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叶燮"理、事、情"之"情"

叶燮“理、事、情”说三者的客观性似已成为定说,但笔者认为其中“情”的虚位性正是破解三者非客观性的关键。本文从叶燮对“情”规定性的重新解释,以“情”的虚位以待性,“情”在诗歌中的实现性,“情”在阅读中的延展性,围绕诗歌意象的特点,情境再造中意象的释放,来说明“情”的通向性和在诗歌审美创作活动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指向,因之,客观“理、事、情”之“情”与中国古代抒情言志主观之“情”的背离一说,也似应该重新考虑。     

论感兴与知、情、意、趣的综合表现

感兴是知、情、意、趣的综合表现,即人＂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的精神情状。具有＂随遇发生,随生而盛＂之特点的感兴,实质上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对存在的领会的体现。知、情、意、趣之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就是诗人之胸襟,也就是叶燮所说的＂诗之基＂。对于诗歌创作乃至任何文学创作来说,出而为情必显情之趣,出而为景必显知之趣,出而为事必显意之趣;而无论作品是重在为情、为景抑或为事,都必然是情、景、事浑然一体的,这就意味着,任何文艺创作都有知之趣、情之趣和意之趣灌注其中,也就是说,感兴之所以在文艺创作中起关键性的作用,就因为它是知、情、意、趣的综合表现。     

李梦阳、何景明的反理学思想识解

李梦阳的理欲同行说、《缶音序》;何景明的《心迹篇》、《师问》等是许多研究者认为二人具有反理学思想的主要依据,然李梦阳的"理欲同行而异情"是理学的传统命题;《缶音序》是从诗歌创作角度批评宋诗议论化的倾向;何景明的《心迹篇》是儒学"格物致知"和"理一分殊"的自我阐述;《师问》则是对人不对事地抨击不重素质、惟考是的的学校教育,总之,全面考析,上述资料都不能成为二人具有反理学思想的依据。     

古典戏曲文学的意境品赏

戏曲意境品赏是戏曲文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戏曲意境是"情、景、事"三者的统一,所以品赏抒情性意境离不开"事"、"景"、"情",又以品味意境为最终目的。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品赏戏曲意境,应侧重于引导他们品赏抒情性意境。通过品味,可以品出剧中人在特定场景中的特定心境,品出剧中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校正学生感受所得的粗浅印象,使之更接近作品形象的实际,还可以使作品之"景"、"情"与学生之情交融,使学生的感知不断趋于丰富、深入。     

从"六义"到"六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批评观

刘勰的文学批评观是针对轻浮绮靡的齐梁文风和当时对同部作品褒贬不一的背景提出的,他的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是贯穿于"六义"到"六观"之中的系统批评观。"六义"是宗经的效果,"六观"是考察方法,两者都不能独立成为刘勰的文学批评观。刘勰认为,要正确评价作品,要综合从"六义""四事""三准""六观"这个系统中表现出来的批评方法。"六义""四事""三准""六观"互相联系、互相阐释,它们围绕的核心"情、事、辞"就是刘勰真正的文学标准。刘勰不论是谈文学创作,还是谈文学批评,都是从"情、事、辞"的角度来衡量的,并以其它文学批评元素为补充,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批评体系。     

文体的文学史意义——以刘咸炘《文学正名》《文变论》的观点为主

刘咸炘在《文学正名》中将文体分为客观文体和主观文体,客观文体由文学表达的"事、理、情"而定,主观文体表现为格调之美。以此为基础,在《文变论》中他总结出以客观文体为核心的文学史发展规律:"异调固当容,内实固可充,而文之大体则不可逾越",这一规律也适用于古今文学的演变。     

