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郊礼初探

所谓郊礼,是指的郊祭天或上帝之礼。这是自西周以来历代统治阶级祭天常礼中视为“正祭”的一种最隆重的祀典,是中国古代社会至神崇拜的一种最高表现形式,历来为中国统治阶级所重视,而“尽心极虑以建其制”(《汉书·郊祀志下》引匡衡语)。本文拟就有关秦汉时期郊礼的几     

东晋郊祀制度研究

本研究尝试以“体”与“制”为框架，借用“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解读东晋的郊祀制度。认为这个制度以师古、适用为原则。既有依王学的改造。也有对郑学的择从。不断地清除淫祠杂祀“小传统”，向礼经“大传统”回归，其理性化、工具化的倾向突出。     

周公的郊祀礼——郑玄的经学构建

在郑玄的经学思想中,如何根据经文的记载,构建一个完整的周公郊祀祭天的理论体系,是郑玄经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郑玄通过发明经义,阐述了以“天有六天”“郊丘为二”为主要特征的周公郊祀礼。而这一礼制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郊祀礼中的始祖的存在,是统三统的思想基础。郊祀礼中的感生说,使郑玄理解的历史世系不同于《史记》。同时,周公的郊祀礼,是孝治天下的最典型的表现。     

潮汕游神与南极大帝考释

潮汕游神与南极大帝考释鲁牛在中国古老民俗中，赛神可谓渊远流长、《诗经·市田》中便有；“琴瑟击鼓，以御田祖。”意为击鼓奏乐，往祭社神土地，表明周代已有赛神之俗。此后，《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中，均有“冬塞（后衔为赛）祷词”的记载，意为“报（答...     

理解中国之治的唯物辩证法视野

在解码“中国之治”的学术热潮中,虽有见仁见智的格局,但从历史逻辑上看,把“中国之治”作为“中国之制”的结果,即从“中国之治”到“中国之制”的认知逻辑具有代表性。然而,对二者之间仅停留于机械论因果律解释,或视二者为无主体变换,都是有局限的。实质上,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是辩证关系,是主体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落实到治理制度与依制度治理的辩证关系中,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转变。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上构建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对辩证关系,形成国家治理的理论形态。以国家治理理论引领治理实践还需要处理好一些重要的辩证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之治走向未来的规范要求。     

汉武帝“甘泉卤簿”有无“黄门鼓吹”考——基于政治文化及制度史的考察

“黄门鼓吹”作为朝廷礼制中的重要部分,其在武帝朝的确立体现出一种新的礼制建构及政治权力观念,也反映了西汉君主专制集权体制的演进历程。本文从制度史维度,爬梳“甘泉卤簿”所涉车舆制度、服色制度、郊祀制度的变革情况,围绕改制时间、要素、理念、历程,讨论汉武帝朝与“黄门鼓吹”“甘泉卤簿”三者交集的前提条件与必然性,认为“黄门鼓吹”是汉武帝利用“甘泉卤簿”宣扬改制理念,展示集权建制成果的礼仪之器、必备之物,在汉武帝君主专制集权的制度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代《郊祀歌十九章》的游仙长生主题

本文从宗教与文学创作关系的角度，通过爬梳整理汉武帝重用神仙方士、制定郊祀之礼的活动过程，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郊祀歌十九章》表现的“逝昆仑”“登蓬莱”、“延寿命，永未央”的游仙长生旨趣，并提出了汉武帝望把蓬莱的活动，是与封禅大典一样重要而频繁的祭祀活动，而这个现象，是目前历史、文学、宗教、哲学等研究中都被忽略了的一个盲点。本文还从宗教体验和艺术灵感的角度，重点分析了《郊祀歌》在表现祀神迎仙、天人感应的神秘境界，以及歌咏祥瑞灵物上的艺术特色，对其在诗歌创作艺术史上的地位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汉赋祀典与帝国宗教

汉赋的兴盛,与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相关,汉大赋对“祀典”的诸多描绘,亦缘于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之史实。《文选》分赋为15类,首“京都”,次“郊祀”、“耕籍”、“畋猎”,均为大赋创制,其间共有一主轴,即对汉“天子礼”的描绘、颂赞。汉大赋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对“天子礼”的形象描述,而赋家对建构帝国宗教的态度,则表现出融宗教神氛于礼教现实的文学精神。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     

汉武帝与《史记》成书的关系——《史记》札记

(一) “雄才大略”而“多欲”的汉武帝,不仅在“外攘夷狄”及“内修法度”两方面功盖千秋,且对一代文学的发展,亦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乐府的采集,汉赋的兴盛及《史记》的成书。 班固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武帝本人亦雅好辞章,《郊祀歌》十九章其十《天马》     

日本关西地区的城市祭（节日）文化

日语中的“祭”（MATURI）为祭日、节日或喜庆的仪式之意。传统的祭是击退病魔和天灾人祸，祈祷平安及五谷丰登的神事，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庙会。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祭的形式和内容日趋多样化。本文以日本关西三大城市京都、大阪、神户的代表性“祭”为主，分析和探讨了现代日本城市中形式多样的“祭”的意义。可以说，祭是现代日本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祭在被传承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再创新”，形成一种文化再生。     

