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脱贫的主要方式之一。伴随30多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践,出现了大批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过程、实施安置、移民的后续发展和效益评估4个方面。这些文献为当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后续研究应在发展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机制和政策、改善和提升易地扶贫中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后续脱贫发展措施和探索将易地扶贫搬迁与长期区域发展规划有效结合等4个方面有所拓展。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针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攻克最后堡垒”的治本之策,提升已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农户生计满意度,是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选取重庆市酉阳县已脱贫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科学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定量测定基础设施、就业条件、产业发展三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内容与“已脱贫户”生计满意度间的内在关系,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脱贫成效。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条件对于脱贫户满意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增;生计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贫户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满意度。     

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进程中的现实难点与未来重点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脱贫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减贫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部地区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承担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易地搬迁任务,其易地搬迁工作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能否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过总结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工作进展取得的既有成效,从搬迁安置点选址、扶贫产业培育、搬迁对象动态调整、搬迁群众融入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难点,进一步探究了难点背后原因。最后提出在脱贫攻坚战收官阶段,为提高并巩固脱贫成效,西部扶贫搬迁工作重心应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产业培育、贫困人口就业能力提升、新扶贫模式构建、扶"志"制度探索、强化文化融入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转移。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与居民参与——基于凉山州D社区的主客位考察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大工程,通过主客位视角分析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参与现状,可系统呈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实地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的“五位一体”治理模式,其内核是构建以行政化程度较高的社区干部为主、“半组织化”吸纳的社区骨干为辅的运行架构。受生计理性、社区认同、制度实践等因素影响,少数“强参与”的居民与多数“弱参与”的居民在需求、动机与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居民共同体意识和可行能力培育形成挑战。深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在充分发挥两委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有效整合多元治理主体力量,从内源上为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可持续发展增权赋能。     

遭遇搬迁：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陕南王村为例

文章通过对陕南王村扶贫移民搬迁四个阶段行动逻辑的分析发现,行政主导下压力型体制的威逼与普适性政策的诱导共同滋生了“背皮”搬迁的发生,从而导致精准识别的错位。另外,在搬迁过程中制度衔接的缺失与行政联合的缺场使扶贫治理陷入了碎片化的困境,背离了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的目标要求。最后,国家、地方政府、贫困户各自行动逻辑、制度选择与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扶贫搬迁陷于了一定的制度性逻辑困境之中,搬迁后的村民生计出现了一定的式微,威胁到了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针对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必须从国家政策制定,扶贫治理体系构建以及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等几个方面来完善制度建设。     

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我国精准扶贫的直接产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易地搬迁贫困户虽然借助国家力量实现了居住空间、户籍和部分公共服务的跨越式城镇化,但是由于短期内无法实现生计能力的快速提高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等方面的“能力城镇化”和“素质城镇化”,而仍处于 “半城镇化”状态,由此面临着失业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信任风险、房产变卖风险、社会融合困境等多种社会稳定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应提高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能力,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完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是我国脱贫攻坚的标志性工程。《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发布,是一个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复杂过程。从多源流理论来看,是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等多股源流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如何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生存约束成为了问题流,多年的地方试点和相关文件形成了政策流,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和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强烈的搬迁意愿促使了政治流的出现。这三股源流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贯穿于政策议程设置的全过程,当三股源流汇合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之窗就被打开,进而提上政策设置议程。     

西部地区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企业扶贫模式探析——基于恒大集团大方县扶贫的经验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深入推进,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应实施多种组合扶贫方式,各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特别是民营企业可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提供可持续产业链支持,对贫困地区及贫困户精准施策,实现共同富裕。本文通过调查分析民营企业恒大集团对贵州大方县的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工作,总结其易地移民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综合全方位扶贫的经验,提炼出斩断穷根式的易地搬迁模式、搬迁点配套产业模式等精准扶贫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政策建议。     

易地搬迁与民族地区反贫困实践——以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为例

贫困问题特别是农村贫困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障碍。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策略和途径,易地搬迁在中国的减贫行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是移民的重要对象,易地搬迁对于民族地区的反贫困实践并最终走向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广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将易地搬迁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根据群众需求和地方实际,不断调整和探索移民安置的政策和措施,使该项工作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为全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也为客观了解和评价易地搬迁在中国减贫行动中的作用及其对于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意义,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易地搬迁所造成的个人适应与整体社会结构转型,以及多民族聚居社区重组与治理创新,应该是未来需要关注的焦点。     

西北地区易地移民搬迁扶贫——既有成效、现实难点与路径选择

易地移民搬迁作为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五个一批”工程之一,近年来取得了巨大成绩,基本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西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庞大的贫困人口使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之路漫长而曲折,数量大而任务艰巨。通过总结西北地区近年来易地移民搬迁取得的成效,再从精准识别、区位环境、扶志扶智、资金整合使用、扶贫机制创新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难点,提出提高贫困人口识别精准度、创新产业扶贫模式、优化项目供给等相应路径选择及建议。     

