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gs Become＂ and ＂Things Becoming＂： Tradition and Cross-cultural Systems

从宇宙观到认识论的各种思维方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各方面自在和潜在的指导原则,就是传统。传统包含两个层次：“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中国的古籍就是中国文化的遗存,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积累下来的解读和研究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不断增长的谱系。这个“过程”因不同主体对不同时代的典籍和事物的不同解读和诠释而各异。这个“过程”所形成的传统也就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跨文化对话中的传统特别是“建构性”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强调“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抵制全球文化的单极性和同质性,为不同文化的平等共生提供理论根据,争取多元文化在全球的胜利。在世界进入多元多变的时代,研究传统的变异性和持续性,研究传统在跨文化对话中的发展,将使传统成为一种积极力量,推动人类精神世界的创新,推动人类走向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     

The World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Roa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中国建国60年来和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世界热衷于讨论是否存在某种“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模式”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二是发展道路的可输出性和可效仿性。从前一层含义上来看,中国的发展的确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而实现的,其本质就是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拒绝资本的扩张和奴役。全球化伴随着全球资本力量的无限膨胀,世界政治、经济都沦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奴役之下,中国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显示出其独特性。同时,中国也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通过对和谐、平等和多样性的追求,中国道路的成功将改变现有国际规则和全球发展观念。中国道路在全球化时代中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从坚持胸怀天下历史经验看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时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和中国发展大历史结合的产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走和平发展之路，这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带一路”践行的理念;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战胜西方的霸权逻辑，推进大国协调合作，进一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途径，继续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示范作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胸怀天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要求，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彰显，也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的伟大创举。     

＂中国梦＂是对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性思考

“中国梦”作为当今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旗帜，是在实践中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众化与时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融道路、理论、制度为一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梦”的实现途径、行动指南与制度保障。对于“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需要结合具体的实际去不断地领悟与感受。只有理论上的自觉才有行动上的坚定，才能在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伟大实践中去圆“中国梦”，才能通过中国梦去传递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声音，从而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如何悼念＂外国领导人朋友＂

“非洲之子”曼德拉去世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南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先后前往南非驻北京大使馆、南非约翰内斯堡表示悼念。     

SPECIAL ISSUE： THE ORIGIN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TATES——＂Civilization＂ and ＂State＂： An Etymological Perspective

在西欧文字词源学的角度上，找不到将“文明”与“国家”被一些学者那样区别来看的理由，更找不到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的根据。“文明”就是“国家”，本义就是“国家”。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正如将“文明”与“国家”解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决文明起源问题，同样没有根据。因此，研究文明起源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化，也就是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     

对中国近代几种富民强国主张的评说

对中国近代几种富民强国主张的评说熊映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好传统。一些仁人志士“手无寸权，心忧天下。”每当国衰民困之际，总有一些先进人士站出来大声疾呼，提出种种“富民强国”的主张，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光辉的篇章。一、农本主义中国是以...     

让＂弱者＂成为＂适者＂

美国通用公司的总裁杰克．韦尔奇曾经说过：“这个世界是属于弱者的．因为弱者最懂得适应”。乍听起来有些与理不合。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早已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也许对于强者来说．弱者的天地更为广大辽阔。才有了更容易达到的要求和梦想．有更多的选择。就因为懂得适应．懂得因势利导．就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国际气候合作何以可能——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与天下理论的建构

气候变化正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紧迫问题,但人类寻求国际气候合作的进程却如履薄冰。当下国际气候合作之所以出现困境,源自于民族国家关注视域局限于特定的民族或国家利益,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相冲突;民族国家倾向于采取冲突或战争而不是合作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不能充分保足国际气候合作的成功性。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以人类利益作为价值关怀,秉持“和为贵”的理念,因而成为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天下理论通过对传统“天下”观念进行“创造型转化”,超越现有的民族国家理论,构建出规约国际气候合作的天下理论框架：以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为前提、以人类普遍利益作为思考尺度以及寻求“和为贵”的政治思维方式。     

“墙头经济”和集体社会主义——从单位办“三产”看中国产权文化的特色

本文以剖析某国营企业及其所办的十五个“三产”为基础， 探讨了企业“墙头经济”（ 指单位办的“三产”及由国有单位派生的所有经济实体） 的由来与发展，研究了由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企业，变为以集体社会主义为原则组建起来的新集体所隐含的中国产权文化特色。作者指出，“墙头经济”开始使虚无的公有制产权经济变为一个个走向市场的多元经济实体， 这种产权转变的经验和进一步趋势值得予以密切关注。     

