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

司马迁写《史记》提出了自己的作史目的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与此相应,他还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等作史原则。表面上看起来,司马迁似乎没有正面阐述出他的治史理论,但仔细考察整个《史记》的记叙和论说,可以认为,关于“势”的思想就是司马迁治史理论的一个核心部分。本文想就这一问题提出些粗浅的认识,以就正于同志们。     

船山史论中的吏治论

船山熟于史,又有深邃的哲人眼光,因而能对历史事实洞彻底里.在他的史论中,对历史上许多方面的问题作了精密周详的分析,有独见之明。这里,只就他的吏治论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一、刑法教化,相辅相承船山认为,要达到“治”就要有法;有法,然后可以“沮不肖者之奸私。     

艾思奇早期思想的三种生命姿态

艾思奇以<大众哲学>享誉海内外.近年来对艾思奇思想的研究在不断拓展和深化.艾思奇早期思想的来源就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因其早期思想是源于时代精神和社会历史事件中蕴藏着的价值诉求.纵观艾思奇早期活动及其理论成果就会发现,他既是"革命之子",也是"五四之子",还是"启蒙之子".这3种精神共同构成了他早期的生命姿态和思想来源.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们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史学界形成了“新史学”思潮。资产阶级史学家曾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历史领域,批驳了封建正史传统的“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观点,指出“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强调要注意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提出“史者,民之史也”,开始探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即规律),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例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资产阶级史学的积极因素,克服其唯心主义性质而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史学。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李达、陈望道等人在这一时期发表了     

论王船山的“治统”思想

<正> 一、反对“正统”提出“治统” 王船山论史,继承了历史上以古为鉴、以史资治的优秀传统,不是就史而论史,而是从资治的目的出发来论史。根据这个     

钱大昕治史特色略论

钱大昕之历史考证学在当时享有盛名,并对近代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原因在于他治史有鲜明的特色。一是考证方法严密精良,对历代正史中文字错讹、记载错误等项作系统的考辨,“订千年未正之讹”,把传统考证方法提高到新水平。二是把考证的史料范围扩大到典籍以外,以金石文字证史,开近代以考古文物证史、“二重证据法”之先河。三是有很高的史识,不仅考史上运用了缜密的逻辑思维,且对许多历史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故他与只会作琐屑考证者不同,具有理性思维的光彩     

"改良"与"革命":20世纪中国启蒙逻辑的再诠释

改良与革命是20世纪两个十分显赫的关键词,也是与启蒙话语密切关联的实践路径。就启蒙本身而言,近现代中国有“弱势启蒙”和“强势启蒙”之分;就启蒙导引的现代性进程而言,又有“激进”与“保守”等理念之别。本文在百年启蒙历史的“骄嚣”中,梳理出了由两种基本路径组成但又由两种路径演绎出的形形色色的现代性谱系。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治史,意在为统治者“资治”,这是其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他探讨历代治乱兴衰,主张古今之道不变,借此反对厌常革新的历史思想,要求君主取是而舍非;他重人而轻天,注重分析前朝人物品德,区分君之明暗、臣之贤恶,希图法善而戒恶;他编写史书,专供君主以史为鉴,要求君主懂得知人、立政之要。     

王船山治史方法论及其现实价值

<正> 王船山在十七世纪风云变幻和宋明道学严重禁锢的历史条件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恢宏气魄,独立思考,留下了许多论述“经世之大略”的不朽篇章,成为我国历史上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启蒙学者。他的成就     

王国维咏史诗与其上古文史之学的关联研究

王氏晚年的上古历史、文物与制度之研究 ,正是他早年诗学理想的展开和落实。王国维先生从哲学向史学的转变 ,其直接原因是为了解决他自身遭遇的人生困境。然而由于在这种学术启蒙中他选择的西方精神资源过于片面 ,因而在哲学中他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或将其人生困境彻底解决。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要转向“古器物、古文字和古史”这个历史学中的最偏僻的领域 ,其中原委主要有二。首先 ,这是一个有“理性”的领域 ,因而它能够满足王氏作为学人之学术需要。另一方面 ,这种“理性”又是一种“历史理性” ,它与王氏所谓的“可爱者不可信”的“客观真理”也就有了很大区别 ,因而亦可以满足作为诗人的王氏之情感需要。其次 ,它还是一个有“情感”的对象 ,但与特别容易刺激人的现实欲望的现代历史研究迥然不同 ,这种本质上已经“无功利”的“历史情感” ,对“生怕多情”的王国维先生也就成为一种最佳的历史研究对象。这就是古史研究乃至一切上古文物制度之所以可以成为王氏安身立命之处的根本原因。     