激越的浪漫 凄美的感伤——《牡丹亭》和《长生殿》“情至”理想比较

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洪?的《长生殿》都歌颂了"情至"理想,然而由于时代和作家个人等方面因素,二者在"情至"、"情始"、"情追"、"情圆"等具体表现方面有着诸多不同。《牡丹亭》欢快激扬地唱响热烈与浪漫,《长生殿》则凄美婉转地吟出悲郁和感伤;前者是万物欣欣的阳天春日,后者是西风残照的落日余霞——绚丽至极却又透出几分萧瑟悲凉。     

翁方纲诗歌“以考据入诗”辨——兼论“事境”说

袁枚、洪亮吉对翁方纲诗歌"以考据入诗"的评价最具代表性。他们的评论集矢于"琐碎零星",重赋而轻比兴,钞书之嫌以及缺乏性情。翁方纲诗歌的这些缺陷,虽然或多或少呈现出与考据的关系,但根本原因是翁方纲对"事"的过分铺排,并强调诗歌解读的唯一性。他作诗"取境"不择,"事"与"情"在篇幅和创作方式上迥异,使得"事境"说在创作实践中变成了只求"事",最终未能实现对"境"的追求。     

论《文心雕龙》之“定势”

"情"、"体"、"势"是《文心雕龙.定势》中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情"囊括了创作主体的创作目的和思想情感;"体"则涵盖了文章和文体的形式及其特征;"势"则不仅是文章体裁、体式和风格的综合,同时也昭示了形成文体、文章风格的必然趋势。"情"沟通了"体"与"势"。针对"讹势"而发的"定势",不仅是对齐梁诡巧文风的批评,也为后世文学创作确立了文学创作的规范和要求,而"师古"是"定势"的重要策略和途径。     

卢瓌《杼情集》考论

《杼情集》应是晚唐时人卢瓌所编纂的一部"唐人诗话"。此书在宋末元初已亡佚,今由《太平广记》、《诗话总龟》前集、《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辑得材料35条。分析这些材料可知:《杼情集》既有对诗作的辑录与评论,亦有对诗事的记载;其体例目前已无法探寻,只知其由几十条并无联系的短小文字连缀而成。较之《本事诗》,《杼情集》更接近《六一诗话》,是晚唐时期的一部"类诗话"作品。它不仅记录了诗歌、诗事,为后世提供了研究"诗话"渊源不可或缺的材料,还代表了先宋诗话发展的高峰,成为链接先宋诗话与宋代诗话的纽带。     

走入诗境 感受诗情

"诗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小学语文教材中精选的每一首古诗都向我们展示了它特有的韵致或境界,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或以事寓理,情景交融,物志合一,事理相通,仔细品味,总给人以美的享受.因而小学古诗教学应把握情与景的统一,虚与实的结合,引导学生走入诗境,感受诗情,以得到美的感染,情的陶冶.     

论丘逢甲诗中的"新中国"思想

丘逢甲既是清季抗日保台运动倡导者,又是一位"缘情"、"言志"发之于诗的"新中国"运动的先驱.他内渡后,本着"能强祖国则可复土雪耻"的认识,使"念台"情和"新中"志在"我亦思乡更忧国"的情怀中得到连接和统一.丘逢甲诗中的"欲新中国"的思想包涵追求维新立宪和转向共和两个层次.他深感清廷立宪"时机已失",遂"促同志行革命事",推动广东"独立",并参与民国肇建,呼唤"中华民族此重兴".丘逢甲的"新中国"思想至今仍是推动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梦、马术、香港情

【文题展示】16.梦、马术、香港情【命题分析】这是一个定向性比较强的题目。这样的题目,必须把三者都联系起来。"梦"本身是没有定向的。但一旦与"马术"、"香港"联系起来,就有了明确的定向。香港是香港人的,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因此这"香港情"也就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感情。香港标志性的事物有许多,     

