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与当代青年的生育安排北大核心CSSCI

近30年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更替水平以下,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生育问题研究再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青年阶段是生命历程中生育行为发生的关键时期,如何鼓励青年生育对于提高生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基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提出生育安排的概念并根据定义测算生育安排指数,借助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对青年生育安排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和婚姻满意度会显著正向影响青年的生育安排,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和男性做家务频率的增加具有明显促进青年生育安排的作用。将数据根据性别、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和年龄组进行分组回归,发现主观幸福感会显著提高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低年龄组青年的生育安排指数,婚姻满意度对促进男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低年龄组青年的生育安排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会显著增加青年二孩生育安排的可能性,婚姻满意度能够显著增加三孩生育安排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提高生育水平,国家应当制定鼓励青年生育的相关福利政策,提升青年的主观幸福感;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应积极分担家务劳动,减轻妻子在生育和养育子女过程中的压力,增强婚姻满意度。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基于文化和社会经济视角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基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理论,从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分析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量维度的偏离以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理想子女数比实际子女数平均高0.4～0.5个,性别维度的偏离主要表现为近六成的青年女性现有子女性别结构未满足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2）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有显著影响,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数量与性别偏离的可能性相对更高;（3）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存在差异。文章认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应综合考虑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力求实现“经济—文化”同向驱动和不同类型地区协同联动,推进人口的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     

江苏省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分析—基于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

本文基于2006-2007年江苏省“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调查”调查数据,对江苏省独生子女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理想子女性别蛄构和生育第一孩的理想年龄进行了定量描述扣二分类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组的减小,独生子女理想生育子女数逐渐减少,其中理想子女数为一孩的比例逐渐增加而理想子女数为二弦的比例逐渐减少,理想子女数为三孩及以上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对理想子女性别无所谓的比例逐渐增加。理想子女性别为一男一女的比例逐渐减少,理想子女性别为一个女孩的比例高于理想性别为一个男孩的比例;生育第一弦的理想年龄在逐渐增加。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经历等因素对独生子女理想子女数为二胎以及对生育的子女有明确性别期待具有显著影响。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没有因为她们是独生子女而具有单一的模式。而是多样化的、因人而异。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当考虑她们的意愿和行为时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应当把她们作为一个简单的整体来对待。     

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重庆市居民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定量分析,对不同特征人群的生育意愿,包括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偏好、理想最佳生育年龄和生育目的四个维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在分析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倡导正确生育观及促进人口发展的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流动,其子女的去向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已有研究证明相对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身心发展较为健康。包括子女性别、年龄、流动人口自身职业、收入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机会,但鲜见关于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影响作用的探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目前只生育了一个子女且子女年龄在3-14岁的流动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流动特征及流入地政策环境等变量后,生育年龄仍可正向预测其子女的随迁机会,越晚生育子女随迁机会越大;与生育年龄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可提高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但无法替代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的预测作用,晚育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的促进作用可能同时得益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心智成熟;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子女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比实际年龄更为单纯,对子女的随迁可能性有更大预测作用,该结论可推广至其他有关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中,使用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而非实际年龄作为自变量将有助于区分父母特征和子女特征对流动人口子女相关因变量的影响作用。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发展型”或“政策型”生育率下降?——基于翼城“农村二孩”试点的分析

中国生育率在过去30年持续下降至较低水平,围绕下降的主要动因及其政策涵义的争论热烈。文章以"农村二孩"试点之一的翼城为案例,重新梳理和检视了在已有研究中较为忽视的翼城试点出台的背景和政策实施细则,并从多个方面考察了翼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对翼城试点的认识不同,政策文献回顾表明:"农村二孩"生育政策只是在初婚时间、生育子女数和生育间隔方面做出一些技术性"调整"以缓解国情与民情的矛盾,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实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初衷。多维度数据分析交叉印证了在实施限制性的生育政策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变量不能解释生育率的下降,翼城现有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更多是政策干预的结果,是政策促成的外生性转变,而非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低生育意愿的内生性转变。     

深圳流动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深圳市龙岗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状况”调查数据,设计了4个模型,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生育子女数、初婚初育、初婚二孩生育和初婚三孩生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早婚和多育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它和生育意愿有一定的关联。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它对三孩生育的影响最强。经济收入水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很复杂,收入水平提高产生的短期效果可能是促进生育率增长。     

西北农村妇女文化素质对生育水平及生育观念的影响分析——对甘肃中部地区520名农村妇女的调查

本文利用对甘肃中部地区10个贫困县的调查资料,采用SPSS统计方法,就贫困妇女文化程度与生育水平和生育观念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妇女文化素质对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和活产子女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较高文化素质的妇女在生育目的方面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观念已经淡薄。生育子女性别仍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理想子女数少生观念明显,尤其对于子女教育期望有较强的性别平等意识。     

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儿童性别比关系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由于该现象发生在现行的生育政策推行以后,所以政策被认为是造成或加剧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直接衡量生育政策,并探讨它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研究十分缺乏。本文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89~2000)数据,分析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社区层次儿童性别比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趋于平衡的性别比更可能在政策被严格推行的地点和时间出现;政策的性别特征激化儿童性别比,但政策仅仅作用于第二胎。因此,在夫妻控制子女性别的能力超过控制子女数量的能力、在部分人群尚不能同等对待男性胎儿和女性胎儿的时候,若要获得相对平衡的出生性别比,政府必须完善现行的生育政策,并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行政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