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上海中山学社、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7月29—31日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69篇论文。会议主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关于同盟会;(二)关于孙中山与其他革命党人的思想;(三)关于同盟会、辛亥革命与周边国家革命运动的关系。张磊《中国同盟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在民主革命年代起着“革命之中枢”的作用。蒋永敬《孙中山革命希望的新纪元———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从“中华民国”、“三民主…     

关于上海《民吁日报》的封禁日期

辛亥革命前夕,反动势力箝制国内舆论十分专横,报纸往往以文字贾祸,遽遭厄运。陕人于右任,莅日本谒孙中山,入同盟会,受命返沪,创设革命舆论机关,针砭时政,鼓吹革命,颇为读者重视。其所办《民呼日报》被清廷逼迫停刊后,于一九○九年十月继办《民吁日报》。不久因又触清日两国政府忌惮处,复遭封禁。其事曾揭载报章。然而民吁报馆之封禁日期,至今众说纷纭,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其一,戈氏《中国报学史》认为“出版仅四十二日”即11月13日被封禁;《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社1982年版)认为“发行仅四十八天(一说五十余天)”。其二,持11月18日说者有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与王成圣的《于右任传》(台湾中外图书社1973年版);持11月19日说有《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蒋介石并未营救加伦——对《白崇禧回忆录》的一则考证

1988年第5期《书林》以《蒋介石营救加伦》为题,摘录了《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有关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回忆,其中一段为:“他(指加伦)回国后,一度任苏联远东军司令,后因军事机密为日本间谍所窃,被斯大林治以死罪。蒋公(即蒋介石)接得驻苏大使杨杰之报告,想保其性命,乘孙科因外交问题以特使身份赴苏时,嘱其转达斯大林,请派加伦将军至中国做他的私人顾问。斯大林告诉孙,加伦已被枪决。”无独     

关于胡汉民评价问题的讨论

在广东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史学工作者就胡汉民的评价问题作了讨论。有的同志通过评述胡汉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和活动,认为同盟会成立前,胡汉民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同盟会成立后,胡汉民担任本部秘书、评议员,又主编《民报》,在《民报》第一号上,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发刊词》,第一次公开揭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而在第三号上,发表了胡汉民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其中前三条:(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首先完整地阐述了三民主义。由他主编的早期《民报》,通俗、明白地宣传了三民主义,奠定了与保皇派论战胜利的基础。从一九○七年初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胡汉民随孙中山赴南洋,担任南洋支部长、南方支部长,参与策划领导了南方各次起义和南洋与保皇派的论战,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理孙中山的工作,成为这一时期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胡汉民任广东都督后,又组织北伐,改选广东军政府,对发展全国革命形势,巩固广东政权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辛亥革命时期     

毛主席与柳亚子的交往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小雅、伐木》)。把嘤鸣比喻为朋友“同气相求”,若星流电激,是非常形象而贴切的。 1949年4月29日,毛主席在北京写了一首《和柳亚子先生》的七律,那是答复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的一首七律的。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到毛主席与柳亚子的交往始于1926年5月“饮茶粤海”之时,又于1945年“索句于”重庆。1949年3月柳亚子从香港辗转北上,抵达北京,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他又与毛主席有诗词唱和。我们就按这个时序,来谈谈他们两人的交往的时代背景和诗词内     

试论郑伯奇的小说创作

创造社主要成员、现代作家郑伯奇(1895—1979)早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过辛亥革命。1917年,他赴日留学,主要“想学习些科学知识”,为振兴中华尽力。他终于会走上“五四”新文学道路,则是由于郭沫若和田汉的“引进”。起初,他写作新诗,继而开始了小说和戏剧创作。1922年,他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最初之课》,接着,又在《创     

柔石在狱中对鲁迅的称呼

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对鲁迅的作品,都据手稿或初版作了认真的校勘,是较为令人满意的版本。虽如此,但亦偶有疏忽之处。如《南腔北调集》所收《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引录柔石狱中致冯雪峰信中的三处称鲁迅为“大先生”,刊误作“周先生”,却未据鲁迅手稿校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疏漏。查1961年8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三处“周先生”均作“大先生”。我又托上海鲁迅纪念馆杨志华同志,核对了柔石在狱中致冯雪峰信原件和鲁迅抄件的复制件,也都作“大先生”,可知鲁迅在撰写《为了忘却的     

