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儒学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发展及影响

中国儒学,源远流长,早在秦末汉初就传入朝鲜(韩国),随后又在日本等东亚国家广泛传播,形成了其各具民族特色的儒学,先后演变成为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占据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成为东亚的主流思想之一.人们习惯上把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称之为"儒教文化圈".随着亚洲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儒学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考察和探讨儒学在东亚的传播及影响,深入了解东亚国家儒学的发展及其特点,对于科学认知和评价儒学在东亚历史上、特别是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21世纪儒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10月19日至20日,"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举行,与会学者80多位,参会论文78篇。会议以"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为主要议题,围绕多元宗教与中华文明的融合互动、出土文物文献所见中外文化与艺术交流、"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中国与东亚文化圈、全球化视阈下的中国与世界、中华文明的自身交融等方面展开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取得了积极丰硕的研究成果。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调和论的互动--兼论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调和论兴起的外在刺激因素

五四时期 ,欧洲与亚洲之间、亚洲各国家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当时 ,调和东西文化是欧洲和亚洲许多学者的共同期待。在亚洲 ,反应最强烈的是印度、日本和中国。印度和日本学者的呼应大大刺激了中国思想界 ,促使部分中国学者极力想找到中国在世界文化建设中的位置 ,而欧洲思想界的波动 ,则成为中国文化调和论者有力的舆论支持。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的东亚“共同起源”与“分途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触角延伸到东亚,客观上呈现了中国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为西方研究东亚打开一扇窗户。但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背景下,这些研究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挖掘朝鲜、日本民族化的发展,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使日本、朝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蕴含着日本、朝鲜从“东方之极”走向“西方之极”的思想。日本、朝鲜是东亚文化圈的成员。东亚文化是圈内各国认同的文化,它不会因为日本、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消失。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而不是被代替。中国学者应构建东亚的整体联系,提升东亚文化圈的集体认同。     

边缘文化三论

"共生"思想和"边缘效应"理论以及"文化多样性"的思想是理解边缘文化的理论依据.边缘文化具有众多的历史根据和现实表现形态,并有其特殊的优势.在共生语境中,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之间不断发生双向运动,二者结成共生的"伙伴关系".     

第四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综述

由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主办、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协办的"第四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于2011年12月18日至26日在徐州、昆明两地先后举行。应邀参加本届论坛的海外学者有美国哈佛大学语言学系黄正德教授、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端木三教授、南加州大学语言学系和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李艳惠教授、洛杉矶加州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和应用语言学系陶红印教授,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徐丹     

传统东亚体系与中日关系

东亚体系承接华夏体系,形成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是同根异株.日本在近代“脱亚入欧”,在亚洲提前进入近代化,而后步西方后尘,在亚洲搞侵略扩张,二战失败,其右翼势力还不断抬头,妄想复活军国主义.今天,应继承东亚体系和平、友善的文化传统,搞合作共生共荣,建设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为改善中日关系,各自相向而行,坚持互信友好.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思考——在东亚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演讲

我对中国文化和思想主要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曾经提出了中国人的三个传统思想精神:"大一统"、"中庸"和"自省",我想可以把这三者理解为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另一个是中国人到底是以怎样的思想方法思考问题的?我想可能是这样的,中国哲学与文化中"道"、"仁"、"礼"、"理"等也是经过思维高度抽象的语词,只不过这些语词不是对象性的概念,它们的内涵体现于人的思想与行为,体现于人所面对的实际生活.这样,我们的祖先就把这些语词与某一类作为、或者某一类事物联系起来.我使用一个现代的词汇"模式"来概括这种思想方法,并把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的思想方法叫做"模式"的思想方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模式"的思想方法,如何评价这种方法在现代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中的价值,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19世纪以来日本东亚秩序观的主要历史演变

在19世纪至今的近两个世纪中,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伴随着世情及日本国情的变化经历了多次的变化,主要有三次变化,即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却一脉相承,都有一种"亚洲联合"的思想在里面,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对亚洲主义的一种扭曲.了解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变化及其实质,利于东亚各国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采取积极行动.     

东亚货币合作研究综述

东亚货币合作是目前国际经济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外学者主要嗣绕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合作模式、汇率制度安排以及亚洲货币基金等方面展开讨论,而国内学者更多是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合作模式与路径选择、合作难点与合作前景以及中国的战略选择等问题进行研究.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