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治与通鉴学

清代通鉴学的发展不仅受到前代通鉴学的影响,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还因受清代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影响,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清初通鉴学呈现反思与开拓的气象;乾嘉时期,规模与影响不断扩大;道成以后,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     

清代通俗史学发展及其时代特征——在鉴学视阈内

中国古代通俗史学源远流长,但其著述之极大丰富则在明清时期.在诸多著述中,由《资治通鉴》产生的通俗史学著作独树—帜.在通鉴学领域,清代通俗史学一方面承继前代通俗史学余波而来,一方面又因时代和学术背景不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较明代而言,具有更自觉的史学普及意识.在篇幅上短小精悍,体例上灵活多样.在叙事方面,则简洁明了,更加通俗易懂.     

明代《通鉴》学的成就及其特点

本文认为，明代通鉴学在宋元基础上继续发展，从其著作意旨和内容体例上可分为“续《通鉴》”和“订补《通鉴》”两类，此外亦有阐释义理和改编改作方面的著作。明代有关通鉴学的史书，无论从数量上、种类上，还是史学价值上，总体水平远胜元代，严衍的《通鉴补正》即是其中的杰作。明代通鉴学不仅成就突出，而且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大致以嘉靖为限，嘉靖以前发展迟滞，嘉靖以后著述剧增。而且研究意向也由维护正统和提倡纲常名教，重书法义例，而轻历史向考证发明，辨正是非的务实、健康的方向发展。     

论清代内阁制度的非宰相性质

清代内阁大学士通过票拟本章参议国政,行中枢宰辅之职。但清代君主专制政治已高度强化,政治中枢运行内重外轻的双轨辅政体制。作为外朝的内阁,不仅缺乏主动、稳定和全面的议政权,而且没有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因此,清代内阁制度具有明显的非宰相性质。     

义理化倾向--朱熹与胡寅史论比较研究

胡寅史论义理化倾向非常明显，借史论抒发儒家的政治理想与现实关怀，对南宋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在史论方面禀承胡寅义理化特色，犹过之而无不及。通过对他们史论揭示与比较研究，可以管窥新儒学在历史政治领域所产生的经世作用与永恒价值。     

日用之实--论戴震哲学的指实趋向

根据戴震经学和新哲学的指实趋向,将之与经验、智识、功利诸主义类比,将之与先秦儒学及旧理学互观,可以发现:生活性与秩序性,正是戴震哲学指实趋向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也正是由于戴学这一内在的理路,才影响着清代"以礼代理"这一学术转型,清代经世思潮也呈现出重礼的特征①.并且,这种重生活与重秩序的日用之实以其经验与智识的态度、贴近日常生活的生动,反映了新的时代气息,不断激励着处于思想变革中的学人们.     

“按图索骥”与“庖丁解牛”——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谈船山史学思想的特色

在船山的两部著名史论尤其是《宋论》中,往往“以宋事影射明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色彩,如“士气论”和“李纲论”等部分,都不徒是分析往事,而是蕴涵有作者本身之历史际遇和心灵体验。对于船山史学的这一特点,笔者认为,应从“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的分际加以考量。从船山的史论中可以看出,船山论史而尤重“设身处地”,是属于“庖丁解牛”而非“按图索骥”,与分析历史哲学有着诸多相通之处。     

金永爵与清代文士的文学交流研究

金永爵是19世纪中朝两国文学交流史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他的学术交流活动能够清晰、鲜明地反映出近代转型期两国文人的交流实况与思想变化轨迹.他从禅学转入程朱理学,以理学为基础再去关注金石学和考据学,由重词章转向重义理,从崇尚"雅致"到发自"真情",这些都与清代文士的交流密不可分.他对清代文坛的理解与认识,也得益于与之交往的清代文士,但在其过程中也出现过信息上的误差.金永爵平生所学不拘一格,他不断接受新思想,在清朝面临西方侵略的危机时刻,又与清代文士积极探索应对西方列强的对策,体现了他开化思想的形成过程.     

关于黄宗英学术剽窃行为的评价报告

基本事实 核 查 报 告 涵 盖 英 语 系 黄 宗 英 副教 授 1999年 之 后 的 主 要 成 果 , 其 中《抒情诗史论》基本上是此间他所发表的 八 篇 论 文 的 汇 编 , 外 加 新 写 的 一章 。这 些 论 文 都 曾 重 复 发 表 ,发 表 次数 不 同 ,但 内 容 基 本 雷 同 ,只 有 少 量的文字调整。 以下 换算表,以《抒 情史诗论 》中的绪论和8章为基准,每章各计数为1,列出与之相对应的中文论文数字和英文论文数字。 剽窃情 况:除《抒情诗 史论 》第 八章 尚未核查 ,从1999年《艾略特 》一 书起,所查及的黄宗英所有发表著作均有明显剽窃问题,且程度严重…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     

为“血与剑”的言说存照——简评姜振昌著《中国现代杂文史论》

为“血与剑”的言说存照——简评姜振昌著《中国现代杂文史论》光芒振勇姜振昌教授的《中国现代杂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版）是一部严谨扎实而富有开创意义的研究专著，并非是夸饰之词。作为一部史论性著作，著者始终紧紧抓住时代客体、作家主体和作品...     

