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2年东部十省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采用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了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影响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影响超大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远远多于Ⅰ型小城市,住房性质成为经济因素中影响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最为突出且普遍的因素,而社会因素对于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与差异——基于潜类别分析的方法

文章以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利用潜类别分析(LCA)的方法探索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模式,同时还探究了不同身份认同模式之间的人口学差异.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模式可以划分为拒绝型、一致型和矛盾型三种类型;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之间在身份认同模式上不存在明显差异;一部分流动人口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存在着一种矛盾心理;新生代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对于自身的市民身份是排斥的;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以及所居住的城市类型是影响其身份认同模式的显著因素;在流入地城市长期生活是提高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人际交流互动是促进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与家人同住将改善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

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现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融合结构维度包括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与心理融合;社会融合度较高,但融合质量有待提高;社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人特征、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安排,个人特征是基础性因素,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社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但与社会融合呈现复杂的线性关系,制度因素特别是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最为重要。     

流动人口离城意愿实证研究——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市调查的初步分析

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流动人口数据进行分析,运用多水平模型,在城市、区县、个体三个层级对离城意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发挥影响的主要在县(市、区)级,主体功能区对流动人口的离城意愿没有明显的作用,对居住环境或条件的不满不会导致流动人口离开所在的城市,与老家相比"当前是否更具有幸福感"对流动人口未来是否留在本地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两年来本市的流动人口对未来离城的看法并不稳定。     

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

通过比较流入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水平及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相对收入比率发现,其一,与本地市民相比,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更高,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较低,表明流动人口群体内发生了因户籍制度引起的收入分化;农村户籍使乡-城流动人口难以获得与本地市民类似的收入待遇。可见,在探讨流动人口的收入时,必须区分其户籍身份,以免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其二,虽然在经济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同类人群,但相对融入程度却更低;而在欠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与本地市民更接近,呈现出低水平融入的特点。这表明,经济发展与收入融入并非线性关系;发达的经济也未必能促进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     

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滞留与更替——以上海市为例

以上海市1993年和1988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有关数据作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平均滞留时间趋于缩短,更替强度趋于增强。笔者认为,不同滞留时间的流入人口,都是不断更替的人口群体;乡—城流动人口的总体归宿趋向是城市化,但这并不意味城市流入人口都将以目前所流入的城市为永久居留的归宿;大量跨区域乡—城流动人口都将在流返流出地以后继续完成其城镇化过程。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断新老更替而“永远年轻”的人口群体;人口有序流动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大出路;中国人口变动的活力将进一步体现于新世纪的人口流动。     

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整体面貌、异质性特征和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构建序次逻辑回归模型,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选取指标,分析各因素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户口对流动人口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工作收入增加可以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支持"收入—消费—效用—幸福感"的传递链条。自购房的流动人口幸福概率水平高于其他群体,从事生产职业和在公有制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幸福感较低,喜欢城市、愿意融入城市等心理因素与幸福感提升密切相关。     

乡-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问题

乡一城人口转移作为城市化过程,总体上有利于生育率下降或低生育水平的稳定。但是,由于乡一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具有既不同于城也有别于乡的差别特征,因此这种转移对城乡生育率的变化必然产生一定的差别效应。通常认为,乡一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介于城乡之间,即低于乡而高于城。但是,有关研究认为,我国乡一城迁移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已经转变为低于城市。对此,很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城乡生育率的变化和区域差异,然后对乡一城转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进行尝试性的推算,最后聚焦讨论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流动性问题。     

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探析

本文结合调查问卷,运用半结构式深度个案访谈方法,对我国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生育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做出深入探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的生育观已经被现代生育观所取代。同时,研究发现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从生育观念到现实的生育决策,再到实际的生育行为,受到了各种条件的制约。因此,必须增强政府面向流动人口的城市计划生育服务与管理,完善制度供给。     

生育的幸福效应——兼论其对低生育率的支撑

生育的幸福效应是理解低生育率社会中个体生育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考察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幸福感轨迹。研究发现,个人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对生育事件有积极的预期收益,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的当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生育事件前后的主观幸福感轨迹表明,生育事件对个人的心理和生活感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适应效应的存在。就业性质对生育的幸福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明当父亲和母亲的工作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时,他们都会增加亲子互动和沟通并从中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生育的这种幸福效应具有超经济性,并借助个人的生育决策筑成低生育率的底部。     

老年人主客观社会隔离与其生理健康相互影响关系的探究——基于CLHLS生化数据的验证CSSCI

基于CLHLS生化数据,本文以客观条件与主观感知二种维度考察了社会隔离与老年人代谢综合征(MetS)、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与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的相互影响关系。通过交叉滞后模型的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表明:其一,客观条件社会隔离与老年人生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实际上可能是由年龄、性别等人口学特征因素造成的。其二,主观感知社会隔离对老年人生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其影响机制包括对生理代谢功能(MetS)和生活自理能力(IADL)的改变,且不受人口学特征因素影响。其三,日常生活能力(ADL)反过来对于老年人的主观感知社会隔离有显著加强。因此,我们认为主观社会隔离是解释社会隔离与老年人生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的关键。对于老年人主观感知的社会隔离应当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干预加以缓解,并且,对于有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障碍老人,尤其应当注重为其提供有效的生活服务以及心理慰藉以缓解其孤独和无助感。     

