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驱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设计准自然试验,借助2011-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从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两方面考察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与非试点区域相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地区内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效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碳排放权交易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显示,在不同城市层级与城市规模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作用,在中心城市与大中型城市中政策激励效应更显著。有鉴于此,提出持续实现碳市场主体与品种扩容、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减排作用、制定差异化激励措施相关建议,为提升企业碳减排成效提供理论参照。     

碳排放权交易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西方各国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而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虽然已经初具规模,但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初始分配不公、缺乏监管机制、不成熟的交易市场等。在对各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论述的基础上,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进行研究与借鉴,从公平化初始分配、完善监管机制、建全交易市场等角度充分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社会正义视域下碳排放权初始额度分配规则之选择

正义是碳排放权初始额度分配规则的首要德性。因此,碳排放权初始额度分配规则必须接受正当性之检验,使之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我国正在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统一市场建设,碳排放权初始额度分配规则是其中一个关键要素。在此背景下,应当结合生态-社会-经济等多元目标,综合权衡,充分照顾欠发达地区、贫困人群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选择多元化的碳排放权交易初始配额分配规则,并建构有效的碳排放权初始额度抵扣机制,降低基本民生产品生产企业的成本。     

北京市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研究及国际经验借鉴

以提出北京市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设想为目标,通过北京市与国际上的碳排放市场、初始分配方式、碳排放权交易绩效的对比分析,得出限制比例的免费分配与拍卖分配相结合的混合分配方式在北京市最为适用,并提出分区域治理、规定剩余碳排放权去向的分配模式设想。     

我国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利益考量与制度构想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市场化手段,有助于实现我国的自愿减排目标。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作为排放权交易的起点,存在诸多利益分化。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如果初始分配不合理,将导致利益失衡,从而降低污染治理效率。因此在实践中应采取灵活的机制,实现初始分配的公平,使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更多主体所接纳。     

碳排放权的规范解构与实践反思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制度创新,也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研究主要从静态、宏观的视角讨论碳排放权的性质和法治化路径,对解决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运行的具体问题策应性不足。碳排放权的权利变动包含初始分配、市场交易、核查清缴三个前后关联又相对独立的实践阶段,使得碳排放权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法律属性并对应不同的现实问题。因此,在规范层面,应当完善碳配额分配方案、碳交易主体与产品、温室气体监测-报告-核查规范体系。在纠纷解决上,应当赋予排放企业异议权,明确排放企业通过民事或行政诉讼主张权利的具体情形。     

碳排放交易中配额无偿分配的制度构建

无偿分配是碳排放交易制度实施初期广泛采用的配额初始分配方式。由于过渡期的产业竞争力保护和碳泄漏的存在,无偿分配方式与有偿分配相比具有其内在必要性。无偿分配在实施过程中分为历史排放法和基准法两个大类,前者操作程序简单但分配公平性存在缺陷,后者有利于减排激励作用的发挥,但复杂的设计流程往往导致了较高的实施成本。政策制定者在应用无偿分配的过程中,可以考虑优先采用历史排放法,并逐步实现向基准法的过渡。     

林业碳汇交易市场机制路径探析

林业碳汇交易的首要问题是确立碳排放权,林业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应兼顾公平与效率;林业碳汇交易的重心是国内林业碳交易市场,要注重与清洁发展机制的协调,通过明晰林业碳汇产权、确定交易价格、明确交易的利益分配、确立交易主体客体和第三方,拓展林业碳汇融资渠道,建立林业碳贸易机制,开征"碳税"等方式,实现林业碳汇交易的市场机制路径。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

采用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港澳台地区及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未进行试点的区域,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的碳减排,降低了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挤出效应、激励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3种微观机制达到碳减排的效果。基于此,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扩大政策试点范围;培育企业环保和绿色创新新业态,为企业提供技术补助和绿色创新的资金支持;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等建议。     

论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碳排放权具有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和控排企业私人财产利益的双重法律意义,因市场机制必须经过政府管控才能发挥减排效用,所以碳排放权受到行政规制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政府没有干预碳排放权中财产利益的目的,碳排放权本身也没有对抗政府规制之意,因此,以权利受到行政规制为由认定碳排放权具有公法属性不符合公权利的定义。初始分配和清缴配额环节的公法属性或源于政府对配额的管理,或源于行政法律义务,但都无关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除了可交易性特征,碳排放权对控排企业支配配额财产的保护,碳排放权法律关系的自愿性和平等性都表明了碳排放权是私法权利。     

