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文学之家--汪曾祺的语言本体观及其在创作中的验证

汪曾祺是新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语言风格独具特色,在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笔者认为,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与他的语言本体观念直接联系,他的语言本体观包括语言是文学的本体和语言具有文化性特征这两方面,前者确立了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后者成为他语言风格的深层原因.从他的创作实践可以验证他的观点.     

论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特色

汪曾祺是新时期一位深受读者欢迎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 ,其作品吸引读者之处乃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 ,分别探讨了汪曾祺小说在语言运用(即文体 )上的四个独特之处 :“小说是回忆”、“小说是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以及“气氛即人物”。文章力图从这些方面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创新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与阐发。     

“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接受与意义

“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     

自然 恬淡 和谐——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风格

本文在综述汪曾祺小说语言观的基础上，分析了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一)诗化的语言；(二)散文化的语言；(三)素朴雅致的语言；(四)简洁和谐的语言。并在分析其语言风格的过程中探寻了汪曾祺小说创作具有民族特色和个性色彩的原因。     

汪曾祺特色的文化性解读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汪曾祺的特色,是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是他文化个性在创作中的反映。“土性”(民间性)是他全部的审美基调;“水性”(机智性)是他鲜明的艺术风格;“中和性”(兼容与对抗)是他独具魅力的根本。     

汪曾祺对林语堂闲适话语的认同与演绎

汪曾祺认同与演绎林语堂闲适话语,是其自身性情的必然,更是新时期文学转型的必须与必然。他是新时期率先并大量践行"闲适"散文创作的始作俑者。其小品在闲适、性灵和幽默三方面的演绎充分显示了其"通俗抒情诗人"的个性。"汪曾祺热"外延的正价值,是在大众审美思潮崛起的背景下,率先带动整个新时期以降的文学在理念上注重"闲适性"元素的重新建构,对闲适功能予以正名、认知与彰显,从而确认了美学思想的与时俱进。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

汪曾祺是新时期小说语言观从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理论话语、评论话语与创作实践互相支持,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有关"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观念包含了"语言即内容"、"语言即文化"、"语言即风格"等不同认知维度.剖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可以管窥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两位中国味小说大师的不同风范--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风格比较

比较赵树理和汪曾祺小说艺术风格,指出二者虽均系中国味的小说,但其风格迥异,并从文化的大视野探讨二者小说风格形成的根源,考察赵树理小说的入俗美和汪曾祺小说的素朴美在结构、语言、人物形象等层面的表现。     

言说与责任：列维纳斯伦理观念刍议

“二战”以后,法国哲学中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讨论如何建立新的伦理。在此背景下,列维纳斯提出以他者理论来重新认识言说、责任和主体。语言是自我和他者发生关系的主要场所,言说具有前本源性,是接近他者的运动。列维纳斯主张通过所说向言说还原的方式去认识言说的这种前本源性。在言说中,自我被暴露在他者面前,在对他者的回应中形成了责任关系。主体首先作为责任的承担者出现,其不仅要承担起自我的责任,还要承担起对他者的无限责任。这一思想是对近代哲学主体思想的一次批判,也是对伦理思想的一次重大的反思和重建。     

汪曾祺与阿索林

评论界多注重中国传统文学对汪曾祺的影响,其实他作品独特风格的形成也有外来文学因素的作用。西班牙著名作家阿索林就是其中之一。汪曾祺与阿索林从审美观点到创作实践,都有着较明显的相似之处。     

繁花落尽见真淳──汪曾祺作品语言散论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具有独到之处：一是语言质朴、恬淡、平和、舒远;二是感觉化的鲜活语言。汪曾祺以其独特的风格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树立了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文化精神及其现代性意义

汪曾祺在中西结合问题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子。他吸取了儒家“仁者 ,爱人”的思想 ,摒弃了封建礼教所包含的等级观念 ,在个性自由、人性解放的意义上对“仁”的内涵做出了新的现代性理解。他摒弃了道家退却个人的一切欲望 ,在虚幻中把人归于自然“真人”的想象 ,将“自然”作为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并构成人的生命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立了合乎人性的存在形式 ,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     

