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放流”就是“放浪”吗?

《史记·屈原列传》:“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郭沫若同志在《关于屈原》中说:“向来把这放流二字即解为放逐,因此便生出许多龃龉。其实放流只是放浪,屈原被疏之后居于闲位,曾向四处游历过而已”。(《关于屈原》,《沫若文集》卷12,页19)在《屈原研究》一文中,郭老再一次强调说:“一笔糊涂账就     

李白家世问题郭说辩疑

郭沫若同志在其所著《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李白的家世作了不少考证性的研究。其中虽含有较大的推论成分,但有些推论还是有理有据而具有说服力的。比如,关于李白先世窜谪之地问题,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是条支,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是碎叶。两说之不同,历来研究者均不得其解。郭老则断为“条支是一个区域更广的大专名,碎叶是一个城镇的小专名,碎叶是属于条支的。”我认为,这个论断应符合实际,因为“李阳冰的说法必然出自李白的口授”,     

对杜甫《赠李白》（七绝）的质疑

杜甫并不以七绝见长,保存下来的七绝也不多,大约一百首左右。最早的一首七绝便是《赠李白》,原诗如下: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据说此诗作于公元745年(唐玄宗天宝四年),杜甫和李白再度遇于山东的时候。此诗的三、四两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王嗣奭认为“三自谓”,“四谓李”。但过去大多数注家,如仇兆鳌、钱谦益、浦起龙等,直到今天的杜甫研究者肖涤非均认定后二句系指李。不过分歧双方有一共同点,即都认为这首诗,特别是最后一句,是意在讽谕、警告或批评李白,表现了“朋友相规之义”云云。我经过反复研究,同时把这首诗和杜甫其它有关李白的诗及其酬赠之作仔细加以比较,     

屈原身世及官职新说

一——屈原非楚之同姓,屈氏楚之大姓而已。《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义》引王逸说:“楚王始都,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检王逸《离骚章句》“……是时(楚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屈原列传》只说屈原为楚之同姓,但没有提供其它的资料,既然司马迁说屈原为楚之同姓,王逸也就敷衍出屈原为楚王族后裔,看得出他是根据《左传》推理的。《左传》记楚事始于楚武王,屈瑕是楚武王的开疆大臣,但《左传》没有记述屈瑕系楚武王之子。显然,王逸所谓屈姓始于屈瑕,只限于楚国及屈原系屈瑕之后的推论是靠不住的。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释

杜甫《石壕吏》诗有句云:“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注家各呈己说,莫衷一是。萧涤非教授《谈杜甫“三吏”中的<石壕吏>》说:“‘有孙母未去’,是说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小东西撇不下,我的媳妇才没有走。‘出入无完裙’,是说进进出出连一条好裤子都没有,破破烂烂的见不得人。”郭沫若同志的《李白与杜甫》释这二句为:“孙儿的亲娘没回娘家门,衣裙破烂,不好出外见人。”释“母未去”为“媳妇没有走”,义似未妥。媳妇要往哪走?萧说没有注明。郭老释为“没回娘家门”,较萧说明确。古代死了丈夫的小媳妇都回娘家去住。郭老说老妇的媳妇“没回娘家门”,大概是采用了王嗣奭《杜臆》中“母恋子故未去。然无完裙,不堪偕汝去”的说法。联系全诗看,释“有孙母未去”为“孙儿的亲娘没回娘家门”还不确切,释为“不堪偕汝去”才     

论屈原的人格美

对于屈原的人格,在汉代曾有不同的评价。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论屈原说:“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引用了这段话。这是对屈原人格的极高赞美。对此,班固在《离骚序》里表示异议,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后来,王逸又批驳了班固的话,并赞颂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序》)这些说法,褒贬不同,但都有较大的片面性。刘安的思想接近老子,旨在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在他的笔下,屈原成了一个超然于世俗的高士。班固和王逸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屈原,班固认为他不合乎中庸之道,只能算是狂狷之士;王逸认为他质性忠贞清洁,可以称得上绝世超伦。他们的观点不同,评价也不一样,但都没有对屈原的人格作出全面恰当的说明。屈原是把自己整个生命溶入到诗里去了,他的诗真率地表现着他的为人,他的个性和他的气质。可以说他的人即是诗,他的诗亦如其人。透过他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有着共同呼吸、共同爱憎的人。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将屈原的人格美忠实地描绘出来,象介绍自己的朋友一样把他介绍给读者。我希望,屈原的这样一幅画像,在今天能帮助人们向着美的境界飞腾。     

论屈原的沉江壮举与南楚文化的关系

屈原自沉汨罗,司马迁称许道:“推此志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人大多也同意司马迁的意见。班固首标异议,以为“君子道穷,命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班固《离骚序》),那么屈原遭到排斥,就该认命,明哲保身,不该怨剌。     

