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转型与激进转型在初职进入和代内流动上的不同模式——市场转型分析模型应用于中国转型研究的修订

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引发的争论均关注同一理论问题:即市场发育程度与社会分层秩序之间的关系;因之亦导致了通用的讨论和验证模型。正是基于这个通用的讨论和验证模型,韦尔霍文在2005年试图对市场转型理论进行综合分析。然而,本研究发现:转型理论的通用讨论模型在应用于中国的转型分析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缺少对不同所有制劳动力部门的控制,缺少对年龄与不同所有制劳动力部门的交互作用的控制。由于这两类重要变量的缺失,导致了在转型讨论中核心问题的实证研究结果出现了偏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渐进转型的变迁”与苏联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转型”的差异,使得中国渐进转型下的初职获得与职业流动的分层秩序有别于激进转型下的分层秩序。本文的理论观点,得到了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所采集的数据的支持。     

改革的阶段性效应与跨体制职业流动

混合经济的背景下，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作为市场转型过程的外显表现，既是一种十分突出的结构性变迁，同时又反映了市场化进程中分层秩序的变化。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本文对一个全国性城市样本的工作经历数据进行了考察，并通过对市场渗入过程中跨体制职业流动的研究揭示了：（１） 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后果；（２）“单位制分割”的松动与延续；（３） 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变革的阶段性。     

职业体系中的分化与不平等——对涂尔干命题的一个实证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中职业体系的分化对当前社会的分层秩序起到了怎样的影响？涂尔干的经典命题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渐进转型中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本文通过把初职获得与收入决定的过程统一起来，对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是如何通过所在的劳动力部门作为中介，进而影响到个体收入的路径加以分析，提出中国的渐进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劳动力部门中已经产生了经济地位上的分化，在初职进入劳动力部门的过程中，个体的先赋因素比自致因素作用大；而在收入决定过程中，自致因素的作用更显著。     

“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1996)

本文提出了机会—流动论的视角,并用来解释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面对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机会结构变迁时的反应,以及不同的流动过程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秩序的改变。作者利用一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检验了中国城市和农村中的劳动力进入自雇业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在不同的改革阶段是如何变化的,关注的重点是干部如何应对新的市场机会。对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初期,教育和干部身份在城市中阻碍了人们成为自雇业者,但是在农村中却并非如此。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城市干部越来越可能成为自雇业者,也只有那些在改革的晚些阶段成为自雇者的人能享有较高的收入优势。本文的结论部分指出,在研究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中各个社会群体的优势/劣势的变化时,我们应该将劳动者如何获得社会位置/群体身份的流动过程考虑进来。     

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与城市化

荷兰病是典型的资源转移效应,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式荷兰病是中国典型的"资源"转移效应。三螺旋模型原指政府—产业—大学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本文以三螺旋算法为理论基础,类比于政府—产业—大学体系,用三螺旋模型研究在中国,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城市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由于全国的产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造成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转移,使得劳动力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城市和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中,这样的劳动力分布情况,使得人口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许多乡镇也越来越小城市化,同时城市化也会加剧劳动力资源的转移效应。即资源转移效应影响劳动力分布,劳动力分布进而影响城市化,城市化也反过来对资源转移效应造成影响,他们三者是相互影响的,这就是他们三者之间的"三螺旋"。     

市场转型与下岗工人

本文根据市场转型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区隔理论,主要探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下岗、再就业和收入回报的影响。作者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检验了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工人就业和收入的作用,以及这些作用是如何因企业而异。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于下岗都有决定性作用,但未能影响工人再就业之后的收入回报。另外,在改革前影响工人福祉的企业所有制类型、级别和规模不再对工人的下岗和再就业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基于“系统性歧视”或“雇佣者趣味”的年龄和性别歧视可能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新的区隔。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涵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①身份体系弱化,结构弹性增强;②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体制外力量增强;③国家与社会分离,价值观念多样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是以经济地位为主的多样化的上向流动;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失衡,导致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     

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

布劳-邓肯的经典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把教育水平作为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中间变量,却忽视了教育分流的效应。本研究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中学教育分流对阶层地位的再生产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对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的分析显示,曾就读重点初中或高中的人更有可能获得较高水平的教育,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但是教育分流的优势并未对人们现职职业地位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只能通过教育获得和初职职业地位获得对现职职业地位获得产生间接影响。中国的重点、非重点中学校制,导致了后续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进而影响了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这些研究结论以中国的资料拓展了布劳-邓肯模型关于教育作为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中间变量的内涵。     

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

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及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最详细的职业信息,本文研究了职业的性别隔离对当前中国城镇在职人员收入性别差异的影响及其在不同部门的差异。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职业的性别隔离确实是当前中国城镇职工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其作用仅限于国有部门;在非国有部门,职业性别隔离的作用并不显著。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层机制在体制内外的重要区别:在国有部门,男女收入差异来源于结构性的因素——职业的性别隔离,它以职业的性别构成为依据拉开职业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导致了收入的性别不平等;而在非国有部门,决定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男女个体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基于这些发现,我们认为非国有部门的性别歧视程度高于国有部门的观点以及市场化会增加性别歧视的观点均值得商榷。     

