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赋其二”辩

被称之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写过一篇著名的《捕蛇者说》,该文被选入九义教材初中语文第六册,文中有“岁赋其二”句。课本上注释为：岁、每年;赋、征收。译为每年征收两次蛇。而其它诸多古文选读本也与此相同。笔者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多年,每按注释上意思问泽,总觉得似乎欠妥。笔者认为“岁问其二”中的“二”应该译为两条才对．现报出以下理由,供同行参考。一、译为“两次”不符合习惯用语。文章一开头,介绍了“异蛇”的凶害,药用的价值,和官征集“异蛇”的故事背景,接下来捕蛇者说自己的家世和民间的疾苦．最后得出结论：“苛…     

释“以”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以上所引是柳宗元《捕蛇者说》一文的开头两句。对于其中的“以”字,注家颇多分歧,仅手边能见到的即有下列几条: ①以啮人:以(这样的蛇)来咬人。(《唐宋文学作品选讲》,浙江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②以啮人:以(这种蛇)咬人。(《古代散文选》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     

浅谈《捕蛇者说》的笔法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写道:“柳文如奇峰异蟑,层见叠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种笔法:突起,纡行,峭收,缦回也。”试以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一文为例,即可印证刘氏这一见解的精辟。一、异峰突起的开头《捕蛇者说》的主旨,意在揭示赋敛之毒,甚于毒蛇。一个“毒”字,笼罩全篇。     

《捕蛇者说》中的“而”字

《捕蛇者说》一文共用了十六个“而”字,而且用法很灵活,值得注意。课文后的“思考和练习四”把“而”所表示的关系分为并列、修饰、顺承、转折,我们按照这一要求,将课文中用“而”字的句子摘录出来,谈谈肤浅的认识、 ①黑质而白章。 这句话的主语“蛇”省略了,“黑质而白章”是复杂联合词组充当句子的谓语,这里的“而”表示并列关系,不能译成现代汉语。全句可译为:“(蛇)黑质的底子,白色的花纹。”     

宋朝赋役浅论

《宋史·食货志》载“宋制岁赋”,有公田之赋、民田之赋、城郭之赋、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五大类.“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这是农民租佃官田的租税合一的封建剥削,租与税相较,租为大宗,税的比重甚少,再加宋代官田比过去已经大为减少,所以这部分官田的税收部分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是城市有产居民的赋税.“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是乡村民户的     

岳麓秦简释读零札（三则）

《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为吏治官及黔首》简9“智爱有亟”当读为“知爱有恒”,义为“（居官者）知道关爱（其民）要能恒久”,即要恒持慈爱之心。《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简43—44“故黔首见犯此令者,及虽弗见或告之而弗捕告者,以纵辠人论之”,当断为“故黔首见犯此令者及虽弗见或告之而弗捕告者,以纵辠人论之”;简19—20“县道官谨以讂穷求,得辄以智巧■讯。其所智（知）从人、从人属、舍人,未得而不在讂中者,以益讂求,皆捕论之。”当断为“县道官谨以讂穷求,得辄以智巧■讯其所智（知）从人、从人属、舍人,未得而不在讂中者,以益讂求,皆捕论之。”     

“臣”字说解质疑

通过分析“临”、“望”、“紧”、“贤”等从“臣”汉字的形体结构,认为今天的“臣”宇字形有两个源头：其一,“臣”像人被束缚之形是造字之本义,其义乃由“缚”而“牵”,由“牵”而称被牵者为“臣”,很自然地引申出了“奴虏、臣仆”等义,是为正解;其二,“臣”像竖目之形,则是一种误解和讹传。     

《屈原列传》通解(续)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何故而至此？”屈原日：“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销其糟而咦其？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今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全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已故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屈原既死之后，楚有…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董治安一《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是西汉后期赋坛的大家。他四十三、四岁（成帝元延年间）之前，专注于铺张扬厉之赋的创作；而五十多岁（哀帝建平年间）以后，有感于大赋之“劝而不止”，“又颇似倡优”，于是“...     

试论刘勰的宗经、辨骚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刘勰把《五经》看作是文学活动的指南,如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而把《诗经》作为创作典范是不行的。葛洪《抱扑子·钧世》就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鲁颂·閟宫》),何如王生之赋灵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乎?同说游猎,而《叔畋》(《郑凤·叔于田》)、《卢铃》(《齐风·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赋》)乎?”刘勰认为不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再看刘勰在《辨骚》里指出《离骚》“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个“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缚着刘勰了。以上这种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来讨论过,这里只想对这种看法,提出点商榷意思。     

中学生来信

编辑同志:最近我们在语文课上学习了柳宗元《捕蛇者说》(见吉林省中学试用课本第五册,1977年7月版)。我对其中的“苛政猛于虎也”的注释(见第213页),有不同看法。注释中说:“……这是孔丘站在奴隶主立场上,对新兴的封建制的一种攻击。”我觉得这样解释是不够妥当的。因为这与《捕蛇者说》的中心思想相矛盾。“熟知赋敛之     

前修未密 后出转精——试论《文心雕龙·诠赋》的理论价值

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至汉代而特盛。据班固记载,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的进御之赋就有千余首。创作的繁荣促进了批评的兴盛和理论的拓展,汉魏以降,论赋之言日见其多。刘勰之前,已有不少论赋文字见诸文史典籍。但大都是零缣断简,片青只语,均有“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之弊。而求其能“弥纶群言”,“擘肌分理”者,当首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诠赋》集前人赋论之大成并加以发展,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篇全面探讨赋     

