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兹华斯与孟浩然的诗歌境界比较

华兹华斯与孟浩然生活在两个相隔久远的时代和两种迥然相异的文化传统中,居住地域亦相去甚远,他们之间的可比性在于二人有着同样的自然情怀,他们均主张以诗歌入自然,以情感入自然,把自然作为生命家园,在自然中寻求灵魂的净化和生命意义的升华。二人在自然旨趣上的区别在于:华兹华斯在自然中寻求神性,并在神的怀抱中获得升华了的主体性,得到了“人的自然”;而孟浩然所寻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中人的主体性并不高扬,在他的诗中,自然是“人化自然”。     

柔情台商 张伊犁

在台湾具有“百亿身价”的富豪中,有一个人很特别,青少年时,由于家贫,全凭自己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创业时,身无分文,从一名推销员做起;成功后,以自己的人生感悟作为经营理念;生活中,又是一个极为孝顺的儿子和平易近人的“普通人”。 他就是台湾天鑫集团机构董事长、台湾宝石协会名誉理事长张伊犁先生,目前旗下拥有12家分支企业及     

论《巴比特》中的快感与罪感

《巴比特》是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代表作,亦是他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小说中,以巴比特为代表的人物过着“表面风光,内心彷徨”的生活,他们寻求各种方式为自己空虚乏味的生活制造快感,然而在片刻愉悦之后,却又产生深深的且无法摆脱的负罪感。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商业文化背景下大众快感与罪感的来源,并揭示了商业社会中人们在享受快感、经历罪感之后,最终陷入一种无助感的生存状态。     

论学校德育对学生生活的指导意义

德性之于学生在于其在对生活整体的“善”的寻求过程中,以善的方式把握生活之中的各种关系,从而使生活好,达到生活幸福的目的。德性是为生活的。学校德育以培养学生德性为质的规定,理应关注学生生活,对学生的生活进行指导;指导学生经验德性的生活背景和理解生活的内在意义。     

关于丘逢甲在台湾抗日的评价问题

关于丘逢甲在台湾抗日问题,史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把丘逢甲的抗日与唐景崧相提并论,说他是“虚声抵抗”;有的说他“利用誓死抗战的口号,骗得人民的拥护,借以瓦解人民截留在台官员的斗争,以便使他们和他们的眷属,得以从容逃走”;有的说“他们抗战是假,逃跑是真,那些抗战的宣言只不过是掩盖逃跑的烟幕”。这些见解,笔者认为都是值得商榷的。唐景崧和丘逢甲虽然都是组织、參与“台湾民主国”以抗日的主要人物,但他们的目的、动机及实际表现是大不相同的。唐景崧所以接受“台湾民主国”总统职位,打出抗日旗号,确系如许多论著所指出的,“是掩护官绅及其眷属逃跑的烟幕”。《马关条约》规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清廷下令唐景崧要台湾官吏内渡,但“巡抚及司道以下发     

华兹华斯与孟浩然的诗歌境界比较

华兹华斯与孟浩然生活在两个相隔久远的时代和两种迥然相异的文化传统中，居住地域亦相去甚远，他们之间的可比性在于二人有着同样的自然情怀，他们均主张以诗歌入自然，以情感人自然，把自然作为生命家园，在自然中寻求灵魂的净化和生命意义的升华。二人在自然旨趣上的区别在于；华兹华斯在自然中寻求神性，并在神的怀抱中获得升华了的主体性，得到了“人的自然”；而盂浩然所寻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中人的主体性并不高扬，在他的诗中，自然是“人化自然”。     

台湾抗日先驱黄朝琴早期思想研究——以《台湾青年》《台湾》为研究对象

黄朝琴是近代中国台湾能人志士之一,他和其他先驱在20世纪20年代初掀起了台湾新文化运动浪潮,在《台湾青年》(后改名为《台湾》)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创了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先河。他们的运动弱化了日本殖民同化教育的效果,在台湾及祖国反帝反殖民斗争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警惕台湾被殖民当局从思想上“灭族”,批判日本殖民政策;提出拯救台湾需要普及民众教育;他和同时代有识之士把中华民族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根植于台湾民众心里,并指出台湾民众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与“东亚鲁迅”的精神关联--以杨逵与赖和为中心

“东亚鲁迅”（包括“东南亚鲁迅”）的核心是鲁迅所提出的“抗拒为奴”思想精髓。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反抗异国殖民统治、摆脱被奴役状态、寻求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所以他们是从“抗拒为奴”的基点上来接受鲁迅的。台湾同样有一段被殖民的历史，杨逵与赖和乃至大多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也最有可能在“抗拒为奴”的层面接受鲁迅，从而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抗拒为奴”的诉求绝大多数体现在“国家民族”的层面，更多地出于一种民族救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个人层面的“抗拒为奴”的忽略和遮蔽。     

台湾“四大族群”

台湾“四大族群”袁伟生活在台湾的２１００万民众主人由汉族与高山族组成，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台湾岛内较流行的分类方法是将岛内民众分为本省人与外省人。这种传统的“二：分法”一般多是以１９４９年底为界，即国民党残余势力退据台湾之前的在台...     

