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美国学者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研究,以人工智能工具体和意识体的区分为视角,主要讨论了人工智能的言论自由、人工智能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影响、无人机对隐私权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可否拥有公民权利等宪法问题;人工智能的民事主体定位,能否拥有民事法律权利、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拥有和继承财产等民事法问题;控制人工智能风险的责任分工、制定无人机等人工智能体法律法规等行政法问题;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能力、自动驾驶汽车等机器人造成危害结果后如何承担刑事责任等刑事法问题;人工智能可否决定国家使用武力、如何使用武力以及相应责任等军事法问题。这些研究成果视野开阔、范围广泛、内容具体,展现了较强的理论逻辑和学术想象力,值得借鉴。由于人工智能处于大规模使用的初期,现实法律问题的个案有限,相对于解决问题,美国学者的研究更多的还是提出问题。     

智慧社会的治理难题及其消解

智慧社会的到来,不仅带给人们生活上的福利与进步,同时,也带来了高风险社会,人工智能带来的规制挑战、算法决策过程的突出难题、基层执法司法智能化的难度与风险等,就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因此,亟需确立智慧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思维,按照双重空间的生产生活方式、智慧社会的生活逻辑,推动现代性法律体系向智慧性法律体系的转型升级,进而探索智慧治理的新机制、新策略,塑造智慧社会的新型基层治理秩序。     

完善法律机制,为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服务

CEPA框架下的粤港澳合作法律机制已经为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建设"粤港澳紧密合作区"需要进一步完善粤港澳紧密合作法律机制的基本原则,包括一国两制港澳优先的原则、公私合作原则和贸易自由化原则;要从审议制度、争端解决机制和规制缓和等问题领域进行研究和改革,逐步推进有关法律机制的完善.     

论外资银行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法律规制的依据是人们研究银行监管的重要问题。如果说,外资银行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双重性是对外资银行进行规制的直接反映的话,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并流行的银行监管学说则是奠定并完成了外资银行规制的经济学基础。较之经济学的发散性,多样性和抽象性,法律的趋同性、稳定性和逻辑性使其在阐释外资银行监管这一社会现象方面更具优越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不完全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监管问题之外,人们开始更多的从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着手研究银行监管问题。因此,可从经济学、法学以及外资银行本身三个层面来看待我国对在华外资银行进行法律规制的必然性。     

美国人工智能的公法规制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维护安全、人权保障、程序规制、监管权限、监管机制和责任分配等公法挑战,需要公法规制予以回应。美国人工智能的公法规制体系包含了公法规范体系和权力结构体系两个部分,展现出一种综合性的公法规制路径,将立法、行政和司法相结合,力图构建一种全过程的监管机制。为弥补私法路径之不足,我国有必要提倡人工智能规制的公法路径,将人工智能系统视为一种公权力行使系统,充分且审慎地考量一些国情变量,采取综合性的公法路径来对人工智能进行有效规制。     

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规制保障及启示

日本之所以成为世界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是因为其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规制体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日本循环经济的法律规制是从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和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也是在没有"循环经济"概念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形成了由基础法、综合法和专门法等组成的完备的法律规制体系.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进程中,应借鉴日本经验,加强循环经济立法,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体系,使循环经济的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法律规制研究

本文探讨的主题是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法律规制问题，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要素环节说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可以适用《政府采购法》，二是详细论述社会工作服务的特殊性，三是针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政府采购法》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法律规制方面的完善。通过上述分析深刻认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行为，为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特殊性和规范化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必要有效的讨论。     

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数字政府建设的系统性分析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字政府建设有了更多可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则显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行性和规制必要性。数字政府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实现“身临其境”式的沟通升级,转变政府在为人民服务中的角色;能够以量变成就质变,实现效率、成本、精度、规模四方面的革新;并可通过数据的大规模使用和智能化处理,推动数字政府认知迭代。在基础层面,政府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转变：一是建成人文政府,以人民为中心构筑数字政府的基础;二是告别传统政府,以效率优化推动数字政府的升级和广泛接受;三是落脚新型政府,聚焦自动决策和智慧决策。为此,应当实现权利确认和权利保障,抓好效率优化和责任分配,兼顾助力发展和维护安全。     

我国技术中介人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问题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进行、技术市场的开放,技术已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技术中介服务活动日益频繁。保证技术中介服务活动的健康发展,使之制度化、法律化,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新课题。本文拟就我国技术中介服务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技术中介服务和中介人的法律地位问题技术中介服务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还是一种新的现象,但它一经产生,便发展异常迅猛。     

建筑市场监管法律化探究

在建筑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建筑市场监管法律化进程推进相对滞后,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建筑行业的创新能力,也导致建筑市场出现诸多问题。加速推进建筑市场监管法律化进程,构建专业化、系统化的监管法律体系,已显得相当紧迫和必要。建筑市场监管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建筑市场监管法律化的综合性、技术性和强制性等特征,决定了在建筑市场监管法律化进程中必须加大监管资源配给、完善建筑市场准入退出制度,构建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和综合监督机制,以期减少建筑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有效降低建筑市场失灵产生的负面影响,真正形成建筑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对市场机制调配的有效辅助,进而促进建筑市场的持续发展。     