民初唐绍仪内阁的同盟会阁员人数

民初唐绍仪内阁中的同盟会阁员,历来史家均认为有五人,即国务总理唐绍仪、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后由王正廷暑理)、司法总长王宠惠。但从笔者接触的资料看,同盟会籍的阁员不止五人,还应有内务总长赵秉钧。1912年6月15日,唐绍仪因不堪袁世凯的专擅而潜定天津,此后,蔡元培、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也联袂辞职,而赵秉钧却未辞职。《盛京时报》1912年7月5日报道“赵总长不辞职之理由”时称:“内务赵总长亦同盟会分子之一,此次同盟会国务员辞职,赵总长不在其列。闻其理由,系赵总长受职在前,入会在后,故不必与其它国务员(以同盟     

秋瑾入光复会先于入同盟会考

关于秋瑾加入光复会和加入同盟会何者在先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分歧。一说秋瑾先入同盟会,后入光复会。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137页)均持此说。另一说秋瑾先入光复会,后入同盟会。李新、孙思白主编的《民国人物传·秋瑾传》、徐双韵《记秋瑾》、郑云山编《秋瑾》,均主后说。何者为是呢?实有考辨的必要。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分歧呢?我以为其源盖出于陶成章的《浙案纪略》。《浙案纪略》上卷第二章《党会原始》云:秋瑾“始于某某等十人,在横滨相结为三合会。至同盟会成立,即又入同盟会。……比返绍兴,复由徐锡麟之介绍,乃又入光复会。”照此看,秋瑾是先入同盟会,后入光复会。但同书中卷《秋瑾传》又云:“瑾(自日本)既返沪,即谒元培于爱国女学校……由沪旋绍,见锡麟于热诚小学校,锡麟即绍介瑾入‘光复会’,是为乙巳六月间事。”按,同盟会的成立,在这之后的是年八月,由此看秋瑾入光复会     

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原因初探

一九一○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以后,同盟会领导集团在发动起义的方略上产生了分歧。黄兴等人仍主张继续经营两广,而宋教仁、谭人凤、赵声力主开辞长江流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 (张相文:《宋教仁传》)。以后,宋教仁等更将“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以谋长江革命”的主张付诸实行,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致力于皖、鄂、湘等省的起义组织工作。黄兴也逐渐意识到应当重视长江流域。然而,他毕竟没有亲临华中;即使是     

郭沫若赠柳亚子长诗发表于何时?

贵刊81年第2期发表的王晶垚同志的《纪念南社和柳亚子》一文,谈到郭沫若为《柳亚子诗词选》写了序言,“他在这篇序言里第一次发表了一九四三年赠柳亚子的一首长诗,首先就评价了柳亚子的诗文以及他和南社的密切关系,……”王文说郭老的     

鲁迅误记欧阳纥卒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代传奇”部分,谈到无名氏作的《补江总白猿传》(又名《欧阳纥》)一书时说:“(欧阳)纥后为陈武帝(霸先)所杀。”查陈霸先在位凡三年,即公元557到公元559年之间。而《陈书·宣帝纪》及纥本传所记纥于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起兵反陈,太建二年兵败被擒,送京师受戮。事在陈霸先死后十余年。鲁迅显系误记.     

《民立报》时期的宋教仁

《民立报》是继《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相继遭清政府和帝国主义迫害、封禁后,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的革命报纸。民呼、民吁、民立三报创办人都是于右任,被人称之为“竖三民”。“竖三民”中,以《民立报》办的时间最长,时人称它“振振有辞,崇论闳议,大为党人张目”,是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国内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一九一○年冬,宋教仁由东京到上海,会见了于右任,两人“相见即作深谈,时中国外交正亟,先生(指宋)言其关系与准备之策,旁及报社之宗旨趋向暨进行之方,抵掌而谈,记者(即于)心折。”经于的极力挽留,宋教仁便开始了与《民立报》“困厄坚忍”,“相依为命”的主笔生活。《民立报》成为辛亥前夕一家有声有色的革命报纸,与宋教仁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于右任曾说:“今日我报之有成绩者,先生实规其先畴。”宋教仁主《民立报》笔政时,署名“桃     

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吗?

