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蒙古《格斯尔》研究概述

20世纪中国蒙古<格斯尔>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格萨(斯)尔>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蒙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蒙古<格斯尔>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蒙古<格斯尔>产生时代和版本研究、来源研究、变异本研究、民族特色研究、格斯尔风物传说研究、主题和艺术研究以及蒙古<格斯尔>在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尤为突出.     

图瓦《克孜尔》与蒙古《格斯尔》的比较研究

流传于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民间的《克孜尔》史诗和蒙古《格斯尔》同源异流之作,蒙古《格斯尔》是源,图瓦《克孜尔》中既有译自蒙古文《格斯尔》的部分,也有对蒙古文《格斯尔》编创的部分,还有自己独创的部分。基于“格斯尔”在图瓦语中的音变,格斯尔被当成了成吉思汗,从而自古流传的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故事作为图瓦《克孜尔》史诗新篇章广泛流传的有趣现象。     

新发现的蒙古《格斯尔》

研究蒙古文格斯尔的我国学者们仅仅重视了蒙古文与藏文书面版本的关系,根本没有重视国内外口头唱本之间的关系,没有指出蒙古格斯尔的蒙古素材。其实金巴扎木苏唱本和图瓦唱本分别是把哈斯尔和成吉思汗的传说改编成格斯尔故事。而在阿拜格斯尔中,布里亚特固有的两部巨型史诗被看成是格斯尔的序本。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读杨经建教授《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一书,把存在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思潮,放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进行考量和审视,视其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结构性存在,对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梳理和考辫,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学界对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为认知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视野。     

20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综论

20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开创期、发展期和繁盛期三个阶段。开创期为材料积累阶段,研究成果多属于概述评价的性质;发展期为专题讨论阶段,研究成果多带有歧义争鸣的特色;繁盛期为总结阶段,研究成果趋向于多层面多角度的综合,我们有理由想念在“龙学”界同仁的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思考、蓄积调整,21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必将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获得新生。     

《新蒙古》月刊中所记之“外蒙古”

《新蒙古》月刊是面对日本侵略、民族危难,蒙、汉学人于1933年“百灵庙大会”之后,筹备创办的月刊杂志,宗旨是：剖析蒙古问题之实情,介绍国内外对于蒙古问题之研究,宣达中央处理蒙政之方案,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蒙古之真相,促成汉蒙民族之团结,以共致力于解放运动。《新蒙古》月刊以刊登有关内蒙古问题的文章为主,间或也刊载了不少与外蒙古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是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蒙古问题的重要史料。     

《庄子》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畸人形象

《庄子》中塑造了大量的畸人形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体上的残疾人;二类是心理变形的疯子。20世纪中国文学中也有这两类畸人形象,可看作是对《庄子》中畸人形象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文化意义等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以来《水经注》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水经注>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呈现出不断深化、拓展与创新的趋势.研究者主要从文学地位、写景成就、文学渊源、版本、作者生平等方面对<水经注>作了探讨,其中<水经注>写景成就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和核心.20世纪前78年,学界对<水经注>的研究比较冷落,研究成果较少,也缺乏深度;20世纪后22年,研究者的视野最为开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较之以前大幅提高;21世纪以来,研究者基本沿着上个世纪开辟的课题继续探讨,并在研究的广度上有一定的拓展.     

20世纪《红楼梦》艺术研究概述

2 0世纪 ,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的各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和总结。鲁迅先生是对《红楼梦》思想艺术作出准确评价的第一人。《红楼梦》在悲剧结局、爱情模式、语言运用、塑造人物和叙述方式等方面的突破 ,充分表现了它在艺术上的独创性。《红楼梦》的艺术风格、高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成就、独特的艺术结构和美学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研究的目光。     

蒙古族史诗《格斯尔》宗教内涵初探

蒙古族《格斯尔》的宗教内涵比较复杂。史诗的形式是基于萨满教这一文化传统,流露着萨满教思想意识。其中一些是蒙古族传统萨满教文化特有的内容,与之相关的某些母题也很古老。同时,史诗在形成过程中又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表面上突出了佛教的地位,一些内容得以用因果报应等佛教思想作解说。但这改变不了史诗的主体。史诗中萨满教观念与佛教观念并存,这与蒙古族劳动人民复杂的宗教观是一致的。格斯尔即是佛子,也是人间英雄。正因为如此,史诗呈现出了既高扬佛教旗帜,而又在许多方面与佛教相悖的矛盾。     