商周时期正坐的起源及仪规

商周时期的正坐姿势,实源于三代祖先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之坐法称为“尸坐”,由尸坐演化而为“坐如尸”,显示出受祭之尸坐到“君子”之坐的空间变化,意为君子之坐应当效仿“尸坐”严肃、安定之姿势。在考古实物中,那些躬身扶膝的坐式人像可能都是坐而受祭的祖先神灵象征,而非大而化之的巫师像。到周代时,神灵受祭之正坐逐渐从神坛走下来,延伸而为贵族的生活仪式。正坐遂成为贵族社会圈子内的体面性正式坐姿,用于会客、宴饮仪式当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姿势,在虚坐、食坐、坐向、坐席、几杖之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约束。     

宋代翰林学士与礼乐文化

两宋时期,翰林学士对礼乐文化多有贡献.雅乐方面,他们撰写、审定郊庙、明堂乐章,对乐律也多有发明.就祭典而言,他们充任郊祀礼仪使职,参与封禅大典,又详定配享之制与郊祀仪注.至于帝王后妃丧葬之礼,翰林学士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担任礼仪使职,撰写谥议、谥号以及葬礼所用之乐章、挽词、导引歌词、哀册文等方面.     

隋朝监察制度述论

隋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局面 ,典章制度 (包括监察 )方方面面需要鼎故革新之处很多。隋制集汉魏以来监司变化之大成 ,革除前代弊政 ,在文帝开皇年间和炀帝大业年间进行了两轮改革 ,特别是隋炀帝“三台”之制多有创革。隋制对唐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往学界重唐轻隋 ,其实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 ,隋制更具特色     

《礼记》祭礼命名解读

先民通过给万物命名建立了“语言”与“存在”之间权威性的对应关系.《礼记》的祭礼命名系统讲究“用词细致有别”,祀天曰“郊”,祀地曰“社”,周代庙祭春曰“神”、秋曰“尝”,驱强鬼之祭曰“禓”,岁终合众神而祭之曰“蜡”,在军队驻扎地祭祀曰“杩”,祭有牲血之属曰“祭”、无牲血之属曰“荐”,于庙门旁祭祀曰“祊”等.祭祀文化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一切领域,统治者通过各种祭礼建立与各种神灵、天地山川“隐秘的、神意的关联”,获得对土地、人民的“合法支配权”.尽管语言处在永无止境的变化中,但“最初的命名人”已将文化基因注入了“原始词语”,祭礼命名承载着古老而生命绵长的民族文化传统.     

周人祭天以祖配天考

周人的天帝崇拜和祖先崇拜是紧密结合的，反映在祀典上，就是在举行祭天礼时要以祖配而祭，这在献上和金中有许多材料可证。周代祭天的最高祀典就是郊天礼，举行郊天礼时始祖后稷配祭，这是周人祭天礼的常制，然亦不只是以后稷配祭。献中还有所谓椅祭之礼，实为宗庙祭礼，与周人郊天配祖的制度无关。     

傣族的“祭竜”

“祭竜”,“祭”是汉语祭祀之意,“竜”是傣语音,本意为森林。远古傣族先民认为万物有灵,生息与森林密切相关,从而产生对树木、森林的崇拜。其神林(竜色)、鬼林(竜披)和寨心、勐心植树,均是森林崇拜的历史发展和衍变。(详见本期《傣族“祭龙”、“祭竜”之辨析》一文)     

汉郊庙歌评价商榷

汉乐府中的《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由于其内容皆属贵族之事,《安世房中歌》用之祖庙,《郊祀歌》以祀天神(亦用之祖庙),多侈陈乐舞声歌之盛,且非天子不得使用,因而被扣上了一顶“贵族乐府”的帽子.因此,就有人认为,“因本属雅颂体,故文多典奥,文学成份亦少”.①解放后流行的文学史很少尊重它们应享的历史地位,一些研究汉     

说“伐”

伐的本义为以戈击人。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伐形多象用戈刃击人颈,以示击杀。卜辞所见杀人以祭之“伐”,用的就是本义,如“其伐十人卯三牢”(前·1·18·4),谓伐杀十人与卯杀五牢以祭也,(伐与卯均为殷祭祀时的用牲之法,伐,以戈击人颈,卯,杀也,)又,“伐廿鬯卅牢卅”,谓伐杀廿人与卅鬯卅牢同祭也(鬯为祭酒,牢为祭牲)。伐字在使用过程中,由本义大致分三路引申:一是由以戈击人之击,引申为用于战争方面之攻击,如习见于卜辞之“伐某方”及《左传》中“齐师伐我”之类的“伐”,义为“征     

北朝郊祀、宗庙制度的儒学化

北朝的郊祀、宗庙制度在北魏孝文帝之后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逐渐儒学化,即以儒家和制思想为规范;二是在儒家和制思想的具体应用上,逐渐统一采用汉代郑玄学说。这一变化,同整个北朝儒学的发展相一致,反映了北朝政权,特别是北魏政权汉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