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网络与社会心理的交互整合

网络与社会心理的交互整合是指网络与社会心理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包括网络对社会心理的整合与社会心理对网络的整合。网络对社会心理的整合是指网络的发展使社会心理的变化加快,扩大了社会心理的范围,促进了社会需要层次的上升和多样化,增强了人们对科技的信任和社会进步的信念,提高了社会认知的地位,并推动社会认知模式的发展。社会心理对网络的整合是指社会认知、情感、动机、态度等各种社会心理对网络的影响,使网络逐渐获得和完善自己的社会属性,并形成和实现自己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心理相互融合,实现网络与社会心理的一体化。     

科学发展观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

科学发展观是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具体体现在:把群众观点和社会发展观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阐明社会发展的目的、动力、关键和核心;把系统观点运用于社会发展观,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系统性及其辩证关系;把辩证观点贯穿于社会发展观,深化了对社会辩证性质的认识,揭示了新的社会发展规律;把实践观点和社会发展观统一起来,增强了唯物史观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     

我国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分析

对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概念界定,结合具体国情,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将我国金融企业社会责任分解为六大维度,即:对股东的社会责任,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对金融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对债务人的社会责任,对政府的社会责任,对社区的社会责任.     

“对自我救助的帮助”——社会工作价值观对社会救助的介入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价值观源于道义性。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是对传统社会救济的根本性改革,随着社会救助的制度化与科层化,我国社会救助制度需要构建新的社会救助价值观。"对自我救助的帮助"即是以助人自助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介入社会救助后,对社会救助价值的新理解,它既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以人为本的现代救助理念,也有益于在实施社会救助的同时培养被救助者的自尊、自强、自立意识。     

论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企业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需要对企业加强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当前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较强,但对社会责任内容的理解不够;社会公益行为较多,但认识程度有待深化;社会责任意识浓厚,但外部社会支持不足。非公有制企业要在社会责任价值、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责任的履行、社会责任的评价等方面加强修炼。也只有这样,非公有制企业的精神世界才得以充盈。     

健康的社会与健康的社会人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 ,对社会学意义的健康进行了分析和阐述。认为 :生物学意义的健康并不能代表健康的全部 ,人同时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 ,所以人的健康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去阐述。其中 ,对社会属性健康的认识 ,和对健康的社会的认识密切相关。健康的社会应该是稳定有序、高度和谐的社会 ,具有较强的抵御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灾难的能力 ,且整个社会各系统组成要素之间有较好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能比较充分地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健康的社会要求其成员能有效地维持社会的有序性 ,使整个社会的功能发挥良好 ,破坏社会有序性的行为则是不健康的社会行为。健康的社会必须由健康的社会人组成。讲道理、讲道德和讲法律是健康社会人的主要标志。健康的社会和健康的社会人相互作用 ,可形成良性循环 ,促进全人类健康水平的提高 ,实现世界卫生组织人人健康的理想     

试述南京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

南京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 ,主要包括社会组织的改造和社会问题的处理两方面。在改造过程中 ,中共对旧的社会组织加以取缔、改造 ,或继承、发展 ,从而将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组织在新的社会体系里 ,并对产生于旧中国的社会遗留问题进行了成功的治理 ,一些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问题得到了根治。中共对社会的改造 ,一方面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净化了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 ;另一方面新政权重建了社会基础 ,国家权力迅速扩张 ,渗透到基层社会领域 ,逐渐形成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格局     

基于公民主体性的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诉求和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是对传统社会管理的超越,是在充分肯定社会组织作用的前提下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从公民主体性的视角来看,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诉求在于民众对社会福利和社会价值的共享,民众共享价值诉求需要通过政府、社会的合作治理的途径得以实现,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实现合作共治的关键因素。     

消费社会的后现代视角分析

消费社会是后工业社会的重要表现,后现代社会理论因对消费社会的批判而风靡学界。虽然当代中国社会主要表现出生产社会的特点,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心理也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消费社会的端倪。西方消费社会的种种弊端在我国亦开始显现,表现为对环境生态的影响、对人的个性发展的不利及文化的媚俗等。在这种背景下,从后现代理论视角对消费社会进行分析,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建构

基层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主体,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基层。以对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考量作为切入点,对促进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进行思考,即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功能,促进基层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增强服务对象对基层社会组织的认同感等,进而提出建立健全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支持机制、引导机制、管理机制、培训机制等对策建议。     

重释《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的人物刻画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对女主人公黛西的性格刻画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人们倾向于从传记和历史批评的角度,即从菲氏的生平、其道德观或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等角度,分析和论证黛西自私冷漠,爱慕虚荣的秉性。但透过新批评理论的视角,读者将会发现,黛西自私冷漠、爱慕虚荣这一秉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源自其婚姻生活中所遭受的一系列沉重打击。     

盖茨比与富兰克林精神--析盖茨比人物形象的历史底蕴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１８９６－１９４０）是２０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本文通过分析“爵士乐时代”的代表人物盖茨比与富兰克林精神的密切关系，论证了盖茨比人物形象与美国历史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更具典型的意义。     

被扭曲的犹太人形象的艺术表达和文化诠释--重读《威尼斯商人》

一部名著的接受历史,一方面受到作家主观意图和文本自身的直接限制;另一方面更受到接受者审美态度、价值立场、民族偏见、经济利益等诸方面条件的限制.自古以来,以犹太人作为嘲讽、揶揄和抨击对象的文学作品充斥文学史,最有影响的人物形象莫过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主人公夏洛克.这个人物身上承载了犹太人几千年来的耻辱和辛酸,而由于民族和种族偏见引起的各种历史和现实的恶果一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这虽然不能简单的归咎于作家、评论家,但引起警觉和反省总是必要的.     

