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城论道,古堰颂德--"儒家德治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述

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起发的"儒家德治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儒家"德治"理论和儒学"以德治国"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讨论,就一些学术问题在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儒家"德治"思想探源及其现实价值

我国古代德治思想渊源流长 ,以儒家德治思想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儒家德治思想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面对新的时代 ,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态度挖掘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有益价值 ,丰富“以德治国”的思想内涵并推动这一思想的顺利实行     

儒家的德治管理思想与公务员队伍形象建设

在我国,“德治”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儒家针对社会和国家的治理,提出了“德治”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试图对传统儒家德治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探讨其对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借鉴意义。     

楚竹书君子“治世”思想与战国秦汉社会

战国楚竹书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史提供了丰富材料。楚竹书中对个体的强调,对君子修养、君臣德行的要求显示出逻辑上的承继性,而有关“治世”问题的讨论,大抵可置于以“德治”为核心观念的思想结构之中,体现着战国儒家德治为本的政治思想。楚竹书所见战国儒家政治思想与汉代儒家思想的差异,如“君子”指称的变化、君亲观念的转变等,都与战国秦汉社会现实的变化特别是大一统政权的建立息息相关。     

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儒家德治观念与实践研究——以陆象山“荆门之政”为例

本文主要以南宋心学大师陆象山“荆门之政”为例 ,探讨儒家德治观念及其实践性的问题 ,儒家德治观念与当代“以德治国”方略的关系问题。从儒家的德治观念、象山的政治思想 ,以及象山治荆之具体政治活动出发 ,可以看到 ,儒家的德治观念不仅内容丰富 ,而且具备有实际的操作性 ,值得今人反思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合理地运用于当今中国的政治活动之中。     

儒家德治思想运行机制的考察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德治思想不仅适应中国古代国情 ,而且具有一套近乎完善的运行机制 ,主要表现为 :教化、修养与自觉的内在机制 ;礼、法与规范的保障机制以及表率、举贤与劝善的激励机制。正是这一运行机制的作用 ,使得儒家德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考察儒家德治思想的运行机制 ,对我们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礼治德治人治--试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法律思想亦内涵丰富。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观点是“礼治”、“德治”与“人治”。这三者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不可分割。同时,儒家法律思想也不排除法治。     

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德治"思想的演进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进程中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均创造性提出并实践了自己的“德治”思想和主张。毛泽东对儒家德治主义进行改造 ,锻炼出无产阶级“德治”观。邓小平把道德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 ,阐明了新时期“德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江泽民面向 2 1世纪 ,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并把它提升到治国方略的战略高度。他们的“德治”思想 ,一脉相承 ,体现出内在的逻辑统一     

董仲舒对德治思想的发展与改造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秉承了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在秦汉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对德治思想进行了改造,使儒家的德治思想制度化,最终使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治理方式,但由于董仲舒的思想在形而上的限制,使其德治思想有着独特的特点和先天的缺陷。     

从德治主張看董仲舒哲学的历史作用

德治,是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所谓德治,就是反对严刑峻法,要求统治者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从思想上实行对人民的统治,用软化方式和怀柔政策来治理国家。西汉儒家大师董仲舒,力主德治,为了从理论上证明德治的合理性,他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哲学体系。因此,要认识董仲舒哲学的历史作用,笼统地说他完全反动是不科学的,必须对他的德治主张进行考察,了解他的哲学是怎样服务于他的德治主张的。     

探讨性与天道——《郭店儒简》的作者归属 及其思想辨析

《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并整理发表以后,为学术界补写或改写先秦思想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思想资料。但学界对其中的儒家竹简（简称《郭店儒简》）分歧尤大。《郭店儒简》应定编为十一篇,可认定为子思学派之作,应命名为《郭店楚墓竹简·子思子》。其思想主旨是阐述了先秦儒家关于性与天道、王道与德治的思想主张,上承孔子的“德治”主义,下启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说,在中国思想史上起了从孔子过渡到孟子的桥梁作用。     

儒家德治思想与高等学校管理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德治思想的精华在于"仁"、"惠"、"信"、"义"。儒家德治思想吸取时代的营养,具有了新的内涵,如自由、公正等,其在高等学校管理中的运用是提高高等学校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但儒家德治思想的实现必须有完备的制度作为保障。     

关于儒家“德治-德育”的几点思考

儒家德育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实施“以德治国”的中介手段和本质内容,也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基本原因之一。儒家认为, 以道德教育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比刑罚治国更得民心, 更易于长治久安。这一理论可称为“德治－ 德育”理论。儒家德育思想中的“学而优则仕”和君子人格等内容, 对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和评析儒家的传统德育思想, 或许给我们今天宏观认识德育事业的深远意义, 提供一种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儒家爱民观的继承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对国外文化中的先进成份进行了批判借鉴,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治党治国思想。本文试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儒家德治思想中的爱民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来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点认识。     

简论中华民族的伦理精神

中华民族在其生存、繁衍、发展的漫长岁月中,逐渐融汇和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伦理精神(以下简称“中华伦理”),这种精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丘就把伦理思想视为“礼义也者,人之大端”,提倡“德治”、“教化”。其后又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进一步将儒学思想系统化、完整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华民族古代社会发展的成功之道即在于“积善成德,以德治世”。因此,要讨论中华民族的伦理精神,便不能不从儒家伦理思想谈起。     

儒家的“入世”教育与我国的学术弊

: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的作用、目的、内容、原则和方法几个方面 ,论述了儒家教育的“入世”思想 ,并且从与西方文化比较的视角分析了儒家“入世”教育的哲学基础 ,由此探讨我国主要由儒家“入世”教育滋生出的几大学术弊病———对学术的淡漠、对科学技术的排斥和学术的不自由     

儒家德治、教化与礼制的现代沉思

儒家学说中有关德治、教化与礼制的部分在传统伦理道德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学者认为,“德治”是一种比法家倡导的“刑治”更为有效的方法,因为道德有一种楷模示范的作用,而“德治”又必须通过“教化”与“礼制”两套措施才能现实化。中国历史上伦理道德建设的这一整套学说、方法与途径,值得今人高度重视、借鉴和应用     

略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

儒家提倡的“礼治”、“德治”、“人治”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此后，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们的推动之下，儒家法律思想全面贯注到了古代立法与司法领域。这个过程便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它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决狱是其开端，以经注律是其深入，以经立法是其完成。《唐律疏议》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的终结。     

先秦儒家与法家人性学说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在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儒家崇尚德治而法家强调法治。本文试图从儒、法两家的“人性论”中找出他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并论证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统一的合理性。进而结合现实讨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法治与德治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