陈寅恪治史风格续议

在 2 0世纪史坛 ,陈寅恪以其学识渊博、治史领域宽广而享有国际声誉。他不仅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诗文证史等方面造诣很高 ,而且在蒙古史、敦煌学、佛经翻译文学等领域均有建树。陈氏之所以能取得杰出的成就 ,乃在于他具有治史的“通识”。其“全面掌握、详辨审取”的史料观 ,自觉地“祛蔽求真”的治史旨趣 ,以及方法论上对“通性之真实”和诗文证史应究明“今典”等所作的精到概括等项 ,对我们尤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张宏杰历史写作的文化关怀

张宏杰的历史写作具有一般通俗历史好看好读的特点，用传奇化的文学叙述讲述帝王将相的传奇人生。但是，他的历史写作不“麻辣”、不“搞笑”，而是将历史写得沉重，发人深省。这背后渗透着作者强烈的文化关怀，是一种为“启蒙精神”招魂的历史书写。当然，其利弊也存乎其间。     

金应熙教授史学成就述略

金应熙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学界评价他治学的特点是“学兼中外,博古通今”,“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金应熙教授一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他研治中国古代史的思路和方法,受其两位老师许地山和陈寅恪的影响甚大,在这种师承的直接影响下,就形成其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钩稽贯穿和考辨分析,综合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探求历史的沿革变化、因果关系,并重视探讨周边民族史的治史特点。他对中国王位继承法的研究,慧眼独识,别开生面,而又视野开阔;他对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具有突出的开拓性意义;他对国外学术成果的评价,至今仍具启迪作用。金应熙教授在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香港史研究领域亦颇有建树,是香港史研究领域公认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孙中山年谱考略

年谱是历史著作中的一种人物传记,按时间顺序记载人的生平。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细无遗而系以年月者”,对研究历史很重要。孙中山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伟大人物。他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丰功、大量的著述,都光照人寰为亿万群众所景仰,永远值得纪念。因此,他的传记和年谱也就自然为人们所重视,多年来不断有新著出现。今年是孙中山120周年诞辰,又逢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75周年。怀念这位革命先行者,兹将所见到的孙中山年谱略作考对,以供读者和治史之参考:     

启蒙的毁灭与救赎：从黑格尔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极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然而,随着启蒙的不断深入,这条本应引领全人类通向璀璨未来的康庄大道,却越发陷入现代性的困境,呈现出走向自我毁灭的内在趋势。黑格尔虽非启蒙思想家,但启蒙思想是其哲学体系中的一条暗流。在《精神现象学》下卷中,他既在肯定中批判启蒙的“有用性”,也在批判中扬弃了启蒙走向自我毁灭的内在原因。基于黑格尔对启蒙的解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批判启蒙的同时,还为启蒙指明了实现自我救赎的未来路向。从黑格尔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们关于启蒙的辩证剖析对于我们今天再次反思与批判启蒙、重构启蒙之路仍有着宝贵的启迪意义。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

鸦片战争开始以后的中国历史,过去使用过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近代史等,也有称作中国现代史的。近世史这一名称,是因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划分世界史而来的。梁启超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中写道:“泰西史家,分数千年之历史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谓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纪之下半以至今日(按此文作于1902年——引者)也”。在另一文中他又以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对比地说:“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启蒙与人权问题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启蒙与救亡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争论的热点,而“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命题更是风行海内外。另外,既然谈到启蒙,就不免关系到启蒙思想运动中重要的内容——人权问题,所以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权问题,它们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什么关系,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并作出科学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