对三峡库区移民的思考

移民是库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移民有其历史渊源;与脱贫互为因果;因信息传递影响,先期移民的成功至关重要;从文化心理感知,群体移民比个体移民可取。     

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及其前景剖析

驻日美军冲绳县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一直是存留于日美两国之间、日本中央政府和冲绳地方政府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2012年底安倍政府上台后,日美一直主张向边野谷地区搬迁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方案",但冲绳地方政府和民众坚决反对.特别是在2014年11月翁长雄志当选冲绳县新一任知事后,该问题再度升温.2016年9月,由于安倍政府和冲绳县双方矛盾激化,安倍政府向福冈高等法院那霸支部起诉,结果安倍政府获胜.随着特朗普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基地搬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安倍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以及冲绳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难解难分,因此此问题"圆满解决"的可能性极小.特朗普政府将会继续推进驻日美军基地搬迁至边野古,双方长期对立的趋势不可避免.     

深圳企业外迁现象透视

在深圳企业发展进程中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企业外迁".它以对外扩张型外迁为主要方式,以中、低端企业的迁出为主流,周边省市是外迁的主要区域.深圳企业外迁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不断提升的商务成本是企业外迁的根本推动力.另外,外地政府招商力度的加大也加速了企业外迁,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企业外迁对深圳经济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作用.应对的措施应该是:进一步升级"硬资源",引入并创新产业转移新模式;坚持"消长平衡",变企业外迁为"有管理的扩张";应当鼓励外迁企业"反哺",而不能控制企业外迁;应有效实施"人才战略",大力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改善治安环境等.     

浅论高校体育教育思想的重新定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健康的含义已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体育教育思想已不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必须对新形势下的高校体育教育思想进行重新定位,把"拥有健康,就拥有未来"作为新的高校体育教育思想贯穿到体育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去。     

运动型治理视野下易地扶贫搬迁问题研究———基于西部地区X市的调研

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易地扶贫搬迁,对于减轻生态压力和贫困人口的减贫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是中国扶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脱贫攻坚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成为精准脱贫“五个一批”的维度之一,承担起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的任务。 此次易地扶贫搬迁“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冶的特征突出,凸显出较为典型的“运动型治理冶属性,这一治理方式与常规治理方式相互作用,表现出对“搬得出”的短期目标的高度有效性,但是在“稳得住、能致富”的长期目标上存在着一定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以增强这一治理方式的社会有效性。     

试论中晚唐时期的"銮舆播迁"

中晚唐时期,屡次出现皇帝因为各种危机而逃离长安即所谓"銮舆播迁"的现象.笔者通过具体分析指出,统治者素质的严重退化导致军事防御中一系列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而长安危急时的仓皇逃离又充分显示出其无能与怯懦;另一方面,统治者在仓皇逃离长安后却力求速为收复,其重要出发点是对长安财富与宫室的贪恋.正是基于这样的主观原因,统治者不顾关中经济残破、强敌侵逼的事实,继续定都长安并以政治权力维持其稳定与繁荣.这种定都格局,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唐的灭亡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征地移民与社会公正

当今社会,征地移民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人们对征地移民还缺乏一种社会公正的理念和认识,致使在处理有关征地移民的问题上有失公允.社会公正的问题倍受西方理论家关注,我们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亦应当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实现对征地移民的社会公正,应建立公正的利益均衡机制、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及完善的法律援助机制.     

现代教育技术条件下教师角色的再定位

录像、幻灯、电视、电子计算机等现代教育媒体在教育教学上的广泛运用 ,使教学技术不断现代化 ,出现了教学机器 ,产生了人机对话 ,增加了人类相互交流的机会 ,并对教育观念、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结构、教学组织形式等产生全新的影响。同时 ,对传统教师角色产生强烈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从现代教育技术发展层面探讨教师角色新的补充与定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拆迁安置区治理中区块链理念及实践尝试

针对新型城镇化拆迁安置区占地面积广、居住人口密集、管理难度大等特点,江苏靖江新桥镇创设了“365”模式。实地调研发现,该模式利用区块链技术特点,对居民进行计分化、网格化、奖励化的管理,有效解决了居民参与度低,公共意识淡薄等问题,并借助区块链理念完成了信息流向资金流的转化,保障了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了拆迁安置区居民的“共建、共治、共享”。“365”模式是将区块链理念应用于拆迁安置区治理的成功实践,有效解决了拆迁安置区治理中的基本矛盾,给全国相似拆迁安置区的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对文庙再定位的几点思考

文庙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物质载体,自两汉独尊儒术之后至清末普及新式学堂之前一直与官学相伴而行,二者有时甚至融为一体,即庙中有学、学中有庙,形成了古代独具特色的"庙学合一"的文化景观。民国以后,由于战争、政治运动等原因文庙屡遭破坏,很多遗迹荡然无存,文庙越来越被边缘化。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文庙由此也迎来了新生。在文庙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应通过打造精神守望地、核心价值观培育地、人生坐标地和生命体验地等,使文庙继续发挥它强大的教化功能,以不断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和自信,进一步推动社会的稳定、和谐与进步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