巧设“文眼”著华章

文眼,即文章之眼,以眼睛来比喻散文中的精警语句。它是作者在艺术构思中对全文的题旨进行的高度概括与反复炼意,是立意的灵魂和炼意的升华。这正是陆机所云的“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文赋》)中的起“警策”全文作用的、“居要”的“片言”。许多散文名篇中都有意设置文眼,巧用文眼会收到以下的效果:一、巧设文眼,可使文章结构严密《陈情表》中李密立足一个“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的“孝”字来陈情;《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围绕“熟知赋敛之毒有胜是蛇者乎”的“毒”字来立意;《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则紧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诗经》“赋”论

在《诗经》创作中,“赋”同“比”·“兴”一样,都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表现手法,也是诗人借以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概括的重要艺术特征。可以说,《诗》三百篇,之所以能“动人心”、“增人感”,传之久远,虽遭秦火而不灭,除其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和其它艺术因素外,也跟“赋”法的大量使用分不开。 可是,什么是“赋”?我国古代学者的理解虽较一致,但认识仍有深浅之别。一种看法是“赋”就是“铺”,就是“敷”,亦即直接叙事,如汉人郑玄“赋之言,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郑注)、唐人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辞赋也。”(《毛诗正义》)、南宋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等人的论述均是。另一种是“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     

解释学视野下的赋体原始

赋体原始的解读,众说纷纭,或源于《诗》,或源于《骚》,孰是孰非,未有定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要查考“赋”之本义,探究赋文的发展脉络。“赋”的造字应属形声兼会意,原指与戎事相关的军需财物。由于其敛取方式需要实物的铺展陈列,于是有了“赋者,铺也”的思维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这一思维模式逐渐横移至法令、言辞、音乐等相关领域,产生了“敷布其义”“铺陈其言”“不歌而诵”等不同的“赋”义解读,也生成了铺陈直言的修辞手法。战国后期,以荀况《赋篇》为契机,修辞之“赋”演变升格为文体之“赋”。其后,在众多文化元素的影响催化下,以“铺陈”为本色的赋文不断发展演进,陆续生发出骚体赋、散体赋、骈赋等不同的赋体文类,完备了赋的文体概念。     

《闲情赋》论纲

关于陶渊明《闲情赋》之系年与主旨,聊陈论纲如次。此赋,非为三十岁丧偶抒情之作,亦非四十一岁彭泽致仕以后之中期作品,应是接踵《感士不遇赋》,而作于晋宋易代之晚年,即五十八岁前后;二赋为姊妹篇。关于《感士不遇赋》,王瑶于《陶渊明集》、廖仲安于《陶渊明》,皆认为作于“晚年”,值得重视。     

略论庾信及其诗赋评价问题

庾信是我国南北朝时期一位继往开来的作家,在诗及骈文的创作方面极有自己的特色。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特别是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更是巨大的。但是长期以来,对庚信其人以及他的诗赋创作成就的评价,存在着差异,差异就是矛盾。这些矛盾与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庚信仕魏仕周颇多贬斥,但也有认为他虽仕于北朝,可仍充满乡关家国之思,在气节上,还是给予肯定的。其二,是对他的诗赋创作成就如何评价。颂之者,称之为“诚是苑艺之山岳,词林之渊府也。”(倪璠《注释庾集题辞》)而贬之者又云:“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     

试论古诗之流——赋

<正> 《周礼·太师》云:“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亦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里所谓的“赋”,究为何意?历来学者的认识很不一致。或以为指作诗方法,即铺采摛文,直言其事;或以为是用诗方式,即使于四方,歌诗显志;或以为乃赋体之原始,即六义附庸,蔚为大国,亦即班固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前两说,虽略不相类,但古今学者,多有附和,几无异词;而后一说,虽亦有赞同者,然持异议者却不乏其人。例如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诠赋》校注中说:“赋、比、兴三义并列,若荀屈之赋,自六义之赋流衍而成,则不得赋中杂出比、兴。今观荀屈之赋,比、兴实繁,即士(?)所作,有狐裘龙茸语,三句之中,兴居其一,谓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演而成,或未必然。”李伯敬和褚斌杰同志也都继承其说,并从几个不同方面作了发挥论证,否定第三种意见①。     

关于元好问金亡不死和崔立碑事件

<正> 评价元好问金亡之后的活动,首先遇到的是一个生死问题。“金亡不死”曾是元好问的一大罪状,连尊崇他的一些学者也认为是令人遗憾的耻辱。明储巏说元好问“唯欠一死”;清全祖望也说他“于殉国之义有愧”,乾隆帝更破口大骂说:“崔立卖国图篡,稍有人心者即应捐躯讨贼。……至元好问于金亡之后,以史事为已任,托文词以自盖其不死之羞,实堪鄙弃。”这些论点都是基于封建的狭隘忠君观念,乾隆则更是出于极端自私的用心,早为识者所共弃,已无庸置辩。     

梦觉皆幻--《庄子》内篇世界观与印度古代幻现论之比较研究

《庄子》内篇中的“物化”、“化声”的“化”应是“幻化”、“幻现”之意,而不是通常理解的“形变”、“变化”;“罔两与景”寓言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蛇与蚹、蜩与翼的相依相托、不可分离,而是寓意:“罔两”、(影之晕)、它之“所待”-“景”(影)以及影的所待-“形”都不过像“飞行转蜕”的蛇、蜩类一样,是“从无而忽有”,是人们主观幻现的产物;“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是对“道”的时空超越性的表述,而不能像《淮南子》那样作生成论式的理解。通过与以奥义书为代表的印度古代主流世界观的比较研究表明,《庄子》内篇的世界观是一种典型的境界论。梦和觉在本质上具同等地位。存在的本真是超越时空、超越名相的无差别的大全。现象世界源自人类理智的虚构,它会因人的境界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