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视阈下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

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国外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刑事立法富有特色。随着认识的深化,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刑事立法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但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考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借鉴国外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刑事立法,是有效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路径。     

论野生动物致害之法律救济

我国在野生动物的保护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事件频繁发生,也严重影响了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积极性。因此,对野生动物致害进行法律救济是野生动物保护机制不可忽视的环节。我国的现行立法对野生动物致害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救济,但是这些救济仍然贫乏,相关规定存在着诸多的漏洞与空白。国外的立法经验为我国野生动物致害救济制度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我国野生动物致害的救济制度应从统一立法、明确野生动物的归属状态、建立专项赔偿基金、建立有效保险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主体的多元化

野生动物所有权制度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意义重大,但对野生动物是实行专属国家所有还是多重所有素有争议。鉴于我国野生动物国家所有权制度实效性偏低,已不能适应野生动物保护的新形势,笔者主张建立以国家为主体的多元化野生动物所有权制度。     

拒食野味 守护健康

正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决定》明确规定凡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必须严格禁止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     

对动物福利立法的思考

动物福利是保护动物康乐的外部条件.立法层面,动物福利比动物权利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动物福利立法的宗旨不应当局限于保护动物自身,而应当上升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高度.动物福利立法的保护对象不应当局限于与人类有密切联系的具有感知能力的脊椎动物,而应当根据动物福利立法的宗旨加以确定.除了关注宠物动物、农场动物、实验动物、工作动物、表演动物和竞技动物的福利外,也应当关注野生动物的福利.野生动物的福利不仅仅限于免除或者减轻痛苦,更重要的在于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生态环境.     

空中野生动物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针对传统方法在监测野生动物时存在数据采集困难、资源耗费大等问题,设计一套基于eSuperMap平台的空中野生动物监控系统.主要介绍了系统设计的总体架构、数据库设计方案以及实现系统功能的关键技术.该系统地图GPS点与动物资料数据库结合显示和分析动物信息功能,对实现野生动物的研究保护智能化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活熊取胆”风波的法律透视

"活熊取胆"并不是一个法律层面上的野生动物保护问题,由此引发的争议反映了当前我国公众对动物福利关怀的逐渐升温,对此,立法应作出必要的回应。我国当前并不具备进行专门动物福利立法或在民法中创设"法律物格"制度的现实条件,可以通过对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有关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以及野生动物产品出售、收购、利用的法律规定的修改、完善,逐步推动我国动物福利立法的进程。     

野生动物禁食制度的革新——从野生动物三重概念的剖析入手

野生动物禁食问题牵涉生物多样性保护、公共卫生安全、扶贫攻坚、驯养繁殖产业发展等十分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在明晰野生动物的常识概念、科学概念、法律概念之三重概念和人工繁育动物的三大类型等重大“事理”基础上,以“禁食”“可食”“倡导不食”的三分法、疫情时期和非疫情时期的二分法为分析框架,进行分类施策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基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疫情风险防控需要,必须将野生动物中的“疫源疫病动物”和“重点保护动物”纳入禁食“黑名单”。另一方面,基于利益平衡原则,也有必要将确有证据证明卫生安全的野生动物,特别是可以商业性经营利用、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卫生安全的人工繁育动物,纳入可食“白名单”。至于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较小的其他野生动物,特别是无脊椎动物和人工繁育动物,可纳入倡导不食的“灰名单”,并规定禁止毁灭性利用的底线。     

公共卫生安全危机视域下严禁销售、食用野生动物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严禁销售与食用野生动物的举措不能局限于从保护自然环境与生态资源的角度来理解,还应将其提升至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与公众健康的高度加以认识。现有严禁销售与食用野生动物相关法律法规在立法理念、关键内容与综合配套等方面存在缺失,不足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为此,在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完善中,首先应转变立法理念：对相关主体生产、经营与销售野生动物的行为实施“用途管制”;对消费者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实施“全面禁止”。其次应厘清关键内容：明确野生动物的定性,扩大《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调整的野生动物的范围。最后应完善综合配套措施：建立疫前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综合执法联动机制;加大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与幅度。     

论野生动物保护法制的生态整体主义进路

健全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应尊重野生动物的生态属性,基于生态整体主义进路展开。为此,需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实现对野生动物的整体性保护。在生境保护方面,可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综合性立法,确立风险预防、保护优先和持续利用三大原则,并基于此明确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措施。在物种保护方面,需超越功利主义视角,确立全面保护原则,完善名录制度,规范人工繁育活动,明确禁食规定,实现与其他法律机制协同推进,促进有效实施。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方面,应着重完善权利体系,特别是关于所有权、利用权和收益权的规定。     

生态文化视野下鄱阳湖野生动物多样性保护

鄱阳湖是国内知名的大淡水湖,但是现在不仅鄱阳湖湖域缩减、水质下降,当地生物多样性也面临危机,尤其是野生动物多样性亟待予以保护.这其间不仅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不仅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发展的原因.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切实保护好赣鄱大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和"水中游的"各种野生生物物种,尽快恢复鄱阳湖流域生物多样性的本来面貌,使鄱阳湖真正成为"一湖清水".     

16至18世纪的英国生态:问题、认识与行动

工业革命前,英国的生态问题已显现出来。16-18世纪,英国的生态问题主要有:森林覆盖率锐减,野生动物减少,湿地面积下降。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后果。此时,人们开始以变化的态度认识和理解自然,日益注意保护自然和野生动物。政府和有识之士采取一些补救和保护措施,虽说相当部分措施的出发点是为保护贵族地主财产权利,但客观上起到恢复和保护生态的作用。     

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法律保护

我国是世界上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之一，但资源破坏十分严重。为此分析了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所存在的问题，着重从立法完善、执法完善、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等方面，提出解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存在问题的措施。     

55若尔盖湿地自然保护区

四川若尔盖湿地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境内，属综合性湿地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黑颈鹤，鹳等珍稀野生动物及高原沼泽湿地生态系统，     

75茅荆坝自然保护区

茅荆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隆化县境内，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2002年5月由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6806．1公顷。该自然保护区森林面积22101.4公顷，森林覆被率达到82．4％。据初步统计，自然保护区内有高等植物910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222种，其中国家保护动物192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2种，     

野生动物的“保护”与敬畏——反思舌尖文化的异化

野生动物"保护"是直接关涉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道德问题。在我国,"舌尖文化"造成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迫使人们审慎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检视野生动物保护的文化根源及价值。反思舌尖文化的异化,倡导敬畏伦理,不断完善并促使动物保护法制化,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非洲的保育问题：历史能教会我们什么

非洲语境下的“保育”与野生动物及其保护有关。非洲的保育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我们通过保育问题的传统叙事及其新叙事来探讨狒狒和人类这两种灵长类动物的关系,并为关注人与动物关系的其他环境史研究提供样本,表明历史经验将有益于“人新世”的保育活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与野生动物的长久冲突。     

54白水河自然保护区

四川向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彭州市境内，总面积301.5平方公里，是距离成都最近的一个以保护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及其生态环境为主的自然保护区。该区森林植被保存完整，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     

23桃红岭梅花鹿自然保护区

江西桃红岭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的江西省彭泽县中部，属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野生梅花鹿南方亚种等国际濒危动物及其生存环境。保护区内已定名的高等植物有663种，     

西部大开发与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

西部大开发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是保障和促进开发与环境相协调的前提之一,应扩大野生动物保护的对象范围,减少罪状中对客观方面的限制,对相关罪名进行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