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和“城市病”及其治理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且相互影响。农业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相对贫困和部分群体绝对贫困;“空心村”的普遍存在是现阶段“农村病”的主要表现。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承载力薄弱、“城中村”环境和治安问题等为表征的“城市病”集中爆发,并向二、三线城镇蔓延。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东中西各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与方式有悖于健康城镇化要求等等,这是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化解城乡间与城市内部的双重二元矛盾;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治理“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基本思路。     

可资借鉴的国外“三农”政策

解决“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重点,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政策实施的效果始终不很理想。当我们发觉或抱怨国内“三农”问题解决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不妨借鉴一下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或做法,看看国外是采取哪些措施来支持农业、农民、农村的呢? 一、政府运用立法手段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 美国早在罗斯福政府颁布的《1933年农业调整法》中,就确定了支持农民收入为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即应使农产品的购买力恢复到对农场主比较有利的1909～1914年的水平。自20     

解决“四大问题” 推进“四个转变” 由农业大县到经济强县的振兴之路

我们射阳县地处苏北沿海中部,土地面积2795平方公里,是江苏省第一大县,滩涂面积和海岸线长均居全省前列,是个农业大县,资源大县。近几年来,我们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重点解决“四大问题”,着力推进“四个转变”,大力发展高产,高效、高创汇农业,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农业大县向经济强县转变之路。一、着力解决长期困扰农业的种植结构单一问题。大力培植新的特色产     

“一带一路”倡议下辽宁省农业对外投资特征、问题及对策

辽宁省农业对外投资具有规模偏小、产业聚集、流向集中和重视农业全产业链的特征,但目前存在农业对外投资在“走出去”中占比较低和产业结构较单一,海外农业经营风险大而配套措施不足、农业“走出去”政策服务体系有待完善、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注不足、农业对外投资主体面临多重挑战等问题。对此,政府应重视开放平台建设、优化政策服务体系和建立与投资目的地政府机构的交流机制;企业应加强自身建设实施系统“走出去”、树立全产业链思维和注重RCEP成员市场开拓等,以期为进一步丰富辽宁省在农业对外开放方面的有关研究,以及为辽宁省在农业领域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参考。     

区域内生发展下连片贫困区 精准扶贫的质量提升

精准扶贫并未解决过去扶贫存在的质量问题。精准扶贫的质量问题突出地表现为“适用性”不足。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重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内生动力不足。要激发扶贫主体和对象的内生动力,依据区域内生发展理论,关键要调动当地政府、企业和扶贫对象的积极性。为达此目的,需要实现政府角色的转变,即由“全能型政府”向“能促型政府”转变。     

简论加速政府职能转变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政府的职能相应地也要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方向转变,这是改革进一步深化,实行政企真正分开的关键。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在管理方式上要实现由过去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管理手段上要实现由过去的行政管理手段为主向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的转变。政府应成为市场的组织者和调节者,在尊重价值规律的前提下,主要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市场,以实现间接调控企业的目的。政府机构的改革应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政府职能转变的可靠保证在于改革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真正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同时要建立健全政府行为法规,使政府经济行为法律规范化。     

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下乡——对南宁市西乡塘区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工作队的调查与思考

广西自治区出台的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工作制度，是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政府工作重心下移的一个探索性举措，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农业生产发展和调解农村纠纷矛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这一制度在实施中也存在着一些运行机制问题和局限，这进一步表明了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实现“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的良性互动，通过“政府下乡”等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活动，进一步激发“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完善政府下乡机制，实现“政府主导”向“农民主体”的转变。     

基于“整体政府”视域下的“行政碎片化”问题破解

针对政府处于“高成本,低效率”的困境,为了破解行政行为的碎片化导致的“行政失范”和“政府失灵”的不良现象,应学习和借鉴西方“整体政府”的理论,力求避免和消除中国政府行政实践中专业化操作导致的“视野盲区”,不断在价值观念的转变和提升、组织结构的重塑、运转流程的再造、政府之间以及公私部门之间的整合和协同等方面进行变革创新,进而真正实现基于“整体政府”理论的“行政碎片化”问题的破解.     

