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

郎官出使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郎官出使"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虽然带有一定的地方监察性质,却有很大的随意性.经过安史之乱,出使郎官被赋予的地方监察使命在许多场合是特指的,说明唐后期中央从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了地方监察系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唐朝郎官本是皇帝的"腹心之臣",二是出使郎官作为"制使"具有特定的权威,三是唐朝后期中央出于加强制约地方分权势力的政治需要.唐后期中央集权趋于衰弱;方镇割据势力日益加强,出使郎官对地方的监察收到多少成效,值得怀疑.不过,唐后期出使郎官被正式纳入地方监察系统,仍是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     

"郎官湖"与安南旅寓士人黎崱

元代,湖广行省汉阳府城南"大别山"之麓的"郎官湖″,是"鄂、汉"地区"标志"性的名胜,由唐朝诗人李白命名.邻湖的"凤栖别墅",住着缘战争北迁的文学"巨擘"安南人黎崱.在他"旅居"生活的50余年里,就在这有着纪念意义的地方,撰写了垂名于世的<安南志略>一书,修复了岸边的"太白祠",并乘北上觐见皇帝和宾客光临之际征求留题诗文,从而留下了"外籍"人士在中国的一段佳话.入明以后,黎氏子裔"突然"消失.而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郎官湖",仍然吸引着朱氏文士的到访和缅怀.     

郎官与东汉学术及文章

郎官的文士化,使其在东汉的学术活动及文学创作上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主要表现为校书东观,整齐故事;侍讲禁中,师傅皇子;应诏作赋,颂美汉室等几个方面。郎官们的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东汉学术及文学的发展。     

西汉的食邑制度

西汉时期实行了封国(王国侯国)食邑制度。关于封国制度已有文章论及,本文只就食邑制度,谈谈自己看法,希望得到批评指正。一西汉的食邑制度(指封国以外的食邑),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皇族宗室贵妇们的食邑,一是关内侯的食邑。贵妇们的食邑,主要是指公主、皇太后、皇后等的经济特权。《汉书·百官公卿     

西汉的封侯制度

西汉的封国分为王国和侯国两级。《通典·职官十三》说:“汉兴设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为王者,其实古诸侯也,故谓之‘诸侯王’,王子封为侯者谓之‘诸侯’,群臣异姓以功封者谓之彻侯(因避武帝讳,后称列侯)。”本文专就封侯制度及其变化情况,谈谈自己的看法,请读者指正。     

西汉持节制度考

汉节在汉代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持节者可以代表皇帝,权力甚大.汉代节形状应从周代的旌节发展而来,但却保留了周代使节代表君权的政治意义.汉代节只有皇帝才能设立,称为汉节,诸侯国或地方政权没有权力设节.节上旄的颜色,秦汉时期有着变化过程.秦代为黑色,西汉初期为赤色,汉武帝时第一个旄节改为黄色,刘贺时将黄旄改为赤色,汉宣帝时又恢复为黄色.西汉持节行事在政治生活中频繁发生,除了持节护卫皇帝、代表皇帝处理一般政务外,持节行事的主要目的和作用表现在处理重大政治事件、出使少数民族及周边诸国、主持重大礼仪活动、丧葬中持节视丧、从事巫术等神秘活动、巡行天下,安抚百姓等方面.汉代持节者多集中于三公、九卿,其他官员持节者较少,其中又以九卿中光禄勋数量最多,或许与皇帝关系密切有关.     

西汉张骞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发现西汉王朝对西域和西南夷的开拓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西汉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张骞的西域之行及其远见卓识促进了中原民族与西北民族及西南民族的大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创建了不朽功勋。     

论西汉纳妃制度

一命名与专项考察锻炼史料,西汉纳妃可抽象出三种形态,姑且名之曰“召纳”、“选纳”、“献纳。”召纳是汉帝自选宫妃的纳妃形式。《汉书·外戚传》: 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悦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好,贵倾后宫。     

唐代著作郎官述论

本文从唐代著作郎官制的设置沿革,唐代著作郎官的选拔、职责及弊端与其文化意义三个方面探讨唐代著作郎在唐代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本文认为其所担当的职责是唐代社会崇尚文化特质的表现,是中国人重生厚死生命观的表现,是儒家的文教思想居于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反映。     

西汉官吏考课制度初探

考课,亦即考绩,考功。对于官吏进行考课,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实行的一项重要制度。这一制度是职官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与选举制度、监察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等都有紧密的关系。这一制度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主要有对各级官吏的选拔、使用、升降赏罚等。这些问题对于保证各级官府的上下联系和充分发挥整个官僚机构的统治效能,都有重要的作用。我国的西汉时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考课制度。本文着重讨论当时对于文官(特别是地方官吏)的考课情况。     

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周代职官制度与秦汉官僚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发展历程是渐进式的。周代宗法血缘政治统治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演变是由自上而下的“变法”方式完成的。因此,周制与秦汉制度尽管在社会经济基础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彼此之间仍然有诸多联系。秦汉国家形态重要侧面之一的官僚制度,无论在职官名称,还是官职职掌上都可以溯源至周代。周代国家若干重要的职官制度,也对秦汉产生过深远影响。探讨秦汉官僚制度与周制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完整把握和研究秦汉国家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两汉御史中丞与州刺史之关系考

西汉在没有罢刺史、置州牧之前,御史中丞与刺史存在着统辖关系,罢刺史、置州牧后,这样的统辖关系就不存在了.东汉虽然再度罢州牧、置刺史,却没有恢复御史中丞与刺史之间的统辖关系.因此,东汉的御史中丞在平时已经没有了"外督部刺史"之权.     

浅论两汉、魏晋儒医的隐迹现象

两汉、魏晋时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在这个时期有所开拓、有所创新的一些著名医家,却没有张扬自己,而是走隐迹的道路,淡化自己、隐匿自己。对于当时“君子不耻”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医家来说,他们的隐迹却有着自己的特色。“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符合儒家思想的退隐选择,是一种实践“仁”道的方式;“重道避世”是隐迹的名医选择的另一种活法。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汉罪犯押解制度

秦汉政府对犯人的护送依据距离远近可分为短途押解和长途押解。短途押解的对象主要是刚被捕后送往附近狱所的罪犯,由专职的吏卒或自行缉拿犯人的百姓押送,施以绳索束缚。长途押解的对象为尚未终审判决之"囚"与服劳役之"徒",前者送往郡国治所或京师的法庭,后者押送服刑地点,皆以桎梏或锁链束缚。押解人员须凭借证明文书过往关津,住宿传舍、亭舍,有全程护送和更替押解的区别,国家并设有行程规定。     

两汉时期的倭人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及大和民族先民历史的记载是很早的,学术界也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还有倭人分布区、倭人文化、徐福是否进入日本等问题需要再进一步辨析,而且研究的视角也需要有所变化。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出发,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钩陈史料,对比辨析,当有新的研究空间。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两汉时期匈奴和羌在今兰州地区的活动述论

两汉时期匈奴和羌两个民族在今兰州地区活动频繁,羌汉、匈汉各民族势力互有消长。两汉民族政策有一定矛盾性     

两汉造园要素比较研究

在我国以往的汉代园林史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西汉皇家园林而忽略对东汉园林的研究,或将两汉、秦汉园林混为一谈。笔者从园林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两汉时期的社会背景、审美思想,并将园林创作思想、技法、造园成就等要素进行对比,详细阐述了东汉较之西汉在造园思想和审美的不同之处以及造园技术的进步之处、东汉造园的发展与魏晋士人园林的兴起有着不可忽略的关联,探讨了东汉园林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