西北地区社会结构转型研究

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过程中,西北地区的社会结构转型特征愈发明显,主要表现为城乡结构转型、人口与家庭结构转型、就业与收入结构转型。由政府、市场及社会等多方主体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良性协调的发展模式是西北地区从乡土走向城市的社会结构转型之路的重要动力。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统筹城乡发展,优化人口与家庭结构,扩大就业与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地区社会结构转型深入。     

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

本文通过比较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的职业地位获得和经济地位获得的异同,试图考查户籍制度作为一个制度分割机制,如何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通过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最终获得的结论是,三重制度分割———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使流动人口劳动力被隔离在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空间之内,而正式制度对这个空间领域的控制和影响较弱。这就导致了流动人口的极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分层形态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模式,它也迫使流动人口沿着特殊的流动路径并遵循着非正式的规则来现实上升社会流动,这些特殊的路径和非正式规则构成了一种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非制度模式。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

关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分层的已有研究存在两个缺憾:一是只关注城镇居民与农村移民之间的差别,二是很少考虑城市经济所具有的分割性结构。本文通过对比考察户籍身份的两种属性——户口类别与户口所在地,围绕户籍制度是否以及如何决定了个体在分割性的城市经济结构中的就业结果这一核心问题,呈现了一个更为系统化的经验分析。基于上海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发现,户籍身份的两种属性对个体的就业结果各有影响:虽然部门进入、职业获得和收入不平等的模式确实体现出了城乡户籍群体之间的差异,但本地居民与外地移民所受到的区别性对待在这些分层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研究还发现,城市经济结构的行业分割(垄断部门/非垄断部门)比所有制分割(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更能揭示这一复杂的户籍分层过程。     

山东是转型中国的经典缩影——访山东社会科学院张卫国研究员

“有理由认为,山东省在全国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已经很重要,还将更加重要。”张卫国说起山东来掩饰不住满脸的兴奋和自豪。“山东是转型中国的经典缩影,无论是山东省还是全国来看,只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能在又快又好的发展轨道上稳步前进。”     

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

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发挥了重要而特有的作用。本文基于对2006年在中国28个省市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农民工的收入地位更多地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获得性因素决定的,而不是身份歧视因素所决定的;同时还发现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重要的可能不是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因而更显著地遵循历史决定逻辑,而不是经济决定逻辑。     

城市劳动力市场求职主体的特点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步发育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初步形成,计划用人机制被基本摒弃,就业市场化格局不可逆转,双向选择成为就业的基本形式。研究劳动力市场求职主体的特点,对于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质,促进劳动者的充分就业,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加快企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综合分析(摘要)

本文提出,由于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转型同步进行,因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许多方面超越了现代化的一般理论。近年来,我国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经济文化不发达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化中,各种社会摩擦、矛盾和冲突会表现得异常突出,并带有自身的特点。社会结构的严重失衡、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调和社会改革的不配套都会成为影响转型进程甚至导致社会失序的重要因源。因此,在转型时期应特别注意强化稳定机制、协调机制和整体配套机制,选择好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不能奢望通过行政干预在短时期内完成转型。     

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性别收入差距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0年全国代表性数据,使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来综合考虑个体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收入水平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劳动者由于受教育水平低而大量在第一产业和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职业分割影响性别收入差距主要通过纵向分割,在不同职业内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收入差异。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主要是教育配置作用的结果,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女性进入收入水平高的行业和部门以及性别歧视程度较低的部门。     

后金融危机时代增值税转型的难点与对策

结构性调整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显著特征。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结构性调整的重要手段。文中从增值税转型的理论和改革内容入手，重点阐述了当前全国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现实意义，深入分析了其对财政收入、产业以及企业居民的多重影响效应，总结了当前推进全国增值税转型的主要难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

在1981-2000年,南街村形成了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本文从经济增长、政治合法性和思想路线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南街村的这一制度变迁过程。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是国家与市场互动演化,即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竞争、制约、强化和改变的结果。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有利益、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等三个维度,而互动演化所造成的制度变迁轨迹和结果则同时受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以及渐进式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影响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作为一种共同的历史条件制约着国家和市场各自在互动过程中的制度选择;另一方面,在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交互作用下,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会形成多种复杂的、犬牙交错的组合,从而塑造出千姿百态的制度景象甚至“悖论”。     

转型年代俄罗斯青年价值观变迁研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面临着急剧的社会转型,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时,俄罗斯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发生猛烈的撞击与冲突,因此,近十年被认为是俄罗斯社会体制、结构、关系以及观念模式等方面进行转型的急剧变革时代.青年是社会群体中思维最为活跃、反应最敏捷、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青年在转型进程中的价值观念变迁与社会的整合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将深刻地影响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进程、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