从物、知、欲、情的关系看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根基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通常沿着两条路径进行,它们分别以"美"和"艺术"为核心,并于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找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和阐发。由于美学之为"美学"的根本因素并非"美"和"艺术"而是"感知"和"情感"(或感知活动的情感的体验),这种研究虽然成绩斐然,却遮蔽了一个根本问题,即中国古代美学之所以被称为"美学"的理论依据。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情感来源于"性"之动,具体又分为两种渠道:一种是"物—知(智)—情",另一种则是"物—欲—情",二者都必须以人对物的当下感知为基础,都是来自感知活动的情感体验,因此都符合美学学科的基本定位,也因此都可为中国古代美学提供坚实的理论根基。     

在理学与心学之间徘徊——浅析陈淳心性论思想的一大特征

陈淳是朱子闽学南传的第一人。他从人的本性的角度,辨析了"性"、"命"、"道"、"理"等范畴,回答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他把心中之"理"解释为心的主宰,将"未发"理解为动机,并从天性中寻找道德自觉的依据,这些均继承了理学的传统观点。他将理既释为心的依据,又解释为心对道理的把握,这一矛盾则表现出他在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徘徊。陈淳论证了情的合理性和普遍性,将情与天地阴阳之神联系起来,使得情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种观点则接近心学。     

叶燮创作理论初探——《原诗》理、事、情、才、胆、识、力的关系

清代叶燮(1627—1703)的《原诗》,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诗论杰作。它探本求源,提出了一套颇为完整的诗歌创作理论,被当时誉为“直抉古今来作诗本领,而痛扫后世各持所见以论诗流弊。”然而,这部著作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合诗与文而论之”的,有待我们深入研究,本文只就它的创作论——理、事、情、才、胆、识、力作初步探讨。 (一) 叶燮把诗文创作分为我者、物者两大因素,也就是所谓反映和被反映的两个方面。我者,包括才、胆、识、力;物者,指理、事、情。叶燮肯定文艺作品是客观事物与作者头脑相结合的产物,并对客观事物和作者     

论谢灵运诗情、景、理之圆融

在谢灵运诗中,"景"是"理"的感性显现,"理"是"景"的内在灵魂;"情"借"理"来抒发,"理"附"景"而默存;情景之间借"理"来沟通.情、景、理是三位一体、高度统一的,是一种圆融的状态.其中,悟理是核心,写景是凭借,抒情是目的.     

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潘岳的“哀情”与“高情”抒写

潘岳的诗文通过对逝者的哀悼表达了命运不能自主、人生无法掌控的憾恨感,他对隐逸高情的抒写则建构了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两者都是潘岳面对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在"哀情"的叙写中,人生挫败感被引导、召唤出来,从而得到疏解和清除;在对"高情"的抒写中,人生的价值感得到重新确认,"失败"的自我也被重新建构。两者互为补充,折射出魏晋时代人们对于"情"的自觉。     

论唐宋词起、结与过片的表现技法

起、结与过片是词的章法结构中的关键部分.唐宋词的起句大致分为陡起和平起两种手法,陡起者多写"情",平起者包括以景起、以情起及以事起等.结句可分为首尾呼应、宕开一笔、画龙点睛和翻进一层等手法.过片有承上启下、一气贯注、似离实合、异军突起等作法.唐宋词的多种艺术表现,与词的题材意蕴、词人的个性气质以及词的体制的不同密切相关,值得作具体深入的研究.     

试说“多大的事”和“多大点/个事”

"多大的事"用于反问句,与"多大点事"和"多大个事"表义相同,都表示事情很小,而且都含有主观评价义和轻视、贬低的感情色彩;但"多大的事"除表"言小"义之外,还可表示询问、任指和"言大"义,具有多义性。在书面语中,"多大的事"的"言小"义和"言大"义有时会混淆不清,"多大点/个事"则因表义明确可弥补其不足。在否定句中原型式"不是多大的事"和叠加式"不是多大点/个事"并存,但对"事情"的态度上二者有客观性和主观性之别。在偏指"大"的"不管"句中,只能用"多大的事",在凸显"小"的"不管"句中则可以用"多小的事"或"多大点/个事",但语用功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