文学性：文学语言的身份再辨识——一个视觉心理学的观察视角

任何一种言说活动都包含着双重陈述功能，即作为语言陈述和作为意象陈述。作为语言陈述，即在一个言说系统中语言成为了主导性陈述力量；作为意象陈述，即在一个言说系统中意象成为了主导性陈述力量。这种变化取决于言说主体的言说目的的不同，即是为了日常交流，还是为了独立性表达，进而引起言说系统的内在结构发生变化：一种因素被突前，成为主导性陈述力量；另一种因素被置后，成为辅助性的存在。若是语言成为了主导性陈述力量，就使这种言说的性质成为了“实用性、日常性”的；若是意象成为了主导性陈述力量，就使这种言说的性质成为了“文学性、诗意性”的。这便使“语言”与“意象”二者以一种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并存于同一个言说系统中。概言之，一个言说系统内在结构的改变，引起了表意功能的改变，从而导致文学语言的“文学性”身份的得与失。     

梨花一枝春带雨——试谈《长恨歌》的语言美

白居易是我国中唐新乐府运动的旗手。他的诗歌,不但体现了“为时”、“为事”而作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形式,尤其在语言方面,形成了平易晓畅的新风格,从而雅俗共赏。广为流传。白诗语言风格的代表作《长恨歌》更是绘灸人口的上乘佳品。宣宗李忱吊白居易诗云,“童子     

汪曾祺论

汪曾祺论汪时进（北京教育学院）在当代文坛上，汪曾祺是颇为独特的。他是一位老作家，但过去作品不多。１９８０年，他发表了一篇《受戒》。作品完全撇开了几十年“统帅”一切的政治生活的影响，叙述了那样一个青春无邪的故事，描绘了那么一种充满古朴之风的民俗，其语言...     

汪曾祺的“巧”情结——对一种“细节”的文化诗学分析

汪曾祺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是浸染、吸纳了丰富的西方文学的养分的，但他的创作和文论在总体上是典型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他晚年论文特别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两个“回到”中是不言而喻地饱含着对民间文化和民众精神中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的认同、赞美、传承及发扬光大的意思在内的，     

性之可说与不可说——程颢人性学说探微

程颢的人性学说有两个层面,即可以言说的层面与不可言说的层面,这造成了理解其人性学说的难度。在可以言说的层面,他主张“生之谓性”,并对这一命题作出了独到的诠释;在不可言说的层面,他通过种种暗示,揭示了人性的超越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天德”这一概念来把握。程颢还通过阐发“澄治”人性的修养工夫论,最终实现了他“彻上彻下”的人性旨归。     

“言说”沉默

本文针对沉默的“不可知性”,思考其被言说的可能性与方式。作者首先对沉默进行了基本类型的划分,即超越性沉默与内在性沉默,并尤其肯定后者的价值与意义。随后,作者进一步将内在性沉默划分为静默与缄默。作为这两个子类型的他者,声音与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以否定的方式想象沉默。然而,吊诡的是,静默与声音、缄默与语言之间的边界并非总是清晰可辨。事实上,这种两极化的对立非但不能让我们更好地接近沉默的真意,反而会将沉默内在的复杂性与深刻性过分简化。只有当我们对沉默做更为细致入微的审视,只有当我们对沉默与其种种他者之间复杂、近乎于复调式的关系性有更为准确的把握与理解之时,我们才可以真正“言说”沉默。     

沉沦和反抗——郁达夫小说的身体言说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作家,郁达夫为文坛贡献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并赢得了一个时代的青年们的共鸣。历来,人们多是用颓废一词来形容郁达夫的风格。论文通过分析他独特的言说方式——身体言说,从疾病、性和死亡三个方面来说明：郁达夫的言说方式在风格上成就了他的沉沦和颓废,但在本质上完成了他的反叛。他在对自我欲望的真实而大胆的剖白中完成一个失望苦闷的时代青年对祖国沉沦的反抗诉求。     

浅论梁清标之《棠村词》

梁清标的经历、思想使得其词作总体呈现出一种典雅的风格,可以称之为“大夫词”。《棠村词》最能体现其典雅风格的一部分。收集鉴赏名画是梁清标闲适生活的重要内容,他的题画词是表现独到眼光与细腻情感的良好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