《剧秦美新》非“谀文”辨

西汉辞赋家扬雄,曾被誉为中国古代六大名作家(屈原、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杜甫、韩愈)之一,其所作《太玄经》、《法言》,桓谭以胜老子(《汉书·扬雄传》),葛洪以方仲尼(《抱朴子·尚博》),可谓钦仰之至。然而,扬雄一生活动在西汉末年成、哀、平帝淫奢衰飒之际,王莽新朝初建未定之时,其社会动乱和政治复杂影响着他的学术思想。因此,他一生伟大的创作也就充满了矛盾,既赢得盛誉,也遭到当时和后世的诟病。其所遭诟病者有三:一曰《反离骚》,二曰《太玄经》,三曰《剧秦美新》。至于《反离骚》,虽有如“屈原之罪人,《离骚》之谗贼”(朱熹语)之毁,然为扬雄辨诬者甚多;《太玄经》虽不见容当世,而扬雄自有《解嘲》、《解难》之文;唯《剧秦美新》(以下简称《美新》)一文,成于扬雄晚岁,遭诋毁千年,却无一探真象者。明人张溥云:“《剧秦美新》,谀文也。”何谀之有?笔者主非“谀”之见。     

扬雄的《反离骚》及其引起的论争

对扬雄的《反离骚》,古代一些文艺理论家多有论争。现在,也还有人对扬雄提出批评。例如王文生同志就认为扬雄等人是“首先举起儒家道德原则的旗帜而集中攻击屈原作品的思想性”,而扬雄与班固“对屈原作品的否定”,都是“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偏见”)《两汉的文学理论批评》,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辑)。而另外一些同志则又认为扬雄写《反离骚》,“虽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他又有道家思想的影响”(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这些     

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意见

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从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等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李白优于杜甫。我以为这两人都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这些方面比,只有量的多少,没有质的差异。既然本质相同,那么,谁更喜欢喝酒,谁更迷信宗教……都无关宏恉,不需比较。我是这样认识的:这两人都是地主     

郭老把范传正访李白后裔的年份弄错了

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的第一章,提到范传正任宣歙观察使的时候,曾到了(安徽)当涂修李白墓,并访问李白的后裔。所记范传正到任年份是德宗贞元十二年(796)。查《旧唐书·宪宗纪》及传正本传,记范传正于元和七年(812)八月到元和十一年十月,任宣、歙等州观察使。四年任满后还长安。郭老所记盖有误。     

班固论骚评析

班固在其《离骚序》中对屈原及 《离骚》进行了全盘否定,其理由有三：一是认为 屈原不能明哲保身,二是认为屈原不该直谏,三 是认为多虚无之语,不合经义。班固的论断源 自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社会价值观的 影响,二是封建功利主义的美学标准的影响,三 是史学家实录思想的影响。     

论屈原与宋玉——兼论文赋的形成问题

<正> 刘勰在《文心·辨骚》中曾以屈、宋并称,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也说“窃攀屈、宋宜方驾”。可见,在前人的心目中,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但是,在现代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宋玉的地位却一落千丈了。而在有的戏剧中,宋玉竟成了“软骨头”和“小丑”。我并不认为屈、宋可以齐肩,仅就屈原是辞赋的开拓者,宋玉是继承者这一点来说,屈原就要高一个头。但是,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功绩,也是不可没的。宋玉的过于被贬低,是由于人们对屈、宋的关系,对他们的作品的评价都存在抑扬失实之     

郭沫若三副对联传布中的错讹

一些公开出版的书籍、报刊传布郭老对联时有错讹,现查核纠谬如下: “书赠屈子祠”对联“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作于何时?一说是一九六八年。事实是作于一九七八年春。其时郭老在患病期间,集屈原《离骚》句,由于立群同志用隶书写就赠送屈子祠。于立群手迹现存湖南省博物馆,汩罗县屈原纪念馆陈列有对联手迹照片。     

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尽管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骚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他们的批评取向却十分一致:这就是竭力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原人格及其作品思想性评价的根本准则,以至于从根本上遮蔽和消解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因此,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读诗札记

李白有《戏赠杜甫》一诗,李集不收,最早见于孟棨《本事诗》、《旧唐书、文苑、杜甫传》也涉及到,都说是对杜甫的讥刺。关键在三、四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是从前作诗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别出新解,说这两句中前一句是李白发问,后一句是杜甫作答,并无讥刺之意。但他也觉得题目的“戏”字有碍,于是便断定为后人所误加。我看,没有任何证据,仅仅为了要助成己说,而把“戏”字除掉,这未免近于武断,绝不是科学的态度。李白和杜甫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彼此之间开开玩笑,有何不可?杜甫自己也说过:“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便可看出他     

屈原职业考

屈原的职业是什么?笔者认为屈原的职业是主持宗庙祭祀的宗祝。根据如下: 一、“三闾大夫”考王逸《离骚序》云:“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何谓“三闾”?闻一多《天问疏证》“环闾穿社”注云:《管子·轻重戊篇》:“封土为社,置木为闾”。案析言之,社、闾有土木之分;混言之,闾即社。《史记·封禅     

关于屈原与楚王的姓氏及其它

屈原和楚王的姓氏问题,只要翻阅一下《史记》中的《楚世家》和《屈原列传》,不难看出他们原来都同姓“芈”(mǐ)而不姓屈和熊。然而在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书刊上,对屈原与楚王的姓氏问题却产生了种种说法。有的说“屈原和楚王同宗不同姓”;有的提出“屈原和楚王同姓,而楚王却姓熊不姓屈,这是怎么回事”的问题,有的则解释说:“春秋时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熊瑕,食采于屈邑,遂以‘屈’为姓,成为楚王族三族之一”。说屈原的祖先“瑕”因封地“屈”而得姓是对的。但说楚武王熊通姓“熊”则不妥,把屈瑕也冠以“熊”姓就更离谱了。因为“熊”在当时并非楚王之姓,更不是屈瑕的原姓。关于楚族的来源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