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     

区块链赋能新时代腐败治理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信息不对称是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成因,腐败治理需要充分的信息支撑.当前我国反腐工作面临信息来源碎片化、可信度低、查证成本高、缺乏统一规范、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腐败治理的效率.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的去中心化、安全性高、开放透明的扁平化的信息传输体系,能够实现价值传输的泛化管控.合理运用区块链,能提高监督效用,打造"不敢腐"的监督利器;充分发挥信息价值,建设"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全社会联动,开展"不想腐"的廉政教育.区块链在腐败治理领域中的有效运用还需一系列支撑条件,重点是优化腐败治理体系、健全法规制度保障、清除利益与观念障碍等.     

新形势下村官腐败的类型、特征及治理对策

新形势下村官腐败呈现出新的类型和特征。村官腐败的类型主要有:侵吞国家利益;侵占集体利益;侵害村民利益;霸选、贿选干扰民主选举。村官腐败的主要特征有:案件面大量广;扶贫和民生领域案件高发;窝案、串案突出;"苍蝇式"腐败与"虎蝇型"腐败并存;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和多样化。村官腐败有利益诱惑增大的现实原因,也有责任落实不力、监督机制不完善、惩治不力等体制机制原因。治理村官腐败,必须惩防并举。要加强对乡镇责任落实的监督检查,建立和完善村官"不易腐"的责任机制;强化对村官权力运行的监管,建立和完善村官"不能腐"的监督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建立村官"不敢腐"的惩治机制。     

非典型腐败及其制度治理

基于生发的场域视角,非典型腐败主要包括政治域的隐匿权威、法律域的立法腐败、经济域的信息腐败、社会域的语言腐败、学术域的学霸腐败和艺术域的权威腐败。本质是民主政体和市场体制不完善及相应制度规范缺失状态下权主为个体或集团利益实施的一种滥用公权、私权和共权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且具有隐蔽性、全域性、泛权性、阶段性、群体性、相生性、致损性等行为特征。非典型腐败的动力机制可解构为其生发运行的人性基础、内生力量、心理基础、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从体制转轨角度看,大量存在于夹缝中的制度租金不但诱发了寻租行为,而且因以权力粗暴干预市场为特征削弱了治理寻租的正当性,也为非典型腐败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相对于权力治理,非典型腐败宜采用制度治理。以制度约束权力,建立对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尊重,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制度供给及时响应制度需求,消除制度租金,并坚持以市场化为制度供给的基本导向;强力反腐,制造“奥尔森震荡”以改变反腐制度的演进路径,推动反腐制度变迁退出低效路径依赖。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主要包括治理官员腐败的廉政制度和治理职业腐败的廉政制度两大方面。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一方面注重减少产生腐败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强化对贪腐行为的惩罚力度,其治理官员腐败和职业腐败的一些经验为中国腐败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治理腐败行为,既要加强对贪腐行为的惩治,也要注重对腐败问题的预防,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加快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防治高校学术腐败的思考

对腐败一词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人们对高校学术腐败的认知差异。高校学术腐败的判定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滥用为标准。学术教育的缺失、功利化的浮躁心态、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是高校学术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高校必须以教育清腐为前提,以制度防腐为根本,以管理抑腐为重点,以环境净腐为保证,才能取得学术腐败的防治效果。     

集体腐败的形成路径及阶段治理对策

集体腐败有其特定的形成路径和行动方式,正确判断集体腐败各个形成阶段的特点,有利于及时掌握腐败集体的动向,制定阶段性治理对策,从而降低集体腐败的危害性。因此,在现实背景下,通过数据和案例来概括集体腐败在当今中国的现状,以集体腐败四个形成阶段为切入点,展开详细的阶段对策分析对于预防和打击集体腐败,根除社会走向"腐治"的祸根是必不可少的。     

解读韩国政府治理腐败方略

韩国政府的反腐历史可分为渐进式治理、冲击式治理、试图转换治理方略和综合治理等四个阶段,通过分析韩国政府在各个历史阶段采用的反腐方略的内容、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用"渐进式"或"冲击式"治理方略,都无法有效地防治腐败.为了有效地防治腐败,政府的反腐有必要从以打击腐败行为为中心的治理方略,转变为以体制、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综合治理方略.     

通过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治理腐败——兼论利益冲突、财产申报、官员伦理的关联及其意义

通过官员财产申报防止利益冲突,是世界上若干国家和地区治理腐败的经验之作。有效治理腐败必须实践"官员财产申报——防止利益冲突——抑制官员腐败"的制度,承认利益冲突的普遍存在,并面对利益冲突的严峻现实,突出防止利益冲突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迫切需要。在既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基础上,总结地方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践经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官员财产申报的相关制度,以公开公示——监督审查——责任问究为主线,加快政策完善和立法进程,推进包括财产申报义务人、申报财产范围、财产申报审查与监督、财产申报法律责任以及官员财产申报配套制度等在内的各项具体制度建设。建立和运转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官员财产申报置于腐败治理体系中加以考量,实施战略性规划、策略性推进——政治力推,社会协进;顶层设计,央地并进;重点突出,整体渐进;政策先行,法律跟进。官员申报财产是一项兼具政治性、道德性、法律性的义务,应当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认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意义,提高到法治的高度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应当深入到伦理的层面理解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价值。     

