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围绕“第二代民族政策”论争的一些问题的评析

中国与西方关于"民族"的概念有很大差异。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可以叫做"文化民族",近代以来伴随"民族国家"崛起而形成的"民族"可以叫做"政治民族"。任何现代国家不论姓"资"姓"社",建设过程中都有一个由传统"文化民族"向现代"政治民族"过渡的必经过程,国家应采取种种措施去建构作为"国族"的"政治民族",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去建构"国族"。民族问题"去政冶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主张者以否定民族集体权利、建立同质化的"公民"或"国族"的构想是违背"民族平等"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是违反中国国情和当前世界潮流的,如实施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能采取"同化"或"融合"的方式,而应当按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思维去"整合"建构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民族——中华民族。     

论多民族国家视域中公民文化的成长与政治认同的建构

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始终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主题.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民族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变化,致使中国各民族政治认同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我国现代公民文化的培育和国家政治认同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继承与创新、变革与重构的复杂态势.公民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性、包容性的主导政治文化,成为加强和完善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文化基础和新型资源.发展公民社会、培育公民意识、建构公民身份、维护公民权利,形成现代公民文化体系,是建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必由之路.     

中华民族发展的三重逻辑

中华民族在发展进程中历经自在的历史形态和自觉自强的现代形态,具有历史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甲午战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中华民族从自在逐渐走向自觉,知识界和革命派代表人物吸纳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建构了“中华民族”概念和现代国家理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本完成,中华民族被赋予了国民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现代意涵,具有了国家民族的政治属性,成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主体表达和国民依托。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可以归结为多元交融的自在阶段、存亡抗争的自觉阶段和民族复兴的自强阶段,蕴含着民族认同的国家逻辑、民族演进的历史逻辑和民族复兴的现实逻辑。     

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的反思

人们是根据自己“特定的政治目的”来建构或重新建构本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十分关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重新建构民族或族群的历史记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没有冷静地反思一下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是怎样建构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在阶级斗争意识日益强化直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氛围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准确阐述,扩展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其产生的实际效应就是使人们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完全等同起来,并按此种思维定势建构了大量民族历史记忆和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对我国的民族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对“民族国家”和“国族”问题的理论思考

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和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论姓"资"姓"社",也都必须建构"民族国家"和"囯族"。只不过像中国这样受到"天下主义"历史传统深远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族建构方式和途径上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有本质的不同。"国族"建构长远和根本的任务是增强文化认同,集56个民族文化之精萃打造中华民族的大文化,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必须"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伟大战略任务。     

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整合的双重困境及其突破——苏联和澳大利亚民族整合政策的比较分析

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意图是培养各民族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存在着冲突,这种身份差别扩大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在国家建构中,多民族国家设计了不同的民族整合方案,其中苏联利用了"族群联邦主义"的政治化族际整合模式,澳大利亚采取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整合政策,这两种民族整合方式在缓解旧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问题和国家认同危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民族整合双重困境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民族问题上,必须强化国家能力建设,培养民族的向心力,提升民族的国家性。     

成为保加利亚人:民族国家构建与地方社会转型--以保加利亚波马克人的民族化进程为例

围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争论由来已久,它不仅涉及认识论意义上的不同理念、范式的竞争,更关系着现实政治。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国家不但继承了奥斯曼帝国遗产,同时深受西欧民族主义建国思想和地缘政治影响,致使该地区民族问题异常复杂、多变。有关民族、民族主义认识范式、类型的评析,展示了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保加利亚波马克人的民族化进程,其民族国家构建深刻影响着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经济活动、社会习俗、私人生活等变革。     

认同建构中的时间取向

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时间性”密切相关。通过分析中国现代民族认同的两大建构路径,即“现在—未来”导向路径和“现在—过去”导向路径,可以看出,在时间性的三个层面里,“现在”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现在—未来”导向的路径从未来寻求合法性,主张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民族认同的建构所依据的是精英知识分子所设定的民族国家的规划。而“现在—过去”导向路径则是从过去寻找合法性,以回归传统、挖掘新的传统或是重构传统的方式,通过与“过去”建立起联系,使自身权威化。无论是哪一种路径,民族认同建构都是以“现在”为核心的。因此,在民族认同建构的“时间性”问题中,“现在”之重要不仅仅在于“民族认同”是现代现象,它更是重组过去和未来关系的关键。相对于“真实的过去”的不可改变,“未来”的不确定,“现在”却为建构者的主体经验参与到认同建构中提供了机遇。在重组过程中,建构者得以充分调用“过去”和“未来”的资源,使民族认同获得它所需要的多元的合法性。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从近代中国国家观的建构出发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传统帝制国家解体和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文化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在近代中国,政治体系变革与政治文化转型表现出彼此推动的特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形态复杂多样,其中国家观念的现代转变无疑非常重要。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有很大差异,甚至存在严重冲突。近代国家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形成解构了传统中国的天下国家观,是建立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同时,公民观念的建构冲击了传统的臣民观念,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大变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适应了中国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     

