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厚德载物当利不让——从传统观念上看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我国历史上"义利之争"历久不衰,传统儒家的义利观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具有严重的局限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观,应当是坚持义利统一,鼓励人们建功取利,并以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价值目标.     

老子的“自然性”道德与义利观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问题向来为思想家们所重视。自先秦以来,围绕义、利关系发生过几次义利之辩。就老子的义利思想来看,由于作为其立论基础的"道"、"德"有别于儒家道德的人伦性,具有鲜明的自然性特点,因此,老子的义利观在路数上就显示出与孔子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认为老子"义利俱轻",否定义和利,乃是忽略了老子道德的自然性这样一个立论基础,是以孔子及其儒家强调人伦性的义利观标准去衡量老子的结果。     

儒家义利观的现代化转变

儒家义利观的现代化转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其转变实质是传统义利观的社会主义化，即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坚持传统中重义不轻利、以义驭利的义利统一原则，把儒家义利观改造为社会主义义利观。     

对儒墨两家义利观的再认识

儒家和墨家在义利问题上持义先于利、重义轻利和私利服从公利的观点。儒墨义利观中义以为上的伦理价值取向、义然后取的取利价值标准和义是利之本的义利价值辩证关系的伦理价值特点,对和谐社会建设中个人、国家公务员群体和企业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价值追求和依此价值标准行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义利问题,是道德价值论的基本问题.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儒家义利观有着丰富而复杂的蕴涵."以义制利"、"义以为上"是儒家义利观贯彻始终的思想,同时也是其积极合理的内核.这一基本精神对铸造和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传统美德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在当代社会亦具有重要价值.     

析孔孟荀的义利观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是义利两有，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西汉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后儒们愈来愈把义和利、公利和私利对立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的义利观

义利观是孔子思想及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重义轻利”,认为“君子义以为质”,主张在处理义利二者关系时,强调以义制利,以义生利,二者不可兼得时,要以舍生来取义,但是孔子并没有以义否定利,他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且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很重视民利。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积极意义

先秦儒家在义利关系方面基本的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但并不绝对反对求利,因此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先秦儒家义利观本身包含着积极、合理的因素,弘扬这种见利思义的重义优良传统．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廉政建设,净化社会风气均有积极意义。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义和利的辩证统一

义利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乃至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概括了中国历史上义利观的三种观点 :贵义贱利 ,重利轻义 ,义利统一 ;分析和论述了邓小平对历史上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义和利的辩证统一。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王安石义利观探微

王安石的义利统一和以义理财为主要内容的义利观为他的变法实践作了理论准备。他给传统的义利关系作出了新的阐释,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王安石的义利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蕴含了因时而变的思想特质和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     

先秦义利观的历史反思

本文论述了先秦诸家中儒家尚义轻利、墨家重义贵利,道家义利双弃、杨朱“为我”、法家重利贱义的不同义利观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念及其历史启示

义利关系问题是思想界的古老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深深影响着现代社会,孔子集前人义利学说之大成,把义利关系提高到伦理道德学的高度,树起了“先义后利”的思想旗帜。孔子强调义,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但并不排斥和否定利,只是十分注重求利的手段和途径。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所继承和发挥,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儒家的义利思想造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但由于后儒的偏颇理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大学生义利观的调查、分析及对策

最近,笔者对162名大学生的义利观认识和选择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中将义利观分成了四类:重义轻利、义利并重、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将义与利的关系分成了三个层次:义利对立、义利并重、义统帅利.调查结果见下表:表一 义利观     

儒家义利思想的现代转换及在企业社会责任培育中的价值

儒家义利思想倡导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主张义重于利,义利统一.鉴于它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存在契合性与冲突性,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植根于传统儒家的义利思想并对其进行现代性转换,赋予"义"新的时代内涵,将义利兼顾、义利相生作为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将法治的理念注入义利范畴,使之符合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培育的发展趋向和需求.通过培训和示范效应提升企业家"义"的文化基因,建立"义利相生"的情境机制,加强对见利忘义行为的监管和惩治来构建培育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从而使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成为现代企业内生化的价值取向.     

试论孟子的义利观

孟子的义利观历来为人们所关注,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在深入研究《孟子》一书的基础上,认为孟子义利观的实质是先义后利,而不是义利对立。孟子的义利现具有积极意义,应批判地继承、吸收。     

还孔孟义利观本来面目──兼论市场经济下对儒家义利观的批判与继承

义利关系与社会财富分配直接相关,在社会生产关系转型时期总是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我国学术界多认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尚义排利”,这是对孔孟极大的误解。从孔孟的言论和行动看,他们“重义而不轻利”,“尚义而不排利”。儒家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了两次蜕变,这是孔孟义利观被误解的主要原因。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义利观,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和糟粕,批判地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     

孔子重义轻利思想辨析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是最早探讨义利问题的人。他的重义轻利思想是后来儒家“贵义贱利”思想的滥觞。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及程朱学派的“存天理,灭人欲”等等,无一不源于孔子重义轻利思想。正因为这样,倒使得我们以往在研究和评价孔子义利思想的时候,模糊了它与程朱等人义利观的原则性区别,忽视了它里面的许多合理成份。     

儒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构想的提出,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义利观有着不可忽缺的重要作用。从儒家的义利对立、重义轻利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义利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论述,可以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义利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