劳动时间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的分析

幸福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如何让全体国民生活的更幸福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不高,且劳动时间普遍过长,劳动时间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要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需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限制用人单位的加班时间,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性别、健康、住房、外出务工时间、相对收入、不确定性防范、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     

城市房价、定居意愿与户籍差异——对农民工“流入而留不下”的一个解释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但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存在一个有别于西方国家农业人口迁移过程的现象尚有待解释:为什么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流入城市进行工作却不打算长期定居?利用中国地级行政区域宏观房价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数据建立模型,从房价对定居意愿影响的户籍差异角度,解释了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不打算长期定居的原因,实证结果发现:高企的房价抑制了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但是对城-城流动人口并没有明显影响。从生活成本效应、财富效应以及稳定预期效应等三方面影响机制进行了解释:房价上涨引起的生活成本上升会降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而房价上升会通过财富效应和稳定预期效应增强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对于农民工来说,由于生活成本效应在三种效应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房价上涨总体上降低了农民工定居意愿;而房价对城-城流动人口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房价上涨能够给城-城流动人口带来更高的个人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另一方面则源于更小的生活成本效应。     

北京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基于不同代际、户籍及地区的比较北大核心CSSCI

不同代际、户籍的流动人口有着明显的差别特征,从而对北京市有着不同的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本文使用定量数据,基于比较视角,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现状、模式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流入地都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尽管意愿与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背离;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超过其他地区流动人口,说明流动人口对北京怀有更强的期待;北京市年长流动人口比青年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认同意愿,且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城—城流动人口。     

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与我国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相关性研究

从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以下称乡—城人口迁移）是一种重要的人口迁移形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增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利与弊,使乡—城人口迁移成为我国政府及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因而对我国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发展过程及形成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迁移人口的定义很多,本文中的迁移人口既包括户籍所在地未发生变化,仅改变了居住地的流动人口。迁移人口离开居住地的时间为半年。１．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发展过程一般说来,一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没有达到较高水平前,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     

居住环境满意度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全国40个主要城市的问卷调研数据,采用双层级Logistic模型,从居住环境主观感知的角度解释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差异,重点回答以学历划分的流动人口内部异质性,以及定居意愿如何因城市等级而异。结果显示:大学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定居意愿与城市等级呈“U”型结构关系,高中学历群体定居意愿表现出一线城市独高的特征;不同学历水平的流动人口在定居决策中最关心的居住环境维度不同,高学历更看重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舒适度,低学历最重视设施便利性;居住环境满意度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因城市等级而异,一线城市流动人口在定居决策中看重的居住环境维度最广泛,三四线城市的便利性和人文环境满意度与定居意愿最相关。结论启示:推进中小城市的人口城镇化,需要提升服务设施的门类与服务水平,从而提升整体居住环境品质,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实现城镇化均衡化发展;高学历群体定居意愿对城市居住环境品质更加敏感,地方政府应当致力于提升自身居住环境质量,采取更可持续的方式吸引并留住高级人才。     

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及性别差异初探——来自吴江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还处于空白。本文利用《2010年吴江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研究中236份婚姻移民的数据,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从主观感知、经济层面、社会关系、文化适应等方面探索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和性别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婚姻移民的主观适应感较好,其总体经济适应程度要低于本地居民,在社会关系、文化等方面也仍有少数人未能融入当地生活;社会性别因素对社会适应的主观感知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社会适应的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等不同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城城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城城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在向较大规模城市流动过程中实现了个体收益的增长。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教育对城城流动人口收入增长的影响,探讨其城市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以及2013-2018年教育回报率的时序变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教育对流动人口收入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无论是只包含明瑟方程核心变量,还是引入不同特征的控制变量,个体的教育回报率均是显著正向的;第二,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中教育对城城流动人口收入增长影响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第三,2013-2017年城城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呈上升态势,2018年略有下降;第四,城市规模越大,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越会增加流动人口进入具有较高门槛且工资相对高的职业的概率,同时也更倾向于选择成为雇员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基于此,文章认为要尽快消除限制大城市发展和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障碍,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人口等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10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我国106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我国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有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实现了身份认同,但他们在认同愿望和内心认同上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中内心认同要明显低于认同愿望。这说明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在现实中不是同质的和单一维度的,而是复杂的,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制度支持、个体特征、社会资本和城市体验这四个维度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家庭规模、社会支持、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CSSCI

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家庭呈现出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居住离散化的趋势,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随之弱化,农村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呈现下降趋势。文章应用2015年CGSS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家庭规模、社会支持和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庭规模通过影响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表现为社会支持力度越大,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越高,同时社会支持还通过影响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既具有直接影响又具有间接影响,直接影响表现为健康状况越好,主观幸福感越高,间接影响表现为通过影响家庭规模间接影响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