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哲学角度看法学方法论生态化之可能

一、“应然”与“实然”之统一何以可能生态化的法学方法论主张方法论上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统一。从法哲学角度看,这属于“应然”与“实然”的关系范畴。我们认为这两者是统一的,托马斯认为,如果实然与善被认为是不可分地关联在一起,那么,实然被认为不仅仅是事实,还包含价值的部分。与此相应,黑格尔把现实未当作纯事实来理解,其名言“合理的是现实的,现实的也是合理的。”大致与“凡是实然的都是应然的,凡是应然的都是实然的”这个命题相对应,可见,“实然”与“应然”的统一是可能的。     

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兼论中西诠释思想的异同与交融

自创建“中国诠释学”的问题提出，迄今为止这一概念仍然处在内涵模糊、所指不清的状态，因而我们有必要追问何谓“中国诠释学”。“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诠释是把过去的语言意义融入现在的语境之中，或把现在的感受融入过去的语言之中。诠释离不开本体，本体也不能离开诠释，诠释是一种本体性的认知。本体诠释学是中国诠释学的真正形态，本质上表现为以《易经》的本体宇宙论及其演化为范型的理解理论和诠释方法。当代学者的中国诠释学构想有其理论贡献亦存在不足，“本体诠释”具有原初的中国哲学性、普遍性、开放性和创新性。     

仁学本体论

仁学本体论是以仁体统摄儒家传统的各种形上学观念,将仁发展为一本体的观念或发展为一仁的本体论。传统儒学"万物一体"的思想既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指万物关联共生的整体,这种整体就是仁体。仁体论把传统儒学的一体之仁与生生之仁作了有机结合。仁本体与关联共生的万有是"全体是用,全用是体"的关系。翕与辟是生生之仁体的两个重要而根本的倾向,翕作为宇宙的本质倾向是仁的根源性表现,维系了生生的连续稳定性,使天道性理、伦理之善等价值得以安顿。仁是相恕,恕是他者优先,是平等而不会自我中心,恻隐之心是仁体的发见和显现,我与他者是一体共生的仁爱关系,因此群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是仁本体的内在要求。我们今天需要在他人优先、仁爱优先的立场下重建仁学本体论,重建儒家哲学。儒家非宗教的人道主义即仁道,可以成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和道德基础而无需超越的信仰。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     

从本体到仁体——熊十力哲学及其与宋明理学的交汇

熊十力在20世纪上半叶建构近代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有突出的原创性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熊氏建构了颇具中国哲学特色的本体论,认为与西洋哲学割裂本体和现象的二元致思趋向不同,中国哲学的本体既非超脱于万物之上的“独存”亦非潜藏于现象背后的“原因”,提出了“由体显用”“即用显体”的体用不二论。熊氏由此反对西洋哲学或佛教有宗的本体论所导致的“二重世界”或“二重本体”的理论弊端,显明中国哲学本体即“全体”、全体即“大用”的理论特色,构成其哲学的主要标识和理论贡献。熊氏在20世纪40年代更提出“仁体”说,揭示了仁体具有“生生之仁”和“一体之仁”这两项宋明理学“仁论”的基本义,使得熊氏哲学既有不同于西哲或佛学的创新性,又与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传统存在思想交汇点。熊氏继而将仁体论拓展至儒家经学乃至外王学领域,提出了“经学即仁学”的儒学观及“以仁为统”的政治观,揭示了仁学在社会政治学领域的应有理论意义。总体看,熊氏哲学作为近代“心学”的典型形态,对于接续儒学在近代中国的“一线之绪”以重建中国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本体诠释学的四个核心范畴及其超融性

本体诠释学应阐释为对本体发生的一种诠释,以区别于实体化的本体论。古希腊和中国从不同的进路来讨论存在,此差异表现为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as being)和作为发生与创造的存在(being as generative or creative)。通过界定本体诠释学的本体和追溯中西哲学的Logos与道,能够进一步展现出本体诠释学的四个核心范畴、五个命题。在此基础上可以探求如何实现超融、如何从诠释的方法看待本体诠释学。     

本体诠释学:本体与超融——成中英教授访谈录

正导语:诠释学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哲学传统,在整个哲学思想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一传统中,诠释学经由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伽达默尔、利科等哲学家的发展,从一种哲学方法论渐渐成为一种包含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乃至实践论的一整套哲学系统。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以成中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当代哲学家,将诠释学引入中国,并将之与中国哲学进行了有效的融合。在这一系列思想成果中,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先生,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基础上所创立的本体诠释学,可以说是诠释学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它进一     