台湾的“农会”发展与组织

50余年来 ,台湾“农会”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农会”不仅协助台湾有关方面推行农业政策 ,提供满足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文化所需的各种服务 ,同时透过“农会”的教育训练 ,提高农民的知识技能与技术水平 ,促进了农民政治与社会移动性的提升 ,“农会”对台湾农业与总体经济发展确实贡献卓著。本文主要说明台湾的“农会”组织协助台湾有关方面辅导农民发展农业之经验 ,以供参考。     

“台湾老兵”的婚姻状况调查及原因分析——以浙江籍“台湾老兵”为个案

“台湾老兵”问题是历史留存于海峡两岸的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而婚姻问题又是“台湾老兵”中最突出的问题。文章以浙江籍“台湾老兵”为个案，调查了他们去台湾前后的婚姻状况，并分析了造成大多数“台湾老兵”在台湾孤单度过大半辈子、甚至一辈子的原因。     

论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是对现代社会各种弊端进行病理性分析的著名论断。他通过改造“生活世界”的概念及分析其结构功能,探讨“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原因和解决途径,立足于在交往合理化中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他的这一思想的理论贡献和理论缺陷同在。     

洛夫诗中的禅道意蕴

洛夫是中国华文诗歌史上的重要诗人,他在台湾和移居海外后的许多诗作中,都体现了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禅宗和道家精神的追求:他追求禅道的最高境界,寻求精神的解脱;他把禅道的最高境界,化为幽静、恬淡的艺术境界;他以心灵体验之悟性,观照"大千世界"之物象。这种追求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心灵深处的炼狱——苏轼黄州时期的精神境界

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虽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但他们的生活道路往往是坎坷的,命运常常是悲凉的,北宋文学巨匠苏轼尤其如此。在苏轼40多年的任宦生涯中,曾经经历过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长期的流徙生活,使他咀嚼尽种种人生况味,经受了深重的身心磨难,特别是当我们把审视的目光集中在他黄州时期的生活时,便发现这位曾誉满京师的新科进士,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并不象有些学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一味的寻求超越,沉醉人生,而是其内心深处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和痛苦,经受着极度的“出世”与“处世”的起伏和纠缠。本文则以苏轼黄州的生活经历为参照,来论述他这一时期的精神境界。     

姚华画论的审美理想论析

姚华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书画理论家,他把绘画界定为一种形而上的艺术,强调绘画应肇始自然,作画要心意结合、“意到笔随”。针对绘画创作的程式问题,他认为应该敢于寻求一种理想的“自适”状态;在绘画的立意和评鉴上,他提出了“骛关则离真,求真则失美”与“以不关为关”的审美理想论。     

从新生代创作看台湾文学的发展

台湾“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和“吴浊流文学奖”是两个重要的文学奖。前者一九八四年度小说创作奖获得者是许芗君和侯桢;后者一九八五年度小说正奖和佳作奖分别为吴锦发和林双不、郑俊清所得。他们都是出生于五十年代的年轻作者。这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当代的台湾文坛,青年作家相当活跃,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台湾文界称他们为“新生代”作家。     

台湾儿童诗阅读札记

少年儿童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了由达应麟、石四维编的《台湾儿童诗选》，该书在“内容提要”中说：“‘这是一本出自台湾作者和台湾儿童之手的儿童诗集，它以朴素和真切的感情、细腻动人的形象，反映了台湾儿童纯洁、美好的心灵，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七十六首小诗将为海峡两岸的孩子架起友爱的金桥，给读者留下美的记忆。”笔者在阅读欣赏之余，选其三首写下自己的读后感，作为学习儿童诗随手写下的一点札记。妙在留下空白黄淑球所作的（一只小狗），全诗如下：一只小狗在街上闲逛想当个流浪汉许多小狗蹲在家门口大声问他为什么…     

柳永的光彩——评《柳永和他的词》

在11世纪中期的社会生活中,柳永和他的词曾引起热烈而普遍的关注,并形成一种极其矛盾对立的文化现象:一方面上层社会鄙薄他,排斥他,打击他,另一方面下层社会却理解他。欢迎他,热爱他;即使在士大夫文人这个阶层里,一方面他们瞧不起柳永的个性人格和艺术趣尚,另一方面他们又摆不脱柳永的存在和影响。不管如何矛盾的对立,柳永在当时的“轰动效应”毕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这种“轰动效应”本身也就表现了柳永出现的不同凡响。而且“柳永效应”     

鲁迅意识深处的越文化“场”

鲁迅在绍兴生活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一,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在他的意识深处,始终存在着一个越文化“场”。这表现在在鲁迅各种形式的作品中,不时浮现出一种“故乡情结”;鲁迅的精神气质,可用“硬”和“韧”二字概括,而这正是越文化的传统;在鲁迅的思维方式上,也显示了越文化“崇实”和强烈的批判意识的思维特征。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哲学特征述评

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批评各种传统教育、洋化教育的结果,是与他的中国教育改造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格格不入,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以程朱理学为例,程朱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只讲教学,不讲做,更不讲教学做合一;只讲学校,不讲社会;只讲教育,不讲生活。在中国“理欲之辩”各家中,戴震以“节欲”和“理在物中”反对程朱的“存理灭欲”,陶行知很赞赏戴震的观点,他说“我们还得与戴东原先生的主张打一打通”。陶行知反对程朱的“灭欲”,丰富和补充了戴震的“节欲”,提出了“遂民之欲”。这个思想是对“理欲之辩”的发展,具有“民本”的思想特征,体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