体对策上还要注重农村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等社会力量的动员、培育.     

灾后安置点社区重建中的社区化管理——以成都市为例

针对汶川特大地震后安置点社区重建中的社区化管理工作,在对成都市震后安置点社区重建中的社区化管理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安置点社区化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其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并就如何完善安置点社区的社区化管理进行了对策性研究。     

社区自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协商机制研究——以两个社区营造实验为例

为了探索行之有效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依据自组织理论,通过对S市JT小区和J市D街道两个社区营造实验点的自组织参与社区议事协商过程的实证研究,根据两个社区的自组织参与社区协商发展程度的不同,认为社区协商的本质在于行动,自组织的执行力是社区协商的关键。促进社区协商民主,应当注重培养自组织自下而上参与协商的能力,同时应使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机制中充分发挥作用。社区自组织作为社区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其协商机制的研究对基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转型社会中的社区组织建设——深圳市社区组织个案调查（一）

社区建设是由政府推动、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广泛参与的重塑社会结构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活动。其中,社区组织不仅是社区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因此,社区组织建设是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之一。转型社会中的社区组织建设的目的到底是要强化国家权力对基层社区的控制,还是要在社区层面形成法治框架内的新型“社区政治”?这是深圳大学徐道稳副教授在研究社区组织建设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也是我国目前在社区转型时期进行社区组织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徐道稳副教授针对社区组织的结构模式和运行模式的现实状况、如何规范和协调政府部门与社区组织的关系以及社区参与的形式和作用三个问题专门进行了个案调查和研究。《社区》杂志将从本期开始,连续三次刊发社区组织建设的个案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