试论“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

<正>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市场形势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长期以来商品物资供不应求的情况大大缓和,消费者由多年来的“持币争购”变为“储币选购”部分消费品开始出现“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趋势。研究这一转变,适应这一转变,对于商业工作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充分发挥商业在促进生产,引导生产,保障供应,繁荣经济中的作用”,〈注①〉开创商业工作的新局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就这一转变趋势产生的根据,及商业部门应如何适应这一转变的问题读几点粗浅看法。     

基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府职能：重心界定与策略转变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逆全球化、新冠疫情、世界经济全面低迷等不确定不稳定的外部环境的重大战略选择。新发展格局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新环境：一是高质量市场经济发展因素的约束;二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的挑战;三是政府自身建设任务的要求。政府职能重心也由此演变为：畅通国民经济、引领科技创新、打造营商环境、提供公共服务、调节收入分配以及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政府职能重心的界定解决了在新发展格局下政府重点“做什么”的问题;而政府职能转变策略则是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了顺利实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到“双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本文提出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几点对策建议：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央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加大科研教育等公共投入并突出政府科技创新服务协调作用;破除壁垒和垄断、建立健全国内统一市场;解决好公平分配问题;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参与构建国际市场经济规则和秩序;通过转变考核机制提升政府职能转变内生动力。     

关于我国三农问题的政策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长期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了大量的政策和措施,但大多表现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收效甚微。要真正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应用科学发展观,统一规划,综合治理,重点加强对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流转、县乡两级的行政管理体制、财税管理体制、流通管理体制配套改革,并彻底废除“挖农补工、城乡分治”的农业政策,实行“反哺式”的农业政策,才能收到标本兼治的成效。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推进三大改革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党中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却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三农”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许多问题很难突破。当前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的产业结构改革、机构设置改革。既要在“三农”之内取得突破,又要在“三农”之外寻求出路,内力外力相结合,形成新的合力和拉动点,这样解决“三农”问题才有新的希望。     

国家与农民视角下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稳定的关键问题.本文作者曾经是一名乡镇干部,以农村工作实践者的眼光分别从农村生活的两个主要视角--国家和农民人手来分析国家与乡村关系、农民公共参与问题、农民的贫困、地方政府的角色等等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建议和思考.     

论江泽民关于“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它是我国原有的体制积淀与新体制存在的矛盾短期难以消除的表现。面对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江泽民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根据当时国家发展的实际状况,切实维护农民利益,为"三农"问题的缓解寻找突破口,逐步提出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包括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农村经营体制再创新、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等指导性思想。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深入研究江泽民的"三农"问题指导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观视角中的"三农"问题

科学发展观提供了认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与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用科学发展观审视“三农”问题,经济社会不均衡发展战略布局和“三农”不科学的事实发展是其根源;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原则指导;统筹城乡、统筹“三农”内部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湖北“三农”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三农”问题破解之难是理论界的共识。跳出过去就“三农”论“三农”的有限思维,从系统视角下的县域经济来研究“三农”问题尤其重要。浙江“三农”问题解决得好,主要是县域经济发展得快。目前,湖北“三农”问题的“瓶颈”是县域经济弱。湖北只有依靠大力发展县域民营经济、工业经济,走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民非农就业之路,才能破解“三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不可免地要涉及"三农"问题。因此,要在理顺和谐社会和"三农"问题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探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从"三农"问题的现实状况看,应该从建设村级经济组织,促进农民增收和统筹城乡发展三个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化解“三农”问题的基本逻辑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影响农民收入的根源在于农业效率低下,而提高农业效率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从农业内部减少农民,这就需要借助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二是从农业外部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构建农业的外部支撑系统,这就需要借助于城乡统筹战略的进一步推进。而两种战略的实施必须以中心城镇为切入点,同时开展新农村运动,最终实现小康农村和“四个文明”的宏伟目标。     

农民负担过重的深层原因及其治理对策

目前农村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负担过重.我们必须消除各种思想和体制障碍,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政策."釜底抽薪",彻底根治"农民负担过重"这个顽症.     

农村信用体系的脆弱性与制度约束

当前,“三农问题”已然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信用体系的不完善严重阻碍了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针对农村信用体系的脆弱性,首先要完善相关的信用法律法规体系,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同时必须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构筑完善的农村信用服务体系,还要合理开发和利用农村本地信用资源,加强诚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