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识仁与致知：理学中的两种工夫路径辨析

针对胡宏于善端发见时察识以识仁的说法,朱子表示了质疑,通过对心之认知功能的辨析,他否认了心体反观自体的可能,从而翻转了程颢所提出的“学者须先识仁”之于心上识取自身完整结构而上达仁体的简易、顿达之工夫路径。但在朱子,道德活动的依据依然是仁体、性体之发动而呈现于心体之道德意识,心体之知可以片段、分立地呈现此仁体流行之义理。在朱子之敬义加持、即物推明的致知过程以及力行不懈的道德实践中,朱子之心体亦在实然上与仁体流行贯通为一。朱子将程颢、胡宏之识仁工夫翻转为渐进、积累之致知,遭到了陆、王心学的驳斥。究其实,在于朱子认为心只能在内容上发见仁体之流行,而非能够即机制即内容地肯认心体即是仁体之于穆不已之流行,以达到即本体即工夫而消解掉主观之工夫努力。经过朱子与陆、王在工夫上的两次翻转,理学工夫上的识仁与致知经历了二者的统一到割裂并再次统一起来的过程。理学文化中两种工夫路径的辨析、争论,实则显示了理学中合理地存在着奠基工夫与成就工夫之完整的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     

论政治思想史的诠释学性质

原意、文本原义和读者所悟之义是诠释学的三大要素,同时诠释学要立足于诠释的对象、主题,来探寻理解活动的本质.政治思想史要理解和叙述的是一切关于“政治之事”的思考,即对阿伦特所谓的“言说与行动”的思考,这一主题刻画使政治思想史的诠释具有了专门性质.首先考察阿伦特站在现象学诠释学的立场上,对政治思想的史学叙事的认识;然后论述波考克受语言分析哲学影响,将政治思想史定义为“政治论说史”,并引入库恩的范式框架,带来了从语言分析到历史重构的过渡.     

孔子的诠释自觉及其历史影响

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诠释活动主要是一种“学以成人”的活动。对诠释活动的这种理解源于孔子提出的一种具有突破性的“为学”观,即主张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必须通过“为学”,尤其是“读书”“学文”,来效仿圣贤君子的所作所为,并对其“德”与“道”加以深刻理解与把握(“思”与“觉”)。由此,诠释活动便成为“学为君子”不可或缺的活动。这种“为学”观实是基于“人”的自觉而达到“学”的自觉,又由“学”的自觉而达到今天所谓诠释活动的自觉,包括对诠释活动的本质、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具体操作的自觉。现代西方的哲学诠释学与孔子的诠释自觉颇有相通之处,但后者包含了一种更为本源的洞见。正是基于孔子的诠释自觉,我国的经典诠释才作为一种连续不断的传统日渐形成,我国的经典诠释传统也主要依据“为学之道”来确定其基本观念、反思路径与问题意识。这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诠释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野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吾道一以贯之”解释的主要观点是 :多数日本儒者将孔子的“道”界定为社会政治意义的“道”,是经世济民之道。对“一以贯之”的解释要点是 :“贯 ,统也”;以“仁”释“一”;从伊藤仁斋开始 ,德川时代儒者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部分地体现日本儒者采取“即存在论本质”的解经方法 ,呈现极其强烈的反宋学思想倾向 ,尤其以朱子学为主要攻击目标。韩儒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则因袭多于创新。从中日比较思想史视野来看 ,日本儒者对宋学的批判并未切中要害 ,因为他们并未进入宋儒之孔学诠释中的两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心与理之关系”以及“个体论或整体论之方法论问题”。     

孔子的仁学：一个后现代性的阅读

本文首先分析和批评了牟宗三先生对孔子仁学的本体化诠释 ,然后从一个后现代性的视角予以重新阅读 ,认为孔子的“仁”是一个实践性的、过程性的和无限开放的哲学范畴 ,并暗示正是这样一个“仁”促成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中国哲学的诠释问题--以仁为中心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但是,对仁的诠释却是"仁者见仁".从对仁以及仁与孝的关系的不同解释可以看出孔子的仁学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最明显的是向伦理主义和德性主义两个方向发展.但是,中国的诠释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回到孔子的文本,经过重新诠释我们发现,孔子有许多论述过去并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通过楚简和孟子直到宋明儒的解释,我们重新发现孔子仁学的普遍性的可能意义,其中重要的是,仁是人所具有的内在德行,其根本内容是"爱",其对象既有暂时的规定性,亦包括着潜在的可能性.即仁的实现首先是"亲亲",由此形成"孝道";接着是"爱人",由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关怀,即"忠恕之道";同时又能引申出"爱物"之义,即对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关怀,一种极富生态意义的生命哲学;并进而引申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合一境界,以此为人生的终极关怀.仁的内容、意义和范围的这种解释的延伸,就其可能的"实现"而言,其根本方法是"回到原点",进行"创造性的诠释",重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世界.     

