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瑾专权对李梦阳文学活动的影响

李梦阳是明代"前七子"的代表人物,他率先提出文学复古口号,打破了明代以来雍容平和的台阁气象,对明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明正德初年,太监刘瑾把持朝政,这一政治事件改变了李梦阳的人生命运,并波及到他的文学创作:李梦阳因弹劾刘瑾被贬官、入狱,诗歌创作亦从以鲜明色调为主的前期之作转变成了情感基调偏于灰暗阴森的狱中诗、感怀际遇诗。刘瑾专权对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前七子"的京师唱和被迫中断,社团成员转入他学,文学复古运动辉煌不再。研究李梦阳及其文学活动,不可不注意刘瑾事件的影响。     

日本“汉文典”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模式

在中国文学史发轫时期(1900—1910),一批以近代大学堂、中学堂、师范学堂"中国文学"科教科书身份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内容除传统文章流别外,还包括传统小学、文法、修辞、文章作法等,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模式迥然不同。这种早期文学史"另类"模式的形成是晚清教育改革、近代学术体系变迁、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复归的精神诉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不免会受到西方、日本外来资源的影响。这其中,来自日本"汉文典"的重大影响往往被学界所忽视。以保存"旧学"为出发点,以"普及汉学"为教育旨归,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导,套用西洋语法著作模式外壳的日本"汉文典",最早实现了中西学术的有效整合,并与晚清教育改革"中体西用"的价值观念相契合。日本"汉文典"被迅速引介入华后,不仅对新式国文教育下的文法教学产生重要影响,也为文法教科书及中国文学史编撰提供了借鉴。梳理日本"汉文典"内容、体例模式及其实践路径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产生的影响,能够明确早期中国文学史如何接受与吸收以"汉文典"为代表的外来资源,以及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体系如何尝试完成近代转型。     

科研体制与学术评价之关系——从“学术乱象”根源问题说起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乱象"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将不合理的评价体系指为其根源却未免片面。这样的看法忽视了不合理的评价体系是如何生成,如何强势地作用于学术研究,以及学术界为何没有能力制约它反被牵着鼻子走等关键问题。以科研资源分配和管理为中心的科研体制造就了一条交汇着学术权力与利益的链条,其顶端是掌握资源分配和管理权的行政权力部门,底端是仰仗资源而从事学术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学术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学术评价以与学术研究逐步分离为代价,在经历了五个层次的蜕变后,其与学术研究的同一性不仅彻底终结,而且凭借行政权力部门的采信,成为凌驾于学术研究之上的一种权力——评价权力,从而完成了连接两端的"桥梁"身份的转变,成为学术权力和利益链上的重要一环,而促成评价蜕变的正是科研体制。伴随学术评价的这一蜕变过程,以制作学术期刊排行榜和排名表为主打产品的评价机构相继问世,争夺评价话语权,乱象遂接踵而至。所以,与其说是评价,不如说是科研体制导致了学术乱象。将评价视为学术乱象的根源,实际上遮蔽了科研体制对学术乱象之所以产生而应承担的责任。学术之乱和评价之乱,其实是同源的。改革不合理的科研体制是终止乱象的根本途径,而科研体制改革也为学术评价回归正轨提供了某种可能。     

19世纪后期关于“富强”的本末观——以郭嵩焘和严复为中心

19世纪后期,对西方"富强"的关注日益成为时代的中心话题。本文以郭嵩焘和严复这两位热心时局并曾亲历英伦的先行者为代表人物,探讨其关于西洋富强的认识同异及背后原因所在。郭、严二人分别以人心风俗和近代学术为富强之"本",这一观念出入在知识与道德的不同进路上与本土思想史上的朱、陆异同遥相呼应。文章继而提出其时国人关于西洋之"本"的第三种观念,也即制度的问题;并试图结合清末历史实际,就风俗、学术、制度这组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有所辨析。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悲剧“梦”——王国维之现代学术的诗性特质

孕育于近代社会中的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内核的王国维之现代学术,空间表现形态为抗争"他者"中现代学术和近代学人的异化复调而开创了人生悲剧的范式,时间表现形态为抗争"自我"学统/道统人格双构而建构了内在超验的"独立自由"学术梦。这一现代学术固然以悲剧"梦"收场,但其内蕴着对"梦"的永恒的追求却是不可缺失的,其诗性特质寄寓着王国维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哲学沉思。     

李梦阳与书院文化

李梦阳是明中叶文学复古运动的领军人物,名列明代文学史上的“前七子”。由于李梦阳在文学领域的深远影响,学者在研究李梦阳的时候,一般只关注他的文学思想和活动,甚少涉及其余。其实,文学只是李梦阳整体学术的一部分。李梦阳对书院文化的参与,揭示明中叶书院文化发展的其中一个面向。南宋士大夫基本上有两种看待书院的方式。一是进入国家体制成为官学的一部分,二是让不完全认可官学教育的改革家试验其有别于,但不一定和官学对抗的教育理念的场所。李梦阳著作中和书院有关的篇章,证明其代表的正是前一种观点。李氏把书院视为官学的延伸,剔除了理学私学理想的部分,使之成为国家体系的附庸。     

华夏固有学术视域中的“红学”

华夏传统学术,发展至清代,最终形成经、史、子、集"四部"架构体系。产生于中华历史文化与学术综汇期的"古典红学",同样可以从经学、史学、子部之学、诗赋文章之学四种角度观察评析。作为迥异于西方"文学"及"小说研究"的既定学术存在,"古典红学"不仅是当代红学正本清源的历史依据,也是这门华夏固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乃至返本开新的学术前提。     