读了刘心予同志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辨》(见本刊1981年第1期),大为惊诧。这一“辨”,把战国大诗人屈原对《九歌》的创作(或据民间祀神曲加工)的权利“辨”掉了。如果照此办理,“屈赋”就差不多被淘汰了一半。其实,这并非刘心予同志的创见。1951年,朱东润同志发表《<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便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持此论;郭沫若同志当即发表《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26日)给以批驳。假若再往前追溯一下,解放前有一个何天行,也持此论。(见《楚辞作于汉代考》)三十年来,坚持此论者已经销声匿迹,今天刘心予同志又来旧话重提。刘心予同志也许会说,他只讲了“‘东皇太一’之名,可能是汉初人加的(或改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时,并未剥夺屈原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的创     

朱熹的学习观

一、朱熹的坎坷经历和他的教育思想朱熹一生,命途多舛:早孤家穷,“少依父友刘子翚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宋史·朱熹传》)。生活拮据,寄人篱下;学无常师,全靠自己。在苦读的过程中,虽“祜人横截直截”,他“尺是不管”(同上),有志者事竟成,终于十九岁时登进士第。他在“学而优则仕”之后,又屡遭排斥和打击:孝宗时因力主抗战而被主和派汤思远之流进谗降职;继因直谏“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以下引语凡出此书者不再加注),“重振周孔之道”,又被以“讥君”罪贬谪;宁宗时他侍讲《大学》才四十六日,即被妒才嫉能的韩佗胄之辈诬陷罢官。至此犹不甘休,这伙有权无能之徒,为致熹于死地,又斥“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宋史·朱熹传》)朱熹的“帝王之学”为“伪学”,于是“攻伪学者日急”,与此同时又     

《四川》杂志的反帝爱国思想

《四川》杂志,是四川留学日本的革命学生于一九○七年在东京创办的革命刊物(注1)。由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主持,以雷铁崖、邓絜等为主要编辑和撰稿人。这个杂志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重要輿论阵地。“它对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坚决反对清朝反动统治,主张革命。所以它一出世,即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销路很广,每期出版后不久都又再版发行。”(吴玉章:《重印的话》,《四川》1961年影印版第一号)在当时的中国,“要算是最进步和最革命的刊物之一”。(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5页)正因为这样,它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极端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九○八年     

春秋时期楚国异族人的来源及其处境

一、楚国异族人的来源春秋时期,楚国吞并了数十个小“国”。这些被灭国的君民,大部分成了楚国人,在楚国的异族人中,以这类人为最多。熊绎被封于丹阳,尚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昭公十二年》)的艰难时期,国力微弱,无力灭他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他一度扩张,伐庸、杨粤、鄂,封三子于“江上楚蛮之地”(《史记·楚世家》),此时楚国的异族人一定不少了。时隔不久,由于周王室的威胁,楚人暂时停止了扩张(同上)。     

新南社简介

1923年10月14日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安、陈望道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新南社。该社以继承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引进新思潮,探索人生道路为其宗旨。该社是在成立于1909年的南社的基础上改组而成,他们继承了南社的一些传统,但与南社又有所不同,该社更注重引进世界思潮,对“国学”重在“整理”而不是一味颂扬。1923年10月14日,新南社在上海从聚餐的形式召开成立大会时有38人参加,选举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安为编辑主任。通过了《新南社条例》和《新南社编辑部组织法》等文件,规定新南社的出版物,一律用白话文,内容不拘门类,不分译著,从“美” “善”为主。1924年1月出版1期《新南社社刊》,其它出版计划均未实现。1924年5月5日,照章举行了第2次聚餐会。到会的有汪精卫、     

许浑卒年再考辨

关于晚唐诗人许浑的卒年,闻一多《唐诗大系》定为大中八年(公元854年)。近年董乃斌《唐诗人许浑生平考索》(载《文史》第二十六期)和谭优学《许浑行年考》(载《唐代文学论丛》第八辑),两文不谋而合地用许浑刺郢时所作的《江西郑常侍赴镇之日有寄因酬和》诗以证郑常侍乃郑宪,郑宪在大中十一年方由中书舍人出镇江西,据此将许浑卒年分别定为“大中十二年”和“大中十二年后”。     

《辞海》“本庄繁”条辨误

《辞海》1984年12月修订本中“本庄繁”条称:“本庄繁(1876—1945),日本战犯.日本兵库县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31年任关东军司令官.同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指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四省.在东北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和长期的掠夺.1945年日本战败后作为甲级战犯被捕,后在狱中畏罪自杀.”此释文中,关于本庄繁畏罪自杀地点的介绍,明显有误.实际上,本庄繁还未被盟军方面正式逮捕入狱,便于1945年11月20日自杀毙命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