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历史科学概论的对象和体系

近几年来,在批判了“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史学概论的建设,重新引起了史学工作者的重视。先后发表了不少文章,出版了三本专著: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田昌五、居建文的《历史学概论》。这些文章和专著,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概论这个新的学科,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尤其是三本专著的出版,更是建设这个学科的有益尝试。但是,目前对历史科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是什么?它的体系究竟应该怎样?还存在着不少分歧意见。为了深入开展这场讨论,推动历史科学概论这个新学科的建设,从而推动历史科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我们请《历史科学概论》一书的作者写了这篇文章。希望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踊跃参加讨论。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及其超越

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尚未达成共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史学研究对象的零碎化、研究领域的日趋狭窄以及研究缺乏系统性。它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成因。改革开放以后,学界由空疏宏阔的历史研究转向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研究对象越来越小、越来越散,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再加上后来受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碎片化”之势愈演愈烈。为克服和超越史学“碎片化”,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有益办法。文章认为,可以采取两条具体的路径,即“由小及大”与“以小见大”。     

史学科学化一百年

从近代以来“科学”一词的翻译和引进及其与史学相联系的过程来看,科学并不是史学研究的具体规范,人们认为“史学是科学”只是希望以科学的方法规范史学研究,以期达到理想的境界。然在究竟使用何种科学方法,如何使用科学方法等方面则差别很大。反对者则试图以人文弥补科学的不足,虽然科学和人文精神在史学研究中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然而由于认识论的滞后,学者们在“史学是不是科学”问题上纠缠许久。中间虽然有新人文学派的补偏救弊,但始终没有从认识论上加以解决,这也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学者争论这一问题的原因所在。当然,各派建立科学史学的实践,仍然有力地促进了史学现代化的进程。     

浅谈“问题史学”的方法论原则

近年来,人们对“史学危机”已发了不少议论,史学界同仁为克服“史学危机”也提出了诸种方法:1)、史学要面向现实,要为现实服务;2)、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尽快建立起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3)、更新研究方法,实行跨学科研究;4)、打破传统史学主要局限于政治史的局面,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等等。应该承认,凡此种种都从不同角度,对史学改革有所推动,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史学危机”,首先必须改变我们传统的史学方法论观念。笔者认为,战后在国际史坛上叱咤风云的法国新史学派提出的“问题史学”概念,在这方面对我们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问题史学”涉及的并不是研究对象的问题,而是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史学流派会有不     

第八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广东省江门市委党校等6个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于9月6日至11日在江门市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史学理论工作者有80余人。会议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今昔”,围绕这一主题,与会者着重讨论了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自本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以来,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比较完     

关于史学改革的思考

<正> 我国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改革,这场改革是广泛而深刻的,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近年来兴起的关于传统文化讨论的热潮,便是这场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深刻体现。这中间,当然也包涵着人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反思和再评价。一个尖锐而迫切的问题提到我们的面前:历史科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如何跟上社会改革的步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这是时代对历史学提出的要求,也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关于如何对待传统的和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讨论

<正> 近几年来,传统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来自内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历史科学蓬勃发展,在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许多突破。但是,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展势相比,却有很大一段距离。历史研究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解答现实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严重脱离实际,致使不少人感到历史无用,因而惊呼“史学危机”。究其原因,传统的史学理论和史     

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评张荫麟的一个史学观点

张荫麟(1905—1942)笔名素痴,是我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史学家,在文学、哲学、史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其史学贡献除著有红极一时的《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外,在古史、宋史、科技史、哲学史、文学史、学术史、史学理论等方面亦颇多著述,素有“新史学”重任承担者之誉。但他的史学贡献迄今尚无人予以专门表彰(不含海外),以至其人其学已鲜为人知。在史学理论方面,张氏提出过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史学理论命题;曾试图通过对所谓传统历史哲学的“——考验”,建立起他心目中“比较完满之历史观”;他讨论了史实之选择与综合问题以及史料的局限性问题,提出了选择史实的六大标准(他认可的有五种)和影响史料科学价值的15种限制。本文拟对张氏提出的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命题予以辨析。     

世界眼光与中国特色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21世纪?21世纪的中国史学的内涵及特征又是怎样的?在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学术交流日渐增多的现阶段,要不要坚持民族特色?何谓民族特色?民族特色和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为充分和集中地表达意见,本刊特组织4篇笔谈,以期对“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的研讨有所推动。著名学者瞿林东、张广智认为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必须坚持民族特色,并各自对此问题作了不同的阐述。来自台湾的学者戴晋新则对此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极大地拓展了问题的空间。周一平等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发展作了具体的诠释,周一平认为比较研究是中国史学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必由之路和良好方法。     

论历史认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10年,是史学大变革的10年,史学理论研究突起的10年,也是当代历史认识论研究接受新挑战的10年。本文拟就历史认识论中“纯粹客观的历史”、“人心中的历史”、“二重历史客体”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纯粹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 世界上有没有“纯粹客观的历史”?历史学家能否写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这一直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的乾嘉史学、19世纪德意志的兰     