投资劝诱的金融私法规制:困境及出路

投资劝诱是金融机构销售投资性金融产品时的主要营业行为,是金融机构成功销售金融商品的主要途径。从私法视角考察,投资劝诱法律本质是一种要约邀请行为;从金融商品销售规制的法理来看,强化私法规制尤为重要。现行金融基本法律规范中缺乏金融消费者的合同撤回权制度,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适用亦存在诸多困境。治本之策是完善金融特别法律规范,在投资性金融产品销售法律规范中全面引入"冷静期"制度,并完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而治标之策是依据民法总则、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等一般私法规范和原理,对投资劝诱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和相关民事责任进行法理解释从而实现规制。     

从非形式逻辑到人工智能与法——加拿大哲学家道格拉斯·沃尔顿访谈

道格拉斯·沃尔顿是加拿大著名哲学家,加拿大温莎大学推理、论证与修辞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是国际论证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论证理论、法律论证以及人工智能与法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他不但开拓了非形式逻辑和论证理论,特别是论证方法、对话理论、论证形式和谬误理论的研究;而且率先把这种基础理论研究的结果应用于法律论证和人工智能与法的研究之中,特别是在法律证据推理、法律论证理论和人工智能与法的形式系统等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本文是笔者数年之前对他的一个访谈,他对论证理论、法律逻辑以及人工智能与法等方面的相关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辩证解析机器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2015年1月日本政府公布《机器人新战略》,安倍晋三首相强调当年是日本"机器人革命元年",高度重视"机器人革命"对振兴日本经济的作用。机器人产业发展对日本经济社会可能产生深刻影响,包括提高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缓解少子老龄化导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等。安倍内阁提出使日本经济规模在2020年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但机器人产业难以成为近期振兴日本经济的"救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机器人革命必然失败,因为要实现以机器人革命为中心的增长战略,不可能在数年内立竿见影。从中长期看,如果日本能真正实现为推进经济社会结构改革所必需的规制改革,机器人革命振兴日本经济的前景未必不可预期。     

日本“超智能社会”建设构想:内涵、挑战与影响

日本政府在2016年1月颁布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首次提出建立高度融合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以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为核心的"超智能社会"概念。"超智能社会"概念产生于日本社会经济结构日新月异的"大变革时代",是将各种"物"经由网络连接成系统,通过收集分析数据促进各系统跨领域应用,从而创造出新价值和新服务的社会形态。"超智能社会"不仅涵盖能源、交通、制造、服务等领域,未来还将涉及法律、商务、劳动力提供和理念创新等内容,它的推行或将对日本社会、经济、外交等产生深远影响。但日本要实现"超智能社会"的构想,不可能在数年内一蹴而就。从近期来看,日本政府面临社会认知、经济、安全、技术、伦理道德与法律等方面的诸多挑战;从中长期看,如果日本能真正实现为推进建设"超智能社会"所必需的改革,其对提升日本社会发展前景的作用不可限量。     

粤港澳合作法律问题研究——完善法律机制，为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服务

CEPA框架下的粤港澳合作法律机制已经为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建设“粤港澳紧密合作区”需要进一步完善粤港澳紧密合作法律机制的基本原则,包括一国两制港澳优先的原则、公私合作原则和贸易自由化原则;要从审议制度、争端解决机制和规制缓和等问题领域进行研究和改革,逐步推进有关法律机制的完善.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立法问题探析

农村合作金融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体力量。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的绝大比重,但是其法律规制现状却与之极不相称,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亟须加强立法。世界上大多数农村合作金融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通过积极推动立法,将政府扶持合作金融的义务法定化从而得到蓬勃发展的。我国城乡金融的发展极不均衡,加强农村合作金融法律的建设,应确立合作金融组织的法律性质、地位和具体内容,从而以法律化的方式将国家对农村合作金融的制度安排长期确立下来,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创建有益的金融环境。     

对我国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的初步探讨

我国1982年宪法关于设立特别行政区的规定是我国宪法发展史上创造性的成功范例。关于特别行政区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本文试对我国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这一重要问题,从三个方面,即从我国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内涵、在制度化法律化上的伟大意义、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的伟大意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在对上述问题简要分析的基础上对“两制”与“多制”、单一制与复合制能否结合等问题,从法律地位这一角度提出了自己探索性的意见。     

目的、原则与规则: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个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须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法律与道德:“分离”与“反分离”的困惑

在当代西方国家,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似乎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一方面,法律作为现代社会的守护神,其权威性地位日益加强,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压力和人的心理惯性使人们的行为向“自然合法”转化,法律的制裁性大大减弱,法律的道德化、人道化成为共同趋势。另一方面,道德的法律化(即道德的法律     

《反垄断法》规制行政垄断的几点思考

在中国,行政垄断问题严重,应该受到法律的规制,从中国目前的条件来看只能由反垄断法来规制。由于行政垄断的复杂性,反垄断法的作用会受到种种困难限制,包括反垄断法立法自身方面、中国法律体系及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因而还需要从多方面解决这一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