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遇龙河案例

景区和社区紧密相连的遇龙河景区处于旅游发展初期,其社区参与前期为自发参与,后期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社区参与迅速发展,多元主体大量介入,政府的管理和规范面临很多困难.由于政府政策实施不到位、对企业管理不善等原因,也使无序的社区参与不能及时遏止.     

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

社区居民是旅游开发的主人,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也是最终受益人.因此,社区参与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景区和社区一体化的傣族园景区的社区参与比较广泛,主要体现为开傣楼、经营傣家乐和成为公司员工三种形式.这种国有企业主导下的社区参与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性等而存在着许多难以协调的利益关系.     

旅游人类学在中国

旅游业急速发展的现实充当了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最强大的推动力,旅游人类学在国外四十多年的成长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借鉴.中国旅游人类学在这双重合力的推动下,学术活动频繁、专业刊物搭建平台、基金资助力度加大、学科建设初见成效.在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旅游真实性理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领域的研究进展显著.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既需要深入发掘人类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优势,也还要扎根中国现实.     

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社区是旅游资源的重要载体,是发展民族旅游的基础.民族地区社区文化特色是民族旅游开发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最大"卖点".本文就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促进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有效对策.     

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的影响因素与措施

社区参与旅游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旅游资源和环境的独特性,旅游业的发展更离不开社区的参与合作。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意义和影响因素分析,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措施。     

新农村法制建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视角

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二者互相依存。在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深入贯彻法制建设,将为社区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保障。在社区参与中,合同等法律手段可以作为相对弱势的社区农民利益保障的手段和渠道,同时也保护政府和旅游企业的有序经营和合理开发。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制建设不应忽略社区传统习惯法的有效成分。     

旅游人类学发展述评

旅游人类学在我国大概是20世纪末才出现的,是最为晚近的一门新兴学科。本文从旅游人类学的产生及发展入手,探讨了旅游人类学的学科性质,综合比较并简要分析了旅游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以期对旅游人类学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旅游人类学发展述评

旅游人类学在我国大概是20世纪末才出现的,是最为晚近的一门新兴学科。本文从旅游人类学的产生及发展入手,探讨了旅游人类学的学科性质,综合比较并简要分析了旅游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以期对旅游人类学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社区参与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基于桂林市东宅江瑶寨的实证研究

目前,在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社区参与问题主要有三个:项目论证阶段的缺位,项目实施阶段的越位和项目遇到困难时的失位.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开发商、村民和政府三者的准确定位与和谐沟通.     

西方旅游人类学与中国旅游文化研究

本文通过探讨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学术渊源、研究立场,揭示其对建构中国旅游文化研究的启迪意义,提出应将西方完备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结合起来,作为旅游文化研究的哲学根基,在多重交融中促进旅游文化研究并推动我国的旅游业朝着有序、和谐、稳健的方向发展。     

社区居民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探讨

由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核心是让社区居民作为主体力量参与到社区旅游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因此,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逐渐成为研究者们在探索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时的关注对象。文章阐述了居民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分析当前社区居民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现状及制约因素,并提出了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对策和建议。     

社区参与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正效应

从传统文化保护的视角,解读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民族发展的积极效应.旅游的适度开发与有效控制,可以削弱旅游的消极影响,扩大积极影响,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社区参与可以强化社区居民的自我意识,增强社区认同感,促进传统文化的延续.研究者应该避免夸大旅游对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避免把自身的价值取向强加在研究对象身上.     

民族旅游与社区教育:以大寨红瑶为例

通过广西龙胜大寨红瑶个案,分析了民族旅游对社区教育的影响,认为民族村寨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文化传承方式都发生了大的变迁,同时,面临消失的传统文化在旅游中得到了复兴,红瑶人的价值体系也在旅游开发中被重新建构.     

社区参与视角下的县级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以山西祁县文化局为例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为2003年公约),明确社区、群体和个人应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主体作用。祁县文化局立足地方,把筹集到的民间资金用于举办非遗比赛,用公共文化财政专项资金购买戏剧文武场乐器和地方戏下乡演出服务,提升了非遗在地方的传承活力,密切了非遗与地方民众间的情感联系,其保护效果无形中与2003年公约的社区参与理念相契合。借鉴祁县非遗保护实践经验,我国应不断推动2003年公约精神体现在基层地方非遗保护工作中,改变当下比较常见的两种保护倾向,尊重非遗传承群体,立足本地保护非遗。     

文化传承视野下社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思路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基于其源在社区,而且承在社区的特点,选择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是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践行方式。为实现开发与传承的良性互动,应以民族村寨为依托,构筑参与平台,提升参与能力,营造参与环境,充分实现社区主体角色的培育。     

多元精英参与地方民族事务治理：基于乡村旅游治理实践形态的个案考察

结合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地方多元精英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实践与西方参与民主理论的观点并不相同,呈现为四种参与类型,且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包括合作关系、协商关系和分歧关系。选取的三个典型案例表明,政府主导型合作性事务参与、精英自发型协商性事务参与、精英自发型分歧性事务参与是当地多元精英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三种实践形态。这一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民族事务治理的基本状况及未来发展走向。     

旅游发展中族群文化的“再地方化”与“去地方化”——以丽江纳西族义尚社区为例

采用人类学"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概念作为理论工具,选择丽江市古城区内的义尚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族群文化"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表征,发现旅游平缓发展为义尚社区族群文化带来"再地方化"与"去地方化"交织的局面;旅游发展与社区内各利益主体的集体选择是社区族群文化"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两个重要因素。最后,探讨了族群文化"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在不同社区的表征差异,并认为旅游的发展并不会完全破坏社区族群文化,也不会抹杀地方的地方性。学术界关于旅游是引起"无地方性"与"非地方"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