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

社会史研究的主流 ,我和时下很多社会史学者的看法有些不同。大家都能畅所欲言 ,发表自己的意见 ,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条件。下面就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问题 ,提几点想法 ,请批评指正。(一 ) 2 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 ,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入中国的一次高潮 ,要写入2 0世纪中国史学史。2 0世纪早期 ,中国传统史学受到两次大冲击。一次是“五四”时期 ,西方现代史学思想理论传入中国。这次冲击使中国传统史学完全败下阵来。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的 ,前有梁启超、王国维、胡适 ,后有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他们从西方接受来的西方…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试论历史科学的现状与改革

历史科学研究的现状如何?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这是目前广大史学工作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历史科学的研究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至少有如下六个方面是不相适应的。一、指导思想不适应。历史研究为谁服务?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建国初期,曾提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的口号,这对改变当时历史研究方向、扭转脱离实际的学术风气、强调历史科学的党性、阶级性无疑是有益的。但这一口号后来被教条主义的鼓动、强调到了不适当的程度,变成了推行极左思潮实用主义的工具,最后,终于衍变、孵化出了四人帮“影射史学”这一怪物。三中全会以后,历史科学领     

从西方史学的文化视角看我国当前的“史学大众化”

近两年来,学术界或专业界人士在央视媒体对中国历史进行的“大众化解读”,可以说是学者以“学术”的形式向大众介绍和讲解历史的探索,一些媒体称之为“大众史学”或“流行史学”,但是这种学者讲说受到来自历史学界的一定程度上的批评和质疑。鉴于这种情况,《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于2006年10月15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多媒体传播背景下的史学大众化问题研讨会”,历史学和传媒学界部分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就史学的大众化和普及问题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我们将此次会议的讨论内容,分两期以笔谈的形式发表,期望能对史学大众化进程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蒙元史研究与中西学术的会通

近年,许多学者著文回顾本世纪我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尽管所谈具体学科各有侧重,但都认为,中西学术的交流和会通,是20世纪我国史学取得长足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蒙元史学科而言,由于其具有世界性,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世界性”,指的是蒙元史研究涉及的地域、民族、制度文化,以及所利用的历史资料,都超出了中国范围。因此,研究蒙元史更需要面向世界,随时注意了解和借鉴别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切忌闭门造车,这是老前辈谆谆教导并用他们的研究实践启示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19世纪末以前中西蒙元史研究之回顾与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最重“正…     

历史学家也要有艺术家的创新精神

在我国历史上,不少史学大师同时也是当时最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他们在史学上的成就与贡献,往往和在文学艺术上有深厚的造诣是分不开的。可是在传统的史学理论中,反对“文人修史”的口号却一直广有影响。这个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造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科学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研究概况(上)

<正>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民族关系及民族战争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来史学界讨论的热门之一,很多专家和学者都发表了意见。大体说来,讨论的基本问题有: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民族关系的主流、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主体民族、民族间的“和亲”、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历史上祖国国土的处理、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如何看待同时并存的民族政权、民族战争的性质及其评判、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的评价、史学研究中如何贯彻民族平等原则等等。我们只是选择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介绍一些基本的观点,以提供同志们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参考。     

试论史学界的“炒古”现象——从《华夏探源》说起

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历史的真面目,而不是为了世俗名利。近年来,中华民族的源头问题是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有人盲目信古、复古,发表没有科学根据的言论,再加上媒体盲目的炒作,使史学研究走入歧途。《华夏探源》一书提出了许多令人费解的所谓“新观点”,出现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但还能顺利出版,并得到媒体的大力推荐,这是作为“史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缺乏史德、盲目“炒古”的表现。为了制止“炒古”现象,使史学研究走向正轨,需要国家、史学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撰述与民族一统、同祖同源观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秦汉起进而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史学记录着这一伟大文明的发展历史,其中,少数民族史学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认同的客观趋势。这个客观趋势是历史上的任何矛盾、斗争都阻止不了的。因此,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应当不断丰富、充实少数民族史学的内容,以加深我们对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在这方面,史学界已经作了许多努力,产生了一些成果,但发展的空间仍然是恢宏广阔的。2007年9月21—23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了全国性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提供论文四十余篇,就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河北学刊》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十分关注,乃设立专题进行讨论,以期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这组论文,正是反映了作者、编者的这一共识。     

中国生态环境史 主持者言

新旧千年交替之际,又有两股西方新史学风潮呼啸而来,令中国史家再次兴奋和躁动:一曰“后现代主义史学”;二曰“环境史学”,又称“生态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高标异帜,意图挑战史学传统,大有颠覆历史科学之势,理论方法新奇而诡谲,魅影诱人而幽然飘忽,虽令一些学人心摇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