社会学视角下The Great Gatsby在中国的译介

The Great Gatsby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之一，其在中国的译介长达六十余年。文章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从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核心概念出发，探究The Great Gatsby在中国的译介轨迹。从三个译介阶段考察译作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的译介以及不同译本的异同，以期解释三个译介现象并探讨其背后的社会动因。      

农民日常反抗的道义标准与策略——斯科特的农民研究

詹姆斯·斯科特的农民日常反抗理论包含两个层面的论证,第一个层面是小农反抗的道义基础、标准和逻辑,即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小农具有特殊的公正感和道德感,它包含两个基本原则：“安全第一”和“互惠”,忽视或破坏这两个原则,会激起小农的愤怒和反抗。第二个层面是,小农的力量和文化习惯等因素决定了小农的反抗是“日常反抗”,而非大规模的革命。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隐微反抗,包括行为层面的和象征性符号层面的,有其自身逻辑和意义,并影响着日常政治的运行。斯科特的研究堪称农民研究史上的一个拐点,对当今农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堕落的世界——评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

《夜色温柔》是菲茨杰拉德最出色的作品。它围绕三个人物展开,他们又分别代表三个社会阶层:罗丝.玛丽代表好莱坞;迪克.戴弗代表理想主义者;尼克儿代表富人阶层。菲茨杰拉德辛酸地描写了他们对金钱的追求导致他们以肉体堕落为起点,最终沉沦在资本主义的夜色中。作者通过三个主人公的个人堕落来揭示更大的社会危机:这个堕落世界的根源正是金钱对人的毁灭作用。     

镜中观两人 双影现一人——从现象学文论看《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人物塑造

以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名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为研究对象,从现象学文论的角度对该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进行分析。结合文本本身,指出主人公盖茨比是一个跻身上流社会却与之格格不入并走向毁灭的“美国梦”的牺牲品,而文本叙述者尼克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通过对“镜中的尼克”和“镜中的盖茨比”进行探析,认为这两个角色起着镜子般的反照作用,这两个角色的塑造综合显现出“镜子背后”作者一人的影子。     

Surviving the Holocaust: 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ces Among Amsterdam Jews

This study determined the victimisation rate among Amsterdam Jews and 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surviving the Holocaust. After linking a registration list of over 77,000 Jewish inhabitants in 1941 to post-war lists of Jewish victims and survivors, the victimisation rate lies between 74.3 and 75.3 %. Differences in survival chances and risk of being killed are examined by using multivariable logistic and Cox regression analyses. While male Jews had a reduced risk of death, in the end their survival chances hardly differed from females. Though Jews aged 6–14 and 31–50 initially had a lower risk of death, in the end compared with Jews aged 15–30 they had lower survival chances, just as Jews aged 50+. For Jews aged 0–5, it was the other way around. Immigrants showed better survival chances than native Jews. German Jews showed better survival chances than Dutch Jews, but Polish and other Jewish nationals showed highest survival chances. Jews who had abandoned Judaism had better survival chances than Jews belonging to an Israelite congregation. Divorced, widowed and unmarried adult Jews had better survival chances than married Jews and their children; Jews married to non-Jews, however, had one of the highest survival chances. Jews in the two highest social classes had better survival chances than jobless Jew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urvival was not random but related to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is sheds light on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 Nazi persecution reduced the Amsterdam Jewish community drastically, and 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survival impacted the post-war Jewish population structure.     

重思赞米亚区域的稻作与社会——物种间民族志角度的观察

在被斯科特重新界定后包含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大陆山地的“赞米亚”地区,不仅人群之间界限模糊、不断混杂,稻作也表现与常见的集约型水田农业明显不同的一面。本文通过水稻、陆稻和块根类作物的比较,对本区域农业生产逻辑的内在理路进行重新梳理,发现以往认为分属两种生产体系的稻作农业和山地游耕农业存在某种一致性:缺少田间管理,不提倡用增加劳动投入的方式追求高产,都看重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多样性的食物。不仅是从事游耕的居民在逃离统治,赞米亚地区经营稻作的农民也有与低地政权关系疏远的一面。斯科特对于边陲地区农业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解还有不足,本研究可以对其将稻作和块根种植分别视为“服从农业”和“逃跑农业”的基础论断构成某种程度上的挑战。     

试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人物形象的深层意蕴

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双重视角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现实作了准确的刻画:既有一战后国内经济的繁荣,又有年轻一代道德的缺失,该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广泛赞誉,作者也因此声名鹊起。作品中作者以较多的笔墨贬低、丑化女性的同时,有意褒扬、美化男性,体现了父权制下"厌女倾向"对作者创作的影响及作者创作态度的主观性和不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