关于公务员“不敢不腐”的伦理学思考

目前正在建立和形成的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反腐机制,主要针对的是"主动式腐败",但实践中还大量存在面对上级领导干预"不敢不腐"的"被动式腐败",对此状况,我们一方面需从源头上完善选人用人、政绩考核等制度,另一方面还需对权力在行使过程坚持"双轨道"进行监督和制约,从而有力地保证反腐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新形势下腐败对高校的冲击

教育事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对高校腐败的特别关注和忧虑。主要阐述了新形势下高校腐败 的特 点、成因，并提出了预防高校腐 败 的相应对策：建立效率制度，推行校务公开，从源头上防止腐败；进行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 制度改革，依靠制度遏制学术腐败，深化财务管理，强化对易发生腐败部门的监督；加大惩 罚力度，提高腐败成本，遏制腐败。     

治理村干部腐败的制度视角:基本思路与措施

村干部腐败呈现出制度性特征。有效治理村干部腐败需要不断充实治理村干部腐败的知识储备,全面梳理村干部腐败的各种类型,分析各种村干部腐败产生的原因,研究、探讨古今中外治理腐败的各种药方。可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制度的实施机制、完善村民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加强权力约束机制、整合反腐败机构、完善村干部管理制度等措施来治理村干部腐败。     

政治文明视域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和基本任务,是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需要,是高校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与有效路径。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关键在于科学配置大学内部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监督权力,促进大学内部民主决策和管理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具体来说,必须以党内民主为主线,以学术自由、民主管理和依法治校为核心,通过坚持并完善党委领导,提高科学决策水平,优化高校政治意识形态;通过积极探索教授治学路径,加大民主管理力度,规范高校政治实践行为;通过推进依法治校,健全内部管理规范,完善高校政治法律制度。     

中国腐败治理结构变迁与纪检监察机关职能定位审视

构建合理的腐败治理结构是健全中国反腐败运行机制的基础和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腐败治理结构经历了由"党政合一型"向"政党嵌入型"的模式转变。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部署和要求,我国的腐败治理结构应当逐步向"政党主导共治型"模式转变。"政党主导共治型"腐败治理结构强调,党在强化反腐倡廉建设领导责任的同时,应当以制度化的方式科学分解纪委、政府及其他公共权力机构的反腐败职责,使腐败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各个治理主体彼此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发生作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腐败的效能。     

跨国公司全球化治理模式探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建立在全球基础上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社会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虽一直是各国公司法规制重点,并颇有成就,但跨国公司却因其管辖权的冲突、"集团决策"对成员公司法律地位的冲击、"富集"效应和跨国性带来的社会责任等特殊性而给其有效治理带来难题。为此,对跨国公司的治理需要走出企业—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而引入市民社会(压力集团)、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力量,形成多主体、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模式,完善跨国公司的治理,以抵制跨国公司发展的负效应。     

"隐性腐败"的治理与刑法跟进

治理"隐性腐败"迫在眉睫,而现行刑法对治理"隐性腐败"出现失调,应及时修正予以跟进规制:调整我国对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方式;将贿赂的内容由"财物"修改为"不正当好处";改变行贿行为的单一性规定,增加行贿行为的方式;调整我国刑法在贿赂犯罪侵害法益的保护方向和主次地住,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增设罚金刑、资格刑.     

在华跨国商业贿赂的根源与治理对策研究——葛兰素史克案反思

葛兰素史克行贿案件暴露出在华跨国商业贿赂产生的根源:超额利润和灰色利益、我国不完善的经济制度和司法体系、国内垄断特权和地方政府的纵容态度。在治理跨国商业贿赂方面,一方面应加强跨国企业内部道德伦理建设,通过自律机制使其原则上"不愿为";另一方面,应完善行政手段、法律体系和规范市场机制,使其在过程中"不能为"。此外,还应加大对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让其在心理上"不敢为"。     

中国民办高校内部治理形式及国际比较

我国民办高校的规范治理形式以董事会制定决策和校长执行决策为基本特征。但由于利益机制的作用,出现了各种利益关系组合,反映了民办高校由利益团体掌控的本质,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组织的公益性弱、寻利性强。本文通过对法律文本和调研资料的分析了论证了一个命题,即中国民办高校行为治理结构的利益团体控制特征,是由外部制度的规范性(法律对于民办高校组织属性的模糊界定)和资源获得的单一性(主要依靠学费)特征所决定的。同时采用"理想类型"比较方法,分析和归纳了美国私立高校治理的"外部人控制"形式、日本私立高校治理的"内部人控制"形式和中国民办高校治理的"利益团体控制"形式。     

论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意义及战略取向

治理腐败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量相关实践规律和条件因素,既从整体布局上建构协同性腐败治理体系,又在常态化实践中催生持续性廉洁增量,实现"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目标。理解当代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政道逻辑,明确全面从严治党及全面治理腐败的逻辑。在攻坚克难之际,从学理上澄清质疑中国政府反腐败"彻底性"的若干错误思潮,有助于总体把握"全面治理"的战略布局和"从严治理"的战略要求,从整体上构建和优化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及其实践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