桐城派诗论初探

桐城派作为清代散文的一个主要流派,其历时之久,影响之广,已为人所共知。然桐城派文人对诗歌的看法在清代派别众多的诗论中也不失为一种较为重要的理论,前人曾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之说(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桐城派诗论对清代中后期诗坛有着重大影响,故笔者以为在讨论桐城派文论的同时也应对其诗论予以适当重视。本文就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初步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及清代文学的研究者。     

灵魂的冒险--读孙玉石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

孙玉石先生的新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他在新诗研究领域“灵魂冒险”的又一次成功探索。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以下简称《诗潮史论》）中，孙先生“灵魂的冒险”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即文化的、历史的、审美的三重视角。三重视角之间彼此独立而又动态联系。孙先生用摇曳多姿的笔调引导我们在现代派诗美丽的海里尽情遨游，在三维视角的互动中展现了现代派诗的丰富形态和复杂内涵，以历史态度和审美标准的辩证统一抵达了现代派诗的本质。首先看文化的视角。作者在前言中指出：“诗是一种带有普遍性…     

从选本看周济词学理论之演进及其成因

周济乃继张惠言后常州词派之巨擘。从《词辩》《宋四家词选》可以见到周济更重读者接受层面与文学本位的理论倾向,这可以从编选者的词学观念之演进和选家主体意识之凸显两方面找到原因。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经周济之阐扬推衍始得以发扬光大,最终建构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在清代词坛上的重要位置。     

王船山史论五则浅析

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对国家的治乱兴亡之道进行了穷深研几的研究,凝聚成充满历史哲理与经世方略的不朽史论。这些有关经邦治国的宝贵思想精华至今仍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与借鉴作用。现将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几则史论作一浅析,与广大船山学爱好者共赏。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苏松地区的减赋和治水

苏州、松江两府夙称东南财赋之区,但是,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苏松人民被迫向政府交纳苛重的田赋;同时,由于地处太湖之滨的低洼水乡,经常受到水患的威胁。究竟苏松人民怎样在重赋与水患之中生活下去呢?这里着重从封建政府的治水以及田赋减轻两方面加以说明。     

从选本看周济词学理论之演进及其成因

周济乃继张惠言后常州词派之巨擘.从<词辩><宋四家词选>可以见到.周济更重读者接受层面与文学本位的理论倾向,这可以从编选者的词学观念之演进和选家主体意识之凸显两方面找到原因.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经周济之阐扬推衍始得以发扬光大,最终建构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在清代词坛上的重要位置.     

词学范畴之“重”与“轻”

清代况周颐提出“重、拙、大”之“作词三要”,将“重”定性为词学的三大基本范畴之一。词学范畴之“轻”与“重”的形成和界定有一个独特的过程,一方面,词之题材内容由“轻”入“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动荡变迁,词体本身题材的丰富扩大,意象风格也从局限于轻柔婉媚而扩大到庄严厚重、慷慨雄壮。从内涵的界定来看,词之“重”者,既指词作外部风貌的浓墨重彩、题材内容的包孕丰富,又蕴涵了沉挚深厚的感情、思力深刻的思想以及沉着雅正的气格等等。相对而言,“轻”范畴的涵义更具多重性,褒贬兼而有之:既可指向语言意象的轻清倩丽、艺术风格的轻灵浑成,也指向题材内容的单薄狭隘,流于轻浅、缺乏浑厚沉着之致。     

荀悦《汉纪》所用史论方法浅析

《汉纪》是东汉末年政论家、史学家荀悦奉汉献帝之命而作。荀悦在写作该书时非常重视史论的撰写,并在史论中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着重分析了荀悦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主要采用的几种史评方法,即实事求是、知人论世、朴素辩证分析、比较研究、区分类聚等方法。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突破和发展

王夫之(1619—1692),是我国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本文拟就其晚年所成的两部史学名著——《读通鉴论》和《宋论》来阐述他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就正于大家。一、封建史论发展的一个圆圈“史论”在我国史学领域中可谓渊远流长,自《左传》、《史记》发其端,而后代代有之。它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史学理论和一般性论史事人物、文物制度的作品。本文所言“史论”指后者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