论孔子"仁"的伦理与政治实践意义

孔子提倡“仁”是具有复兴周政治的非常鲜明的政治理想背景的。“仁”主要是衡量人对于他人所负责任的一个伦理——政治的德行评价标准。“仁”是一种博爱精神,它发自人的内心,由亲亲(孝)的天性出发,经过同情心推及其他的人。它与基督教文化和大乘佛教文化提倡的(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无等差的“博爱”区别在于一、它不是神性的,而是人性的。二、它具有伦理和政治的等差。     

诠释方法论意识的觉醒——从新教神学到浪漫主义诠释学

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推进了现代诠释学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但并未直接催生现代诠释学。其间经历了新教神学诠释学与浪漫主义诠释学两次理论转折。在新教神学那里,科学方法理念与新教神学倡导的文本原则所内含的解经方法论要求相互激荡,萌生了方法论意识的自觉,建构起一种普遍的诠释规则体系;而浪漫主义诠释学逐渐形成的诠释方法论意识之反思,使来自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推动力转化为内在的动力,并基于不同的立场对诠释学的诸要素进行划分和哲理阐发;从不同的角度对诠释学的学科性质、理解与解释的类型及其理论依据做出了深入探索。正是在此基础上,施莱尔马赫才有可能建立作为现代诠释学最初形态的一般诠释学。     

杨时仁体论对于二程仁学的取舍与融汇

杨时认同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看似直承程颢的仁体论。然而,其对《西铭》的质疑则说明,杨时思考仁体时的体用思维异于程颢而同于程颐。二程仁学的思维方式已有差异：程颢未将仁体理解为形而上的本体,而倡导从刻意推己及人到自然以己及人的“能近取譬”;程颐则将体用结构贯穿仁说始终,主张由情感发用见性理本体的“由用见体”。实际上,程颢与杨时分别在“万物皆为我体”与“万物皆有仁体”两种意义上阐发各自的“万物一体”思想。并且,杨时体贴仁体的双重工夫“体究恻隐”与“求仁之方”均遵循“由用见体”的路径。因此,杨时仁体论的话语体系接续程颢而思维方式传延程颐,呈现出对二程仁说的巧妙去取与兼收并蓄。     

台湾当代儒学的诠释学考察

检视台湾当代儒学诠释学的正当性与方法论,以回答它是否导致了当代新儒家过度诠释经典这一问题。林安梧否认熊十力有"六经注我"嫌疑,诠释是"存有三态论"哲学之要求。刘述先则提出"理一分殊"论。黄俊杰强调诠释与经典之间有两种张力,而孟子脉络解经法、"以意逆志"解经法是对此张力的缓解。李瑞全在儒学教学中实践体悟诠释方法。何信全则主张以西方形式逻辑来诠释儒学经典。     

中国哲学诠释方法——“同情之理解”的源流及其限制

一、"义理之学"和"征实之学":儒经诠释学的两种基本方法诠释(exegesis)是诠释学(德文Hermeneutik,英文hermeneutics)的基本概念.诠释学的先驱人物约翰·孔哈德·丹恩豪尔所著《圣经诠释学或圣书文献解释方法》(1645),最早使用"Hermeneutik"(诠释学)一词作为其书名,其本义是"文献解释方法".诠释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原本是一种解释技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和哲学.作为诠释学范畴的诠释对象的文本,原来仅限于用文字写出来的作品,后来扩展到其他作品,乃至于凡历史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事件或现象非经解读则不能被理解者皆被当作文本来看待.相应地,诠释学中的诠释起初只是对文字作品的解释,后来发展到对存有诸多不同解释之可能的一切非自然的事件或现象的解释,其诠释功能最初只是说明文本原有的意义,后来更兼及说明文本在解释者所处时代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孔子“仁”的人学意义

孔子“仁”的思想是关于人的思想体系，它兼形上、形下为一身，融伦理、政治、宗教、哲学为一体。“仁”的形而下呈显了人作为道德存在的“应然性”，由此揭示了人由类’向个体转化的实质和意义。“仁”的形而上，拓展了现实社会关系人的生存空间，揭示了人作为生命存在的最高意义。孔子的“仁”具有独特的人学个性。它再现了人的互体性向人的自体性转化，并最终达到人的类本质回归的完整图景。从人的世界走向人学世界，这不仅是孔子“仁”所蕴含的人学核心，而且也应当成为当代入学研究不可忽视的主题。孔子的“仁”寄托了对生命存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