SPECIAL ISSUE： DIALOGUE,INTERACTION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PECIALIST FORUM ON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The current situation,problems and tasks before Chinese philosophy

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机遇在于正确认识和解答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当今中国人提供正确的理性思维、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发挥其指导、规范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实践功能。为此,哲学需要实现三个转变：变“体系意识”为“问题意识”,实现哲学范式的转变;从“本土视域”转变为“世界视域”,扩展我们的哲学视野;从“中、西、马哲学”三个学科的分立转变为三个学科的“视域融合”,逐步确立“大哲学”的观念。     

Our Country＇s Ancient Learning Has a Mandate for Renewal

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虽然经受了西学的强烈冲击,但其命脉仍葆有生机。中华民族对于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差异互补“关系”与和谐“整体”的重视,以及通过这一关系和整体把握自己命运的努力,构成了国学的思想实质。国学之“学”是围绕着“人”展开的,儒学的“仁”道思想就是鲜明的体现。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无非是中华民族在外力作用下的“自我”变革与超越,那么,它恰恰可以通过对仁道思想继承和扩展,为现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但这必须经过文化与学术的充分“自觉”。     

“Farewell to the Cold War”： 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normalizing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从中国与冷战关系的角度看,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逐步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思维框架,以及中国决策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外交新理念。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选择的发展战略是追随苏联的模式,对外政策则选择了“一边倒”与苏联结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动荡与波折,中国领导人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这标志着自195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政策终于又一次实现了根本性的协调,其结果就是“告别冷战”。     

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

我国学界历来把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主要界定为诉求“特殊与差别待遇”之举。然而，晚近新兴国家不断崛起，与发达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趋于缩小。于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开始向发达国家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此等新路径的开辟，可能意味着正在推动继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一度潮落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将再掀高潮。有鉴于此，学界在继续研究传统路径的同时，应更加关注此等新路径的开辟对和平发展之中国的意义，从而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参与重构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基本态势。     

＂Who Are We？＂ Woodrow Wilson,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eshaping of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新形势下，威尔逊借助美国卷入大战和实施战争动员这一难得的时机，通过重新阐释美国的传统与特性以及利用德国作为“他者”与美国相对照，成功地使美国的自我形象与国际角色从19世纪的“共和榜样”和“自由典范”转换为“自由卫士”和“世界领袖”。威尔逊对国家身份的重塑不仅有助于当时的战争动员，而且解决了美国踏上世界舞台后的角色困惑与身份危机，为崛起的美国确立了长远的国家政策走向。他对美国理想、角色和命运的创造性阐释主导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存在意义以及美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话语，对美国外交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为“全球化”这一术语不被滥用提供了学理依据。“全球化”这一很不规范的普遍流行的术语所涵盖的许多事实,都是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一种认定,但它并不能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一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世界历史的结构性变化。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相继形成了“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这两者在其主体结构、利益结构、发展目标和原则、发展特点、格局结构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但又是互相联系、相互渗透的。基于对“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批判,以及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的科学分析,由此提出的世界历史“双重结构”理论,既是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全面地运用于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在当代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将会为我们正确探索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中的发展路径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孔子天命观与儒士的个体解脱之道

孔子几乎继承了殷周时期对“天”理解的全部意义，但他对于天的理解并非含混或者矛盾的。孔子生活于上层贵族无力维护礼乐文明的社会环境中，卿大夫势力集团的衰退和士人阶层的兴起同步展开。孔子对天命的改造不是就“天”和“命”的内容展开，而是就其对儒士阶层体仁实践相关联的意义而进行。孔子对天命观的改造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将天命进一步下落，落实到个体知识分子身上；另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本身对天命的自觉体认和担当。对儒家知识分子而言，孔子的天命观赋予他们以自我觉醒的类似于宗教情感的神圣意味，同时认识自我完成的有待性，从而在世事困窘中获得超脱的生命态度。这两点成为后来儒士个体自觉与个体解脱的基本依托。     

National learning （guoxue国学）： national identity and disciplinary reflections

近代以来,中国“国学”概念的提出并由此引发的讨论,是受到日本思想界同类概念的影响。中国近代学者提倡“国学”,首先是与“民族国家”概念的引入有关,承载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目标。因此,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其次,“国学”观念也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学术制度和学术观念的冲击时,反思、理解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一种努力。由此,应将“国学”视为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它可使人意识到学术传统的独特性和中国自身价值立场的重要性,但这不意味着拒绝西方的学科体系。同样,国家的认同强调,也不应视为对于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