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摘要：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论江西诗派对韩愈“以文为诗”的接受

韩愈学杜变杜,通过＂以文为诗＂使诗呈现出新的面貌。江西诗派学杜学韩中,＂以文为诗＂乃是其学习的主线。在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倡导下,对韩愈＂以文为诗＂不断扬弃,通过艺术创新,从而形成自己的＂法度＂。     

试论“新月派”“现代诗派”诗歌的音乐性探索

五四以来,新诗蓬勃发展,但新诗过于散文化,脱离了诗歌的本体。新月派和现代诗派在借鉴了中西方诗歌特点的基础上,对新诗进行了反拨,尤其在音乐性的探索上成绩斐然,对新诗音乐性探索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新月派提出诗歌的"音乐美",现代诗派主要是强调音乐性"纯诗",他们对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艺术派自我小说的构成与演变

本世纪20年代初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众多的文学派别，“为艺术派”就是其中一种。其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一种自我情绪型的浪漫、伤感色彩，提倡“自我表现”、写身边事、以抒情为小说的中心枢纽。它是“五四”特定时代的一个小说品种。     

废名的隐逸和文学表现方式及其在现代隐逸派的独特地位

废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另类,但是从现代隐逸派和现代隐逸文学的角度来说,他又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废名受到周作人的影响加之其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先后两次隐居,是现代隐逸派的忠实实践者.在文学上,他创作的《桃园》、《桥》、《莫须有先生传》等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田园世界.在废名的小说中,桥、塔、坟等意象都具有隐逸的哲学意蕴.他塑造的人物如小林、莫须有先生、陈聋子等人也是废名隐士人格的外化,是隐士原型的变形.废名的这种语言和审美风格直接影响了沈从文.从周作人到废名,从废名到沈从文,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后者又实现了对前者的超越.可以说,废名在现代隐逸派,在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闽学之祖”欧阳詹的心学意识及其对韩愈、李翱的启示

中唐是中国古代文明向近现代文明转型的起点。近现代文明以关注自我为前提,以人文关怀为终极目的。在这一文明转型中,"闽学之祖"欧阳詹的心性本体意识和人文思想上承孔孟、子思,下启韩愈、李翱,对华夏文明由中古哲学的礼本体论嬗演至现代心性本体理论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显示了华夏文明由中古向近现代转型的必然趋势。     

明人的创新观与集大成意识——以“七子派”为个案

明人论诗普遍具有集大成意识,尤以七子派最甚。其基本内涵是：应师法典范作品,借鉴前人优秀创作的成功经验,集众之优而成就己作,从而创作出优秀作品。创作以集大成为创新,是明人面对创作的现实困境做出的选择。在实际创作中,集大成意识会导致模古流弊,但它强调继承、借鉴前人优秀的创作经验,从继承与创新的角度来看,还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十年一剑：《陕派律学家事迹纪年考证》的史料与法学价值

陕派律学是中国法律古今交替时期出现的律学派别,其时代特征是,司法经验丰富,传统律学知识精湛。其代表人物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的经验和理论,是传统法律文化的宝贵资源。《陕派律学家事迹纪年考证》一书,以合谱的形式填补了陕派兼豫派律学人物研究资料缺乏的问题。该书展示了清末律学人物的生平经历、人生遭际、交往、品性、学术文章等,展现了传统律学从出现到消亡的过程,也能感受到在传统法到现代法的重大转型中律学家们的不同立场,这些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法律转型极具重要意义。回顾中国法律走过的近百年历史,其中的经验与智慧是可以汲取的。     

列宁关于杜马问题的辩证分析、对召回派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低潮时期,列宁改变革命高潮阶段对杜马的抵制策略,将杜马视为合法斗争的重要方式并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党积极参选第三届国家杜马。然而党内出现了不顾客观形势变化而盲目抵制杜马的“左”的召回派。他们只看到杜马作为资产阶级机构的反动性,却忽视了无产阶级借助杜马推进革命进程的迫切性。对此,列宁从实际出发辩证分析了抵制杜马的原因,揭示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内在的辩证法”,批判了召回派“离开党的政治路线”、僵化教条、“左”的取消主义的错误。列宁的批判还具有对召回主义背后哲学唯心主义元批判的深层次逻辑。列宁对杜马问题的辩证分析及对党内错误思潮的批判,推动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也对当前坚持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地解决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为宗”: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兼论中纯夫先生王门三派说质疑