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辨析——兼与叶麒麟博士商榷

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最基本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有学者将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两个特性,并以此为框架分析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本文认为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现代国家形式,将其作为现代国家的特性稍有不妥。同时,这种简单认定忽视了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划分标准的差异以及内在关联,在给民族国家"瘦身"。事实上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仍然显示出巨大的解释力和活力,二者是并非并列或互补关系,而是包含关系,民族国家是民主国家建立的基础,民族国家构建目标包含民主国家所承载的使命,将民主制度建设视为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阶段更符合逻辑,也更符合实际。对政权合法性的追求也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目标之一。     

民族国家时代的民族与国家

当今时代,民族及其相互关系对社会的影响日渐突出,而“民族”概念则根源于今天国家的主要形态——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既是民族与国家的逻辑前提和理论预设,又对民族和国家现象形成实际的规约.时至今日,人类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既然如此,离开民族国家来谈论民族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应对民族问题的方式等,都难免隔靴搔痒或者陷入无谓的论争.因此,在讨论民族现象、民族问题、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及民族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时,不妨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进行理性的思考.客观地说,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坚持“国家主义”的取向,才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治理能够形成并有效实施的基本条件.这也许能够突破自缚之茧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恰当途径.     

与国家达成共识——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略论

中国民族识别,是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所开展的一场国家重大工程.它奠定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56个民族的模式”,以及每个人的民族身份.那么民族识别是如何开展,并最终形成了中国的“56个民族的模式”的,作者在多年所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以云南省这一民族最多样化,民族问题最复杂的地区为例,对当时的民族识别过程进行了动态的再现.展示了现代中国民族识别的过程和路径,揭示了现代中国民族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本上的重要意义.     

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进

［摘要］人类社会中曾出现不同的政治实体与国家形态,现代“民族”（nation）观念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是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在欧洲的,并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侵略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尽管许多国家并不具备欧洲“民族主义”同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但是在西方主宰的国际交往和法规中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民族国家”的形式。为了理解今天世界各国政治实体的发展历程,也为了理解今天中国社会和国家形态的演变历史,本文讨论了“民族”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现代公民国家和传统部族国家的差别,以及今天在理解民族国家形态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     

民族国家视阈下我国“西北边疆”的生成与政治地理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过程中,对“西北边疆”的认识与界定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最终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传统封建王权国家被迫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结果,既符合我国政治地理的演变历史,也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边疆治理观念发生变化,首先在由传统“塞防为主”国防布局向近代“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布局变迁中,维护西北陆权是伸张海权的基本前提;其次,西北边疆由国内地缘政治要素向国际地缘政治要素升级;第三,两个层次的“西北边疆”具有特殊重要的国防意义。至此,确定西北疆界、守卫国土成为近代以来我国作为民族国家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旨。     

卷首语

在本期“民族问题研究”栏目中,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陈玉屏教授特别提醒大家冷静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建构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和中华各民族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陈教授从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入手.旁征博引,追根溯源,深刻地分析了人们陷入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理论误区的由来。他强调中国应该在“三个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下,认真梳理和科学建构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高永久教授对民族政治体系的建构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他运用民族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国家形态的民族政治系统和非国家形态的民族政治系统在民族政治体系中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 根源、发展路径及原因探析

库尔德问题是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自1921年伊拉克王国建立之后,库尔德人就在为争取自治而斗争,其民族认同也经历了民族意识觉醒、民族主义高涨到民族分离主义滋生等发展阶段。库尔德人"民族认同"的变迁与伊拉克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库尔德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1921年以来伊拉克的政治生态。2017年9月25日,库尔德自治区举行了独立公投,严重冲击着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文章通过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民族认同"的根源、发展路径及原因的探析,试图厘清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发展的脉络,以期为解决多民族国家中出现的"国家认同危机"问题提供借鉴与参考。     

民族国家与民族问题

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国的现代多民族国家,但也生成了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外蒙古的独立,西藏的“驱汉”,新疆的泛突厥运动,满洲国的创立,内蒙古的统一自治运动,西南夷苗的政治承认诉求,所有这些都是创建民国之后生成的问题。与中华民国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之大道,那就是: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这个国家。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     

国家构建与民主政治基础的确立

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完善过程，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完善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绝对专制主义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之上的。中国国民观念的提升与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也应建立在民族国家形成这一基础上。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些基本国家制度没有建构好，过分地强调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会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民族国家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概念是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构与全球扩张联系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说,民族就是取得了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而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人群共同体。它不仅有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更是支撑中国民族国家制度的基础性政治资源。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西方各种政治思潮渗入我国,加上我国一些政策取向及边疆治理方略的偏差,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受到了侵蚀和稀释。因此,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夯实中国民族国家制度,我们必须要珍视这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宝贵政治遗产,凝聚价值共识,并以实际的举措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使中华民族沿着更加增进内部凝聚的方向发展。     

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及其挑战

现代民族国家产物的跨界民族,对于民族国家边界的形成与边疆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既是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实现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基本方略。在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建构过程中,政治法律、文化心理与公民文化途径被普遍采用。在全球化背景下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面临着族性张扬、参与困境与权益维护等挑战。