如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制造业低碳转型与稳增长协同发展——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的地级市制造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制造业低碳转型与稳增长协同发展的影响及路径,结果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有效推动制造业低碳转型与稳增长协同发展。(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通过市场机制激励制造业更新生产和研发设备、优化人力资本和推动地区绿色金融改革等三个途径有效促进制造业低碳转型与稳增长协同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一方面,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碳排放权政策具有更好的平均促进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动态效应检验还发现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该政策的持续性也会表现更好;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还受到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地区自然资源禀赋越低的地方该政策的激励效果则越好。     

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属于一种基于利用市场力量和经济激励的环境政策工具。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机制(JI)和排放贸易机制(ET)三大减排机制各有利弊。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机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存在缺乏定价权、碳金融市场发展滞后、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交易市场等问题。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碳排放权尚不具备商品属性;在碳减排的管理上没有形成高效的运行机制;数据收集、配额分配、排放监督测量等基础性工作不健全;企业对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均缺乏必要的认识。构建健全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主要策略是大力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采取先自愿后强制、最终实行总量控制的渐进策略;促进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组建非政府性监管机构;加强碳市场的法律制度建设。     

碳排放权交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启动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评估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影响的动态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所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交互项系数在0.05左右，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会明显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会逐步增强。机制检验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会通过倒逼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无法抑制能源消耗的增加。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履约惩罚制度完善

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实碳达峰的行动方案，我国以《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为基础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但该制度在履约惩罚方面存在罚款数额设定不科学、幅度过大等问题，从而不能对控排企业产生足够的威慑力，易造成自由裁量权泛滥、权力寻租等。威慑理论和成本收益理论为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惩罚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惩罚制度需要正确定位，合理确定行政罚款的数额，包括建立行政罚款的衔接制度，提高违约成本；合理设计“倍率数距＋数值保底”罚款数额，施行双罚制；威慑与激励制并行。     

碳排放权交易的微观效果及机制研究

自2013年6月起,我国先后在深圳等七个省市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利用这一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性质,以及基于2012—2015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的双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减排效果及减排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有效促使企业碳减排,但企业主要是通过减少产量这种短期行为来减少碳排放,而非通过投入减排技术以达到清洁生产来实现长期减排。相关部门可通过将市场碳价维持在有效区间,为企业提供减排技术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减排行为,以促进节能减排的技术投入,实现长期减排效果。     

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的配额分配方式研究

我国将在目前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TS)。配额分配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且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较大、与现有行政体制的协调等特殊问题。研究全国ETS的配额分配方式发现,其核心是合理分配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决策权,并从全国ETS的排放总量、各省ETS覆盖部分的排放总量、企业配额分配方法的确定方式等三个方面,分析不同政策选择的优劣,提出一种全新的分配方式:以属地化分级管理制度为基础,中央政府负责确定统一分配方法和差异化区域调整系数,省级政府在允许的范围内自主选择调整系数,并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下实施配额分配。这种方法既能向省级政府提供灵活的决策空间,又能从中央层面予以约束,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囚徒困境的影响,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视作准自然实验，采用SBM-GML方法构造全域GML指数来表征绿色经济增长，并使用双重差分法就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碳交易政策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东西部地区政策效果显著，而在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加大环境政策力度和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     

论我国碳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

随着全球变暖的影响日益扩大和人们对全球气候的担心,以碳排放权交易为中心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已成为推动低碳经济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碳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也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碳交易的基本法律规则尚未确定,本文拟就碳交易中排放权的法律属性、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碳排放权的定价和碳交易场所设置等问题,提出构建我国碳交易法律制度的具体设想,以供国家立法和决策部门参考。     

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分配模式仿真

京都议定书提出了消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具体目标及消减方案,由此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成为关注的热点。目前,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排污权交易与其他环境污染治理方式的比较以及排污权的初始分配问题上,而对于初始分配之后具体的分配规则的讨论和研究较少。基于二氧化碳排污权初始为免费分配这一前提条件下,分析了基于历史排污法,更新排污法,历史产量法和更新产量法四种不同分配方法,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电力行业,仿真测度其绩效,得出了有益的结论。     

碳排放权交易的理论与实践——以欧盟减排交易机制为例

基于价格控制的税收手段和基于总量控制的碳排放权交易手段是温室气体减排的两个经济手段。碳排放权交易手段的理论依据是资源稀缺性理论和产权交易理论。《京都议定书》的三个灵活减排机制推动了碳排放权交易。欧盟减排交易机制下的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全球最大的规范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尽管碳排放权交易手段在控制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在运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研究也需拓展理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