体系的假面——姚永朴从《国文学》到《文学研究法》的转变及其接受

姚永朴两本文字颇有雷同的著作《国文学》和《文学研究法》,其出版相距不过四年,但学术声名却一隐一显。学人多以"体系、结构、组织"之善为由褒奖《文学研究法》,也因此消解了《国文学》的成就。而笔者经过对这两本著作的细读、剖析和比较,反倒以为《文学研究法》"体系"之建构并不成功;相反,《国文学》表面松散的撰述方式却别有内在理路,更能扬永朴之长而避其短。学界忽视两书之内情,径以表面之"体系"、"结构"为衡量,这一现象实际上折射出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和学术著述观对中国学术产生的深层影响和制约。     

顾炎武对“道统论”的再诠释

"道统论"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概念,顾炎武通过对"道统论"的重新发掘,并结合经典文献,赋予了"道统论"学说新的内涵。顾炎武把其分为"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和"六经之道"三个层次来进行诠释,顾炎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并且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康海的文学态度与"复古俗"指向

文学史一般认为康海早年加入复古派阵营,是"前七子"领袖,落职闲住后颓然自放,诗文写作"不复精思".但事实很可能相反:康海早年志在经世,并不以文章修辞之士自居,到晚年才把自己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人并列为明代"文章之盛"的代表.他在放废前后对待写作、修辞和文章著述的态度是前后一贯的,并无明显变化.其《渼陂先生集序》所...     

明中叶秦陇文人集团及其诗学观

明中叶文坛活跃着以李梦阳、康海为首的秦陇文人集团.与同时的其他文人集团相比,秦陇文人集团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大都承继张栽的关学品性,讲究气节风骨,敦本好修.诗歌尊体溯源,尚情贵真,崇古雅,反对雕刻藻饰,奇崛峻峭,强调"比物陈兴"和"铿锵协和",以创作的乡土性自豪.     

人类学研究的“文化范式” ———“波粒二象性”视野中的文化与社会

文章通过对"文化"概念在人类学中演变的探讨,思考以"文化"作为核心概念的相关人类学研究范式,进而在与社会学之"社会"研究范式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在人类研究中"文化"与"社会"波粒二象性的理解。一些人类学家焦虑于"文化"概念的被滥用和庸俗化倾向,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文化概念具有广泛的人类和社会现象的普适性和包容性,应该提炼出这一特性的学术内涵,即"文化是人类遵照其相应的自组织规律对人类及其社会事物的各种联系,运用信息进行秩序创造并共享其意义的具有动态再生产性的编码体系"。     

明清诗歌衰落的根本原因

明以后诗论有两大派:以禅宗"悟"为中心概念的一派,以李梦阳"法"为中心概念的一派。前者主创新,后者则强调复古。但这两派均没有抓住意象这一中心问题,对"兴"有一种普遍的误解和遗忘,这是明清诗歌衰落的根源。     

王国维“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

王国维“通人之学”“专人之学”等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重大创新,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长的梳理、学术成果的分析、学术思想的论证,对“静安之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王国维凭借厚实的知识贮备,批判地继承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大文科的学科体系、研究文史哲的学术体系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和开创性成果,堪称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创辟胜解、通方知类的学术思辨,创立二重证据方法,探索出一条由“通人之学”到“专人之学”学问研究蹊径。系统审读、反思静安之学,对我们严肃读书风气、匡正学问研究态度、提倡学术争鸣、甄别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清除学术造假现象、规范学术研究流程,能够起到见贤思齐、弃旧图新之作用。     

“玄学”名义再考——兼及“玄学”在哲学语境中的形态问题

"玄学"之名最初出现于南朝,随着中国现代思想与学术发展演出新义。"玄学"一开始为南朝官私之学的名称,其设立与宋文帝"留心艺术"相关,重《易》之占筮与神道设教,不排除有佛道二教的内容。国子学的"玄学"立有王弼《易》,但无文献证明有《老》学、《庄》学内容。以"玄学"指称魏晋南朝一期学术思想,是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实现的。"玄学"语义的现代衍变,经历了由传统语义向哲学语义转换的过程,其结果是以"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指称"玄学"。这既影响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及对其哲学形态的把握,也体现了以西释中的紧张与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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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刊是一份严肃的学术刊物,一贯坚持"学术,学者之学术;观点,学者之观点"的务本精神,真诚与以学术为事业的朋友结缘,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将秉承"支持真正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学术事业"的理念,以快速和重大力度为您的学术作品出版与传播服务。不求篇篇是精品,唯愿大师在其中。正是以这祥不甘平庸的态度和胸襟,几年来我刊相继发表了许多高境界、高视角和有创新体系的文章,使我刊在学术界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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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之气”孟与“大丈夫”之德——孟子“勇”思想探析

孟子尚勇,他认为真正的大勇是深明大义,能够通过自反而作出进退选择的“理性”之勇,是合于气节、道义,敢于担当的道德之勇。孟子以气养勇,以义配勇,崇尚‘啥生取站’,其勇与“心”、“志”、“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种体现情感与行动统一的德性。勇的培养需要立其志,养其气,从而最终形成其理想人格——“大丈夫”。     

盖棺未必论定:王阳明评价中的庙堂和舆论

王阳明被称为有明一代立德、立功、立言第一人,但对其"盖棺定论",却是由明入清,几次三番,经历了一个长达两百年的过程。从有保留地承认其事功、全盘否定其学术,斥为"邪说",到全面赞扬其气节、文章、功业,从祀孔庙,再到一面褒扬其事功与学术的相互激发、赞叹其"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一面批评"矜其创获,标异儒先"。整个过程既贯穿着庙堂和舆论之间、庙堂和舆论的各种力量之间的争议和博弈,也揭示出不同时代的现实需要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