目前,王门现成、归寂、修证三派说取得普遍认同．日本学者中纯夫先生对此提出异议,但不反对现成派的名称。然“现成”之说并未表达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王畿一生所标榜的是“四无税”．“现成良知”仅是他与归寂派论争中出现的。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应是“自然为宗”。     

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生存方式——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新探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仅正式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命题,更使为人民服务成了共产党人的生存方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揭示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生存关系,蕴含着在守护初心之中素位而行的生存论结构,展现着在先行领悟中领先筹划的生存情态,建构为终生与世代绵延永续的生存时间。新时代坚持和弘扬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要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生存。     

以人民为中心：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条红线,也是其价值追求所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将一切为了人民作为基本遵循,坚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推进各项工作,人民群众也有权利来检验并享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成果。立足新时代,要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组织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构建多元治理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治”结合的治理体系,以此彰显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以“乡村之治”,助力于“中国之治”。     

废名的隐逸和文学表现方式及其在现代隐逸派的独特地位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力资源分配的目的是实现运输供需平衡,从解决网络运能瓶颈与服务瓶颈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旅客平均等待时间,企业运用车组数,列车满载率等因素提出了高峰时段及非高峰时段网络运力资源分配模型,最后实例验证了模型在独立运行模式下对网络运力分配的有效性。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逻辑

在历史的脉络中,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蕴含着“民族”和“民主”两个要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通过唤醒各族民众的“人民”意识,激活“人民”的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起点,也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政治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族”与“人民”产生了深刻的意义关联,自近代以来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实践被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以“人民共同体”为政治基石,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优势,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的政治逻辑,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讲演,号召全党全军为人民利益工作,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个讲话经过整理形成名篇《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思想内容,影响深远。《为人民服务》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主要表现在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方面工作中,“为人民服务”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价值观。新时代重温《为人民服务》及其思想,有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读者为本：社科学报科学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

我国社科学报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复、发行量少等问题与社科学报无视读者的存在、没有把以读者为本作为社科学报科学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有密切的关系。,社科学报必须正确认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坚持以人为本,使以读者为本成为社科学报科学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首先要以读者为本,选准市场定位,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其次,要以读者为本,注重版式的美化,舍弃千篇一律单调呆板的版面设计,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再次,要以读者为本,发行网络化,在网络阅读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阅读方式之一的情况下,社科学报要注重与读者的交流,增强读者对刊物的认知度和信任度,举办学术论坛或研讨会,引领学科领域的学术理论研究     

论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形成了科学的原则和方法,以"鉴戒"思想为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并非只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坚持这一思想,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以苏联为鉴戒",确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     

五四新文化派的政治转向及其思想差异——以《每周评论》时期为中心的分析

五四新文化派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胜利激发转向现实政治的标志是创办《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与《新青年》虽有分工,但政治诉求上的关联却相当明显。新文化派的老师辈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的运动,是因为他们仍抱有启蒙之念,更倾向于坚守思想革命、以舆论批评这种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方式影响社会。然而随着新文化派中的激进成员逐渐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新文化派彻底走向分裂。但即使在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的激进成员中,其接受的初衷、方式以及思想取向也存在着差异。这个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立场及其实现路径

政治经济学以政治为先,为经济学提供价值立场、制度、体制等保障。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为中心”,其逻辑造成了社会和人的发展危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强调坚持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以资本为中心”的扬弃,其根本宗旨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抽象的价值悬设,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体制等为实现路径,有效保障其从理论转变为现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事强制执行立法：逻辑起点、价值理念及关键环节

人民性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亮底色,我国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事强制执行立法的逻辑起点是民事权益的有效司法保护,保护路径为由抽象的民事权益确认到具体的民事权益确定,再到实际的民事权益实现,实质是将静态的权益宣告转化为现实的权益确定,再以国家强制力确保权益实现。该立法应当以程序利用者为中心,既要抵制实务部门的本位主义倾向,也要避免列举域外理论或立法例来代替实质性论证。民事强制执行立法不仅应当妥善调整债权人、债务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还应当防止未经正当程序保障且不具有主观可归责性的主体被随意卷入强制执行程序。因而,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应当贯彻效率、人道、安定3种价值理念。贯彻民事强制执行立法三大价值理念的关键在于:在执行权利义务配置方面坚持执行当事人不平等原则、在金钱债权的执行方法方面突破间接执行补充性原则、在执行标的物确定及变动方面妥善协调3种价值理念、在执行救济方面确保不具有可归责性的案外人可以迅速摆脱执行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