论《格斯尔》史诗研究旨趣转向——敬贺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传》出版300周年

本文在简要回顾《格斯尔》学术史基础上,认为《格斯尔》研究虽然历经300年,但有个现象尚未得到学界充分认知,那就是蒙古语族其实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总体《格斯尔》传统。事实上,各地区各部落《格斯尔》传统都是真实局部的多样化存在,各有各的微型构造,在一些特定社区经历着不尽相同的流变,保持着本土底色和不拘一格的生命活力,有着各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当前《格斯尔》研究中,亟需引入内部知识学术视角,把研究旨趣从《格斯尔》宏大框架的描述转向微型构造的阐发,揭示《格斯尔》本土活态传统,并借助个案高度类化功能,对《格斯尔》总体状况做出真实的描述与阐释,以破解《格斯尔》到底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这一核心命题。     

以史为鉴，不断开拓、创新——论《20世纪中国修辞学》

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学，都要学史。治修辞学者自不能例外，不能割断历史。如果只懂得今天欧美的修辞学，著书、讲学“言必称欧美”，而对自己祖国昨天和前天的修辞学的“面目漆黑一团”，或者：‘一概无兴趣”，这样，所写的、所讲的只能是“生吞活剥”的欧美理论，很难切合汉语今天的实际。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挖掘、整理中国古代优秀的修辞学文化遗产，借鉴外国先进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论《琶杰格斯尔传》之马匹的程式

《琶杰格斯尔传》不仅是科尔沁口头文学的经典,也是蒙古族口传史诗的代表性文本。歌手琶杰遵循口头诗歌叙事传统,运用丰富的程式演唱不同的主题,构筑了格斯尔史诗诗行,使史诗故事跌宕起伏,变幻莫测,而且歌手运用的程式体现了其创编技巧,也显示了口头诗歌的表演法则。     

20世纪《水浒传》思想研究及《水浒传》思想论析

纵观20世纪《水浒传》的研究,对其思想认识的主要观点是农民起义、市井写心、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忠奸斗争等,其中农民起义和市井写心的观点是《水浒传》认识的主流。考察北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到,《水浒传》所表达出的新思想核心是夺回被剥夺,索回人权,要求平等。以《水浒传》为代表的小说名著所反映的新思想,在整个古代封建专制王朝时期所创作的文学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其所反映的思想在它们之前和之后都不曾有,是古代中国极其珍贵的文学思想贡献。     

20世纪以来《歧路灯》研究回眸

李绿园之《歧路灯》问世 2 0 0余年后 ,直到 2 0世纪 2 0年代学术界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其研究状况之孤寂、沉闷 ,在古典小说研究中比较罕见。对其研究的发展过程大体经过了研究工作的发轫、原始资料的梳理、研究进入高潮和潜流涌动的深入研究四个时期。其间 ,美国、捷克斯洛伐克、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的学术界也对其有一定程度的关注。本文对有关《歧路灯》2 0世纪以来的研究过程进行了回顾 ,以期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李绿园与《歧路灯》之研究 ,以此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全面深入与发展     

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

中国新闻史研究起步于２０世纪初,从２０年到９０年代取得了三次突破性的进展,最近２０多年来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在新闻传播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中国新闻史已经成为基础扎实、稳定发展的学科。但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圣主格斯尔可汗》文本及意义

金巴扎木苏演唱的《圣主格斯尔可汗》是《格斯尔》史诗文本历程中的新近的说唱文本,也是当今世界上韵体史诗中内容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文本之最。她的问世不仅成为研究说唱文本的典范,也能充分阐释歌手创编技巧的有力之作。在当代语境中,史诗《圣主格斯尔可汗》文本内容的增量、创编的法则、高度程式化的语言和内容形式的互文性都成为史诗学界关注的焦点。《圣主格斯尔可汗》既是新的文本也是史诗传统文本。对该文本意义的论述,必